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仓库里的茶香扑面而来，浓郁，结实。 
    
　　每年茶季来临，堆满仓库的祁红毛茶，都要喝哑陈义根的喉咙。毛茶上火，需要存放几个月才好入口，但是，作为义旺茶厂厂长，陈义根必须亲自品鉴这些从祁门县周边各个山头收来 的毛茶，在精制之前就要先给它们分出等级。
    
　　11年前，陈义根开办了义旺茶厂。“义旺”二字，颇有些旧时的况味，一百年前，祁门的茶人开茶号，往往也喜欢起这样的名字。“义”字，是对他人的眷顾，“旺”字，则是对自己的祝福，当然，归根到底都是对自己的要求。
     
　　茶厂更像一个仍在运转的茶叶博物馆。房子从前是兵营，砖石垛得也有力量，只是有些老旧。一条河从茶厂外流过，悬空的石桥通往对岸的山上，石桥狭窄，没有护栏，却砌着阶梯。

　　揉茶机已经用了多年，德国产的克虏伯式大型揉茶机。它还在从容地吞吐着油绿的茶叶，轰隆作响，工业化的光泽已经褪去，绿漆褪去露出斑驳的金属原色，像个狰狞的怪兽，却偏偏嗜好食草。

　　一个世纪以前，这些远道而来的外国机器涌进深山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祁门，带来了恐慌，也引发了争论。那时，许多祁门人认为，祁红特有的火候香完全来自手工，如果用机器制茶，不仅做不出这种独特的芳香，甚至会沾染上铁锈味和机油的气味。然而，那正是祁红的黄金时代，西方人对祁红趋之若鹜，出口量每年都在激增。只有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才能满足来自海外的巨大需求。并且，没过多久，祁门的茶农们就发现，机器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夺走他们生存的机会，祁红最重要的那些工序，依然需要靠人力才能完成
。
    
　　这台机器是陈义根从祁门茶厂重金买下来的。祁门茶厂曾垄断着祁门红茶的生产和经营，这家国营大厂拥有上千名员工，陈义根也曾是其中的一员。1992年，陈义根离开茶厂， 5年后就听到了茶厂改组的消息，许多骨干老职工也纷纷下海。2005年，改组后的茶厂最终倒闭，机器变卖一空，最后一批老员工也蒲公英般迅速散落在祁门县众多新兴的茶厂里。
 
　　二 
   
　　祁红逝去的那些黄金年代，如今的年轻人虽然完全没有经历，却也大多能够讲述一二。这是他们迷恋过去的原因，也是他们相信未来的理由。 
   
　　10年前，陈义根的儿子放弃了在外闯荡，回到祁门，开始专心随父亲学习制茶。起初只是希望帮父亲分担一些压力，后来却也渐渐将制茶当成了自己的理想，如今，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也已经能将祁红的工艺和特性讲得头头是道。他建议我们到祁门茶厂的旧址，去看看胡元龙的雕像。祁红的起源存在争议，但大多数人相信，胡元龙是祁红的鼻祖，他的石像立在旧日祁门茶厂的院落中，在房地产大开发的铲车和吊车到来之前的每一个平静的晨昏里，他仍会一直这样望着不断变化的故乡、持续变更的时代，沉默无语。
    
　　晚清时，胡元龙辞官回到祁门，在自家的培桂山房周围开垦荒山千余亩，大量种植竹林和松杉，间以十万多株茶树。当时祁门仍然以绿茶为主，销路不畅，胡元龙重金请来外地茶师，研究发现，祁门产的茶，其实大多适合做红茶，而不是绿茶，于是效仿宁红的制法，试做了祁红，竟一举冲决罗网。时至今日，人们也仍然能够记诵胡元龙当年手书的对联：“垦荒山千亩，遍植茶竹松杉而备国家之用；筑土屋五间，广藏诗书耒耜以供儿孙读耕。”它代表了旧时徽商的理想，既有家国情怀，又有耕读志向，张弛有道，进退有度，如同温厚的祁门红茶。
   
　　祁门茶人对祁红的描述，极为朴素，“乌黑泛灰光”，不过，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却更愿意用各种奢侈的器物来比喻祁红——“琥珀光”“紫玉金汤”“黄金圈”“宝光”，仿佛一枚弯曲的茶叶上，也能被浮华的时代镀上珠光宝气。 
  
　　 钟爱祁红的西方人能够准确地描述它的色泽，却无法描述它的香味，于是，他们干脆发明了一个词——祁门香。

　　 一个世纪以前，祁门香弥漫于欧洲贵族的沙龙里，午后慵懒的咖啡馆，与莎士比亚的句子一道萦绕于人们的唇齿之间，历久弥新。英国王室对祁红的钟情，尤其是1916年祁红所获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大奖，更让祁门名闻遐迩。

　　外国人销售祁红的广告，也写得无比诱人：“该茶产于中国安徽祁门县境内有名诸山，茶色深红，茶味特长，茶香浓郁，茶质坚厚，能助消化，能润肠胃，能去风火，能长精神。饮法：此茶为红茶中之极品，其泡制之法，先以三钱左右，或两茶匙，置入壶内，用沸水冲之，5分钟后，倾入茶杯中，即成芬芳适口之饮料，再加以牛乳白糖，调和饮之，其味甚香，更觉优美。”这种勾兑的饮用方法，将红茶兼容并包的性格彰显得淋漓尽致，促成了新的生活风尚，更催生了对于古老中国的想象。但这种饮法，对那个时代嗜好绿茶的中国人而言，太过匪夷所思，在那时中国人心目中，祁红一直是一种神秘的味道。

　　三  
   
　　横空出世的祁红，促成了徽商最后的辉煌，但茶味氤氲出的，其实只是一场甜蜜的回光返照。明清时代，徽商与晋商几乎两分天下，成就了一代代财富传奇。然而，19 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的冲击，以及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两大商帮也渐次衰落，走向末路。西方人对祁红的热忱，激发了徽商的再度崛起，嗅觉敏锐的俄国商人则包办了祁红的出口业务。

    祁红的旅程，需要沿着阊江南下，再取道汉口，从广东出口，度过漫长的跨海航程，才能出现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丹麦的餐桌上。巨大的商机让祁红茶人在各地都得到了最高程度的礼遇，“头批满堆，即择吉日良辰，鸣炮奏乐，大宴茶师及工人，匀堆成箱后，即抽茶样一箱，派水客送样至汉口。汉口茶栈大开中门迎水客，并设宴款待，仪式非常隆重”。 
   
　　在中国，茶是一种味觉体验，更是一种礼仪，在儒商云集的徽州，更是如此。“一品官，二品茶”，采茶有其礼，售茶有其礼，饮茶亦有其礼，茶人与茶商的关系，既形成生产、流通与利益的链条，又是礼仪与文化的往复。
    
　　民国时期，吴觉农曾振兴茶叶改良场，他制订的一整套制作工艺和评判标准，有一些至今仍在使用。然而，接踵而至的“一战”和“二战”还是终结了祁红的黄金时代，而红茶带来的温润，也成为留给徽商的最后一缕美妙而短暂的回甘。
    
　　1949年之后，祁红在中国人心中变得更加神秘，更加陌生。有很长一段时间，它属于国礼茶，全部出口。民国时，祁红装载上船，走阊江，改由沿着水路到上海，运往国外。后来，则是在祁门茶厂里生产出来，装进专列火车运抵合肥，再由军队送往北京。祁红曾距离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此之远，仿佛只与祁门茶厂的上千名员工有关。不过，当年，即便在祁门茶厂，除了几位品鉴师，也没有人知道，究竟该是怎样神秘的滋味，才能让生活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人们，如此心向往之。 
 
　　四 
 
    那个时代祁门茶厂的老工人，和陈义根一样，大多都是安庆人。从安庆到祁门，170多公要横渡长江。在陈义根出生以前，安庆是安徽省的省会，但故都已然萧瑟多年。做茶是极为辛苦的事情，只有安庆人吃得了苦。1973年，陈义根刚进入祁门茶厂工作时，前三年只能帮师傅们扛茶草，每天上万斤茶，在工人们中间有条不紊地交接。所有人都只是流水线上的一枚螺丝钉，而要从上千名工人中脱颖而出，掌握更多精制的技术，则不仅需要足够长时间的磨砺，更需要领悟能力。 
   
　　如今，义旺茶厂的一间库房里，是精制的场地。门边的架子上摞着大小不一的竹筛，这是祁红的精制工序中最复杂的分筛工序，也是隐秘所在。经过每一道竹筛的筛选加工，最终留下的，才是极品的祁红。这项技艺已经申报了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抖筛和撩筛，不仅需要经验，更需要悟性，迄今为止，能够熟练掌握抖筛和撩筛技术的工人，屈指可数。在义旺茶厂，掌管这道工序的王明勇，曾是祁门茶厂精制加工组组长，当年为了熟练掌握抖筛和撩筛工艺，他用了4年时间，而有的人，做茶做了一生，或许也只会抖筛，或者只会撩筛。

    和祁门的许多茶厂一样，义旺茶厂的顾问名单上，也挂着闵宣文的名字。闵宣文是陈义根他们的老厂长，也是祁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他的拼配技术至今无人能够取代。

    如果真的可以用珠光宝气来形容祁红，那么，这层珠光宝气也来自极其复杂的工艺和经验与领悟力的滋养。祁红的工序最初最简单，越往后越复杂，甚至神秘。

    最初的工序，萎凋、揉捻、发酵、烘干，农家都做得了，但是，进入精制流程，就需要个中高手，至于最后的拼配，则几乎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了。将不同山头、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下采摘、制作完成的茶，各选择一定的比例，拼配在一起，从而让茶的口感和品质更上一层楼。这项技艺如同调酒，需要最丰富的经验、最敏锐的感官。在祥源茶厂的审评室里，我们见到80岁的闵宣文先生，老人干瘦，身体显得更加挺拔。老人本是浙江湖州人，1951年考入上海商检局开办的“茶叶产地检测人员培训班”，从1953年开始，每年春天的茶季，他都会来祁门茶厂进行红茶检验，边工作边学习，1958年，又在支援安徽的浪潮中正式在祁门安家。当年祁门茶厂陈季良等前辈的教导，让闵宣文在祁红的世界里走得更远，并且一走就是60年。

　　尽管掌握着祁红最神秘的环节，老人的言语却朴实、简单得令人惊讶，全然没有弥漫在茶界的那些玩弄概念、故弄玄虚的浮夸词汇，如同沉在他杯底的祁红，“条索紧秀，锋苗完好”， 中规中矩，绝无矫饰。

　　玻璃杯显然用了有些年头，杯身上印着“徽红——永远的香醇”。杯子里，一层隐约的金色挂壁，如同霞光中黄山的山形。那是茶在世间走过的足迹。  
 

　　本文摘自《茶之路》《生活月刊》茶小隐 主笔 马岭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