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英]安东尼·吉登斯著，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定价：48.00元（订购）
  
    本书作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是英国社会学家，以社会结构理论与当代社会的本体论而闻名。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解释现代性及其与自我关系的新框架，认为“极盛”或“晚期”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其特征是一种发展了的制度反身性。

    本书作者曾经因忽略一些重要论题而遭到批评，因此在本书中，他重点关注了这些论题，其中包括有关自我和自我身份认同的心理学。他的一系列关于现代性的论著是其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步。

    ———编辑推荐
  
    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现代性问题———包括其过去的发展与现时的制度形式———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人们早已意识到社会学与现代制度的浮现之间的关联，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不仅这些关联比我们以前所意识到的更为错综复杂，而且对现代性本质的再思考也必须与对社会学分析前提之重构并行展开方才有效。

    就其能动机制、其侵蚀传统风俗习惯之程度以及其在全球所发挥之影响而言，现代制度与以前的所有形式的社会秩序都迥然不同。然而，这些并非仅仅是外在的转型：现代性事实上彻底地改变了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实质，也影响了我们经验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来对现代性加以理解；然而，由现代制度所引起的日常生活之嬗变，以一种直接的方式与个体生活融合，进而与人的“自我”（self）交织在一起。事实上，现代性的显著特征之一就在于外延性（extensionality）与意向性（intentionality）这两极之间日渐增多的相互关联：一极是全球化的诸多影响，另一极是个人的禀赋。本书的目标即分析上述这种相互关联的实质，并提供一套用于思考这些问题的概念框架。在导论中，我将尝试对本书所要研究的主题在整体上给予总括的概要论述，所以我也期望读者能容忍这种写作处理方式所带来的个别性的重复。社会学，以及在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科学，都是现代性的制度反身性（ institutional reflexivity ）之内在要素，而这些内在要素也恰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基本现象。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其他所有形式的操作手册、辅导指南、治疗著作及自助性调查都有助于现代性的反身性之形成。因此，在一些不同情境中，我会大量地参考社会研究成果与实际的“生活指南”，这一策略并非一种为了一个确定的主题提供文献佐证之手段，实际上其本身就是我所要寻求确认的社会现象或发展趋势的一种征候。这些成果和指南不仅仅是“有关”社会过程的作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建构社会过程的素材。现代性是一种后传统的秩序，然而在这种秩序下，传统和习惯等秩序保证机制并未被理性知识的必然性所替代。怀疑，即现代批判理性的普遍性特征，渗透到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塑了当代社交世界中一个总体的存在性维度。现代性将极端怀疑的原则制度化，并坚持认为所有知识都以各种不同形式的理论假设存在着，即某些观点理论上可能非常正确，但原则上却随时可被修正，在特定时刻甚至有可能被丢弃。日益积累起来的专门知识体系既构成了重要的脱域影响，同时亦体现着权威的多种来源；这些来源处于经常性的相互竞争状态，并产生出不同的效果。在我所谓之“极盛”现代性或“晚期”现代性（即我们现今所处的世界）的情境下，自我以及自我所赖以存在的更为宽泛的制度场景，便不得不以反身性的方式出现。然而，这个任务必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化的选择与可能性中方能得以完成。

    在充满不确定性和多重选择的情形下，信任（trust）与风险（risk）这一组概念有着特殊的应用性内涵。我的观点是，信任是人格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一般性现象，它与脱域机制和抽象体系的世界也有着显著及特定的关联。在其一般的表现形式中，信任与个体对本体安全感的早期获得直接相关。婴儿与护理人员之间所建立起的那种信任提供了一种“疫苗”，使其得以屏蔽掉潜在的威胁和危险，而即便是日常生活中最单调平凡的活动也难以避免这些威胁和危险。

    本文摘自《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

来源：《新华书目报》2016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