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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研究应以“字”为本

尚新

2003-04-24 10:21:58 来源：

　汉语研究存在着不争的两大问题：一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研究的断裂局面，这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不曾出现的现象；二是目前汉语研究的所有理论都是外来的，汉语语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至今也没得到满意地解决。近年来，对现代汉语研究现状不满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内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认真地反思汉语研究所处的难堪局面，独立言说，而潘文国先生正是其中一位。

　汉字自《马氏文通》始就被看作是书写的“形”而遭不公待遇，直至今天，“字”还在承受着语言学阵营中某些固有观念的歧视。汉字在汉语研究中究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要回答这个问题，除了要解释汉字的特点之外，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语言观的问题。潘文国先生在其新著《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中认为，中国语言研究要重新振奋，必须从深层的哲学思考开始，建立汉语自己的语言哲学。从音韵学考据和语法分析到语言对比研究，再从字本位的哲学反思到语言哲学研究，这不单是反映了一个执著的理想，更体现了一位严肃学者的强烈责任感。没有自己的语言哲学和语法哲学，汉语研究就只能沦为西方理论的注脚。试问哪一种西方语言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是以坚实的哲学理论为基础？由此看来，我们应该跟进的，是西方的语言研究格局，是更多的哲学家、文化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等参与到汉语的研究中来。而作为第一步，就是要对“什么是语言”有个清醒的认识。

　潘文国先生经过长期探索认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这一定义的重要意义在于重新认识和评价汉字的地位，即一方面承认汉字后于口语，另一方面也强调汉字一旦形成后对汉语发展的制约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应有汉字的一席之地，但这并不是说所有关于汉字的研究都具有语言学性质，而是指形位以上的语形学研究，强调这一点，就与字位学划清了界线。这样，“一体三相”的汉字，就找到了其在汉语语言学中的恰当位置。

　以字为本位，才能打通古今汉语研究的断裂局面。传统的中国音韵、文字、训诂学研究就是从不同的侧面研究“字”的结构，其核心是研究“字义”。确定了汉语研究的结构本位是字，也就理顺了古今汉语研究的共同轴心。在《字本位》理论框架下，以字为基础，在“字”以下形成音韵学和形位学，在“字”以上形成辞、读、句、篇等语言单位。这种研究不仅符合汉语、汉字的特性，为打通古今语法研究找到了出口，同时又可以结合现代普通语言学理论及方法论，使传统研究得到升华和现代化，实现汉语和国际语言研究的全方位接轨。

　以字为本位，才能真正地使汉语研究迎头赶上国际语言研究。假如说以字为本位打通古今汉语研究是属于汉语研究的个性方面，那么如何与国际语言研究接轨问题就属于人类语言的共性方面。过去百年的汉语研究建立在印欧系语言的词本位和语法体系之上，结果是使汉语的面貌越来越模糊不清。实践证明这是错误的结合。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实现成功的接轨呢？应该站在什么样的立脚点上实现对接呢？潘文国先生找到了这个立脚点，就是以字为本位。《字本位》理论确立了汉语研究与西方语言研究体系上的对应性、方法论上的共通性、以及理论上的互补性。形位学的创立，使传统的造字理论与当代西方构词法理论得以结合，构建了向上合成、向下分析、与西方语法相对应的汉语语形学体系，从而避免了汉语只有“句法”没有“词法”的窘状。章句学理论，则在传统章句学的基础上，借鉴西方句法和语篇研究理论，以生成论和调节论为支框架，研究汉语中辞、句的生成与调节，以及语篇的组成性和调控性原则。字义学理论，则在中国传统训诂学的基础上结合西方语义理论，用现代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进行字义研究，不但使现代汉语的语义研究在字本位的基础上与国际接轨，也使传统训诂学在得到新生的同时走向世界。

　郭绍虞、赵元任、吕叔湘等都曾提出过语音（节律）可以影响构词和句法。但首次把这种现象归纳为“音义互动律”，作为语法手段处理的，则是潘文国先生。他认为，“汉语是一种语义型语言，汉语又是一种音足型语言”，语义与音节产生互动，共同造就了汉语的语言个性。

　《字本位》理论以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的精髓要义即字的立体为基础，按照国际学术规范重新构建汉语语法体系，促进传统的现代化；突破了现当代西方语言研究的框架，构建了中国特色语言学的理论体系，敢于提出和确立新术语（如形位学、语形学、字义学、音义互动律等）。这表明，以字为本位的汉语研究开始逐步走出困境，其中凝聚着人文科学的深意、辩证扬弃的基本精神、自主平等的基本立场。而要在千军万马的跟进狂潮中，正对本上，平视他者，没有过人的胆识和非凡的勇气谈何容易！因此我们说，作者对张志公先生的评价也同样适用于作者本人，“我们可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没法不钦佩他的反思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是推动中国语言学乃至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3.4.23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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