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张岂之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史》自1987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读者们的喜爱。此书出版20余年后还有如此大影响，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给读者明确的思想史概念。思想连在一起，古语早已有之。汉人何休注《公羊传》，就说过：“庙之言貌也，思想仪貌而事之”，《素问·上古天真论》也有“外不劳形事，内无思想之患”的说法，可见思想的本义即想念、思索的意思。但比较深入系统的思想，古人称其为“道术”。庄子曾撰有《天下》篇，认为远古以来思想的发展就是“道术”的发展。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也将道术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他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认为理想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应该使关于“道术”的所有创见都能得到反映。古人将“道术”作为思想，说明对世界有根本性认识、对人生有创造性见解的思考才叫思想。思想的确切含义，侯外庐先生曾经做出系统解说，他认为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的“道术”至少应该包含三个主要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世界观，即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人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第二个层面是逻辑思想，即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第三个层面是社会意识。也就是说，个别的意识、想法都不能算思想，只有对自然和人类形成整体认识，并有一贯的逻辑方法，有对社会的系统思考才叫有思想。

　　《中国思想史》在以上关于思想的思考的基础上，对什么是思想给以明确回答，认为，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 是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都是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关于中国思想史，既可以作分门别类的研究，也可以作综合研究，而在综合研究中，应以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潮为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更多的是关于道德伦理思想、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内容。这个定位使全书有非常明确的论述范围，同时也使读者对于所要了解的对象有了明确的认识。

　　第二，给读者准确系统的思想史知识。《中国思想史》是作为教材而编写的，教材不同于一般专著，它要求传授给读者的知识必须全面、系统、准确。本书完整、系统地反映了中国思想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给读者提供了科学、完整系统的中国思想史知识。主编提请读者在学习和研究中国思想史时， 要注意五个方面， 即： 一、将思想史学习研究与社会史学习研究相结合，注意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二、注意社会思潮的研究，三、注意科学技术史的成果；四、注意研究思想源流的演变, 即各思想学旅间的相互辫论和承袭融合, 前代思想家对后世的影响，以及后代思想家对于前代的继承和发展；五、注意加强对各种思想学派和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的理解，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编写者们在全书中也都注意了这些方面。同时还把“ 史料介绍”也列入思想史发展的各主要阶段，为读者深入学习提供了指南。

　　第三，给读者充分的思想史联想空间。虽然本书是一部教材，但又贯穿着主编和作者对中国思想史特点的认识。比如作者们认为，中国早期思想与古代希腊比较起来，自然观念不太发达，人们的认识对象并非向自然寻求真理，而是向神秘的上帝和祖先神寻求统治的合法化和对个人德行的要求，以便达到与“天”相通，这些都是中国思想起源的独特性所在。在天道与人道的关系上的不同领悟及其相互影响是中国思想史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中国思想史的辩证思维非常发达。在表现方式上重经学形式，托圣人而立言。其“和而不同”的文化的实质不是调和，而是会通。这些观点不仅体现出对中国思想精神的深层把握，同时也包含着是对中华民族精神未来发展的理性思考。它赋予本书以鲜明的个性与特色。

　　最近20多年来，有一种思潮特别引人注目，那就是文化自觉思潮。文化自觉思潮有许多表现，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开始认识到中华传统文化不是我们的包袱，而是我们思想和智慧的重要源泉。2014年2月2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主席讲到：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思想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将越来越得到社会的关注。《中国思想史》恰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揭示和智慧的提炼，渗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将会得到更多的读者的共鸣。

来源：西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