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绝大部分帝王都制造过数量不等、程度不同的文字狱案。这些反人道、反民主、反科学的文字祸，残害了多少有节气、有骨气、有政治远见、有闪光思想、有渊博知识、才华超群的仁人志士，极大地阻碍了本应有的历史发展进程。追究原因就是家国不分。帝王的专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就逃脱不了专制王权的统治，只要不顺他们的心意狠毒的帝王，要你三更死，你就活不过五更去。这就是这本《三千年文祸》要呈现给读者的中国文人悲惨的命运。

从类型上看，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一是饱读诗书，跑去做官，当帝王的奴才。这类人读尽天下书、知尽天下理，但为了功名利禄，根本看不清世道的黑暗，也无法弄清他们所立志扶持、为之献身的王朝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他们不过是帝王股掌上的玩偶。当他们具有自己的自由和生气的时候，具有独立思考的观点的时候，不如帝王之意的时候，便被帝王们搁置一旁，至死荒蛮，或者干脆就被捏死。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以言语得祸，或以作品得祸，或因思想、政见得祸，或者干脆因什么没说、什么没写也能以“腹诽”罪被置于死地。纵观三千年历史，中国文人从来就没有体验过真正自由的生活境界。但他们总算是搏过一回了，总还有儒家阳刚的进取精神。但他们的宿命是“方生方死”，从他们步入仕途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他们可悲的下场。像汉代的杨恽、马融，宋代的苏轼等都是这类学者的典型。二就是布衣文人。他们就是读了书，但未入仕，没有参政，寄居乡间，或以祖业为生，或教书糊口。虽无高官厚禄，但誉满一域。他们之中不乏学识渊博，具有真知灼见的大学问家，照理来说，这些文人远离“高堂”，应该没有“文祸”了吧？但事实并非如此。历代均有荼毒布衣文人的事。原因很简单，他们虽为布衣，但是读书人，有了见识，增进了良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了关心天下、批判现实统治、批评王朝政治的行列，这就起了祸端。只要违背了帝王的意志，加上小人的挑拨，照样杀无赦。最典型的是宋代。宋代帝王的整人手段比较宽松一些，议论朝政的在野人数较多，关心时政已成风气，许多布衣文人亦上议时政。如抚州的欧阳澈等，上评朝政一样惨遭杀害。可见，只要是文人，只要胆敢和王朝意识、皇权意识作对，只要想讨回属于自己的独立人格，哪怕是在野布衣，一样容不得你，杀之戮之。第三种就是隐士文人，他们饱读诗书、不求闻达、远离市尘、躲进深山、看破红尘，企图以逃避的方式，研究学问、写诗作画，以求保全自己的独立人格。但事实上也逃脱不了帝王专制政治的罗网。总是要千方百计、软硬兼施地去破坏他们世外桃源的生活，要么逼迫他们，要么引诱他们。像务光，就被商汤逼迫跳水自杀；伯夷、叔齐“不食周栗”甘食薇蕨而饿死在首阳山。被引诱的文人，他们本就不是真隐士，原就怀忧国忧民之心，在帝王们的软硬兼施之下，失去了本来面目，成为了帝奴，自由的人生变为了悲剧的人生，失去了人格的自由。总之，不论你是何种文人，都跳脱不了帝王的手掌心。

按时间顺序看，纵观三千年文人遭祸的轨迹可以说两头重中间轻一些。唐宋是中国文化发展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文祸的案子相对少一点，处理也相对轻一点。唐以前、宋以后文祸的案子就相对多，处理也相对严酷。古代中国，自秦以后，典型文祸列朝都有，但唐宋杀人很少。如果说封建帝王及其皇权统治，家国不分，家即是国，国即是家，是文祸产生的原因的话，那么，在读这本《三千年文祸》的过程中，我们决不能忽视各朝代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唐宋时期，经济、文化发展到了顶峰，这也就造成了唐宋帝王的宏政，浪漫、仁厚，文化氛围也比较好。尽管文人不大听话，时不时地冒犯君威，但杀头的不多，大多数也就贬放罢了。武则天看了骆宾王写的《讨武曌檄》，虽被骂得体无完肤也只淡淡一笑，还夸其有宰相之才。宋朝文祸较唐朝多一些，但还比较尊重文人，宋朝初期太祖就亲口说过：“作为宰相，必须是读书人。”尚文重士形成风气，不轻易杀文人，文人的生命还是有保障的，文风也是相对自由的，“百年未尝诛杀大巨”。唐以前，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战乱时间居多，王朝风气不厚，特别是东汉以后，国家分裂，独夫民贼众多，动辄对文人挥舞屠刀，君昏行暴，明目张胆压制舆论，戮杀谏官。宋以后，明清两朝，经济文化开始日薄西山，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治则恶性发展，导致王朝风气颓败。尤其对文人，控制严密，一有风吹草动，就构成大案，成群杀戮。文人的命运完全掌握在帝王的手中，完全受帝王的心态、素质、性格等因素的制约。时代繁荣，帝王的心态也就平和一些，帝王的综合素质也必然高一些，文祸案也会少一些，兴起文祸来也相对平和些。反之，时代颓废，帝王的心态也就暴躁一些，帝王的综合素质也就浅陋一些，性格也就乖戾一些，兴起文祸来，自然也就严酷惨戚，文人的命运就更加悲惨了。

检讨中国历史上文祸，最重要的不是为了回顾历史，重要的是总结教训。14世纪，意大利人带头掀起了伟大的文艺复兴，使人文主义成为一代潮流，而我们的明太祖却一心扑在强化君权上，为此而制造种种文字狱，以滥杀无辜的有识之士，强化君权，反往中世纪落后的道路上走。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却是奔向近代的通途。清代雍乾时期西方已经进入到了工业革命时代，可帝王们还在以文字祸来奴化汉人的思想，整得整个民族“万马齐喑”，有骨气、有卓见的人才几乎被糟蹋光了。同时期的法国大革命正唱着凯歌前进，英国的工业革命正以蒸汽机的发明而进入强盛的时代。乾隆朝文字狱结束的50年以后，英国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小小英国的几声炮响，竟然吓得偌大的占世界GDP30%大清帝国魂飞魄散、屈膝求和、赔款割地，这不就是清政府对打压文化人、毁灭人才的历史报应吗？今天，在改革开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吸取历史的教训，依法治国，清除还没清除干净的封建思维，杜绝新的“文祸”产生，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极大地解放生产力。

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如果晚明以后历代帝王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开放海禁，面向世界，就没有以后的鸦片战争，就没有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就没有日本鬼子侵略……

来源：百道网 2015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