序

　　忧思与直言：学者的责任与良知

　　在本书付梓之前，兴斌先生给我发来一封邮件，邀我作序。不知为什么，我当时连书的内容也没有问一声，就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当他把书稿电子版发给我的时候，才猛然发现，我的承诺实在有点轻率，面对书稿和给我的期限，我一时不知如何交差。但我心里明白，他绝不是叫我给他抬轿子的，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力气和勇气，也没有这个必要。

　　兴斌先生长我几岁，说来我们都属旅游圈子的人。虽然彼此相识亦有数十载，但私交并不算深，平时没有太多的交往。细想起来，是否单独在一起喝过茶都不记得了，偶尔见面时从不寒暄，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供职于北京一旅游高等学府，位于东五环以东，桃李满天下；我上班在中国社科院的一个所，地处西二环以西，常坐冷板凳。退休之后，他的新家又向北移以求清静，我的住处也向北移靠近鸟巢，因此，彼此若是相见，往往不是在市区，而是在城外。不过，我们又好像是同在一个大院的老邻居，他在各种媒体上发表的文章我经常看到，在我的博客上也经常留下他访问过的痕迹，虽然没有“顶”的标识。

　　本书名为《旅坛忧思录》。书卷未翻，就已经给了人一种沉重感，使我立刻想到了“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简称UCS）。那是个国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创建于40多年前的美国，至今活跃非凡，其成员是各路科学家，人数有十万之众，遍及世界各地，他们以自己的学科专长，经常撰写研究报告，向政府提出批评与忠告，其目的是避免科学技术遭到滥用。也就是说，一些有良知的科学家，因忧而思，深思而言，以言警世。本书名之中加进了“忧思”二字，是否亦有此意，不得而知。我猜想，这应当是作者在旅游的研究过程中，曾为看到或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而忧虑，愿将这些忧虑之缘由说给人听。看来，今天，往昔肩头上沉甸甸的工作负担已卸，有时间和精力把曾经的忧思加以梳理，集辑成书，重新出版，再次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至少可以留存，让历史来评说。如果这样揣摩是对的，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我对学长的执着和责任感深怀敬意。

　　说起来，新中国的旅游发展亦逾花甲，但严肃的研究充其量也不过三十年，似比西方很多国家要晚得多，这自然与国情相关。不过，看一看名录或名片，中国的资深、知名旅游大家人数颇众；搜一搜书目或广告，中国各种冠以“学”、“论”的旅游专著甚丰。细数一下欧美的旅游学者，称得上大家的也就那么几位，他们终生的著述也就那么几部，但是，那些成为经典的专著，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一版一版地连续出版。然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实不多见，这或许也与国情有关。说起来，本人误入旅游学术圈的时间也不短，可越研究心里越觉得没底，真有一种“说不清，理还乱”的纠结。至今，虽徒有白发满头，对旅游之“学”、“论”仍不敢问津。因此，对像兴斌先生这样，直面现实，有一说一的研究风格颇为赞赏，因为，读他的文章让人感到确有收益，知道他在说什么，明白他要表达的观点，能指出问题的症结，开出医治的药方。至于是否可治病救人，或者病人是否愿意照方取药，那自另当别论。这样的文章要比那些套话连篇、只说别人如是说或通篇a+b≠c的天书不知要好多少倍，至少它让人感受到作者的责任和对读者的尊重。我非常希望已经摆脱了因评职称要发文章的同行们，多写一些水分少一点的文章，多写一些让大多数人看得懂的文章，多写一些用中国话就可以充分表达的文章，多出版几本把中国问题说清楚的经典佳作。

　　兴斌先生是个多产学者，仅在本书收入的文章已近百万字，几乎涵盖了与旅游相关的所有领域，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跨越不同的学科，涉及古今中外。作为同行，我佩服兴斌先生的博学与勤奋，赞赏他的敏感、敏捷与直率。尽管他的一些观点我未必完全赞同，尽管他的文风我也难以效法，但他的文章我愿意读，因为我觉得的确能够从中得到知识和启发。这也许是当初一时兴起轻率答应写序的一种解释吧。

　　我自知没有资格评价兴斌先生的学术贡献，也没有必要评说他的学术观点，因为你手中的这本书说得更清楚，但我愿意推荐大家读读这本书，尤其是旅游学界的年轻人，因为从他的书中不仅可以得到从教科书上学不到的知识，还可以从中悟出一些治学之道来。谓予不信，不妨试之。

　　是为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旅游学会副会长张广瑞

　　2012年岁末于京北嘉铭桐城


　　来源：旅游教育出版社2014-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