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段子之晚清席正甫：缔造金融家族的教父》，十二叔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定价： 3 0 . 0 0元

　　席正甫，是中国近代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是一位卓越的银行家，是一个金融奇才。本书从席正甫的重要商业活动、与外商、与政府、与商界周旋等各个方面，挖掘精彩的商界博弈故事，重现晚清金融业的种种真相与角力。

    有一个词语叫“应运而生”，汇丰银行的出现大致就是如此。它与上述其他外资银行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在中国政治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下诞生的，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

    一个不容忽视的史实是清朝末期的中国经历了一段多灾多难的岁月。 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几千年以来“闭关锁国”的状态。

    香港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英商们在华贸易额的急剧增加让他们意识到需要创办一家本地银行，以便为他们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贷，因为当时几家总行在伦敦、印度等地的外商银行已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1864年7月，一位在印度孟买做生意的英国商人一次偶然的商业行为催生了汇丰银行的诞生。这位商人的计划很好，他打算创立一家以香港为基地的“中国皇家银行”，并且发行3万股股票。让香港诸多洋行不满意的是，他只打算向香港配售5000股，这个数额才是总股数的1/6。

    与此同时，香港总督夏乔士·乔治·罗伯特·罗便臣也有自己的小算盘，他正打算把发展金融业作为其施政重心。在港督看来，如果有一家总部设在香港的银行，不仅可以继续扩展英国的对华贸易，还可以为香港建设码头、公用事业等，为香港殖民政府出更多力。当然了，有了银行，对自己的政绩也会有不小的正面影响。

    当时不只是港督有这个考虑，所有对华贸易频繁的洋行也都迫切希望能有一家总行设在本土的银行，以便及时提供信贷业务。

    巧合的是，当时汇丰银行的主要发起人托马斯·苏石兰刚好迷上了与银行相关的知识，他想若有机会的话，自己会实践一番，看看在中国开设一家银行是否真的那么美妙。一次，当他乘船由英国返回香港的时候，热心的船长告诉他有一位孟买商人与他的想法一样，对方也有开银行的打算。只不过在孟买商人的计划中，“中国皇家银行”的股本有2/3以上在孟买认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会让在香港的英国商人参与其中。托马斯·苏石兰十分认同这位素未谋面的“知己”开银行的计划，但他很不满意对方只给香港极少数的股本。既然那个潜在的对手还在孟买，那么香港的地盘还是自己捷足先登吧。

    于是，托马斯·苏石兰在最短的时间内起草了一份计划书，还聘请了香港当时最优秀的律师，请律师带着自己的计划书走遍了当时香港几乎所有的洋行，找那些大老板们签字，成立一个资本500万港元的临时委员会。

    当时，除了老牌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之外，香港所有有名望的商人都在计划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表示支持托马斯·苏石兰筹建银行的计划。有了众人的签名在手，托马斯·苏石兰和港督夏乔士·乔治·罗伯特·罗便臣好整以暇，信心满满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孟买商人。

    果然，没过几天，“中国皇家银行”的特使———一位名叫诺尔?波特的人来了。他肩负着极为神圣的使命，希望能在香港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可他没有想到的是，绝大多数的洋行都已经接到了托马斯·苏石兰伸出的橄榄枝，对自己所谓的“中国皇家银行”没有丝毫的兴趣了。诺尔?波特在香港碰了一鼻子灰，失望地回到了孟买。

    1865年7月28日，香港的市民们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由铁行轮船公司的监事托玛斯·苏石兰和宝顺洋行牵头，宣布成立一间由香港拥有的银行，并且已经得到众多洋行的支持。报纸上所说的这家银行，就是后来的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总部成立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把第一家分行开到了上海。因为19世纪60年代的上海已经正式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中外贸易往来最频繁的城市。尤其是1860年到1864年，上海的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事钱庄、银行、洋行和地产行业的人都得到了丰厚的回馈，挣的钱多得令旁人眼热。

    本文摘自《圈子·段子之晚清席正甫：缔造金融家族的教父》


　　来源：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