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几乎都曾深切地体会过贫穷的滋味，如今在大城市里辛苦打拼、叫穷不迭的年轻人应该常回来看看上一辈人的经历，也许能够汲取更多有益的能量。今天推送著名画家、国画大师李苦禅之子李燕先生与著名相声演员、书画家徐德亮先生的一段对话，看看那个年代艺术生活的笑与泪。

    徐：当年苦禅先生在20岁多点儿就在国立艺专学习，当时他的生活水平如何呢？都是靠留法勤工俭学会给那点儿钱活着？

    李：那是坐吃山空，维持生活，到了一定时候，也就不行了。我爷爷是一个贫苦农民，不可能接济他任何钱。尤其在旧社会，这个男孩子出去之后，不兴跟家里要钱的，只有往家寄钱。

    徐：不像现在，孩子买一间房，家长您得拿200万首付。

    李：那个时候跟家要钱，整个村儿都知道了，丢人现眼！所以在1922年他考进国立艺专西画系，生活上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买材料。

    徐：买材料是什么意思？

    李：画西画的材料啊。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油画材料工业，全都要买进口的——现在当然还有进口货在商店卖——那个时候一般店里不卖这个，有几个画西画的？还得托人，租界有二鬼子，翻译，就是鲁迅笔下的叫“高等华人”，一身西装打扮，油头粉面，见到中国人爱答不理的，好像跟洋鬼子沾边儿就比同胞高一等似的。他们能买到这些东西，可是要倒卖，挣钱。所以那材料贵得呀，用我父亲的形容就是，“画油画告上一笔，那比在老家告一笔香油还贵”。

    徐：什么叫“告一笔香油”？

    李：这话跟小年轻的说都听不懂了。过去农村老家都是灶台做饭，一大锅，灶台墙上有一个窝，那个窝供灶王爷，也不一定每家都供。到晚上需要临时用锅做一点什么东西，就把一个小油灯搁在这个位置上。再有一小罐油，就是香油，或者是那个棉籽油。为了省，瓶里面搁一只羊毫笔——这个笔还是自家羊身剪下一撮，绑在小棍子上插到里头——拿这个弄一点儿香油，在锅里面抹一抹，连拿勺子舀都舍不得，这个动作叫“告香油”。画一笔油画比告一笔香油还贵，那真是画不起。再节衣缩食，能省出来的也有一定限度。当时他跟齐老师学了国画，这当然从艺术来说，是为了中西合璧，但是还有一个实际生活的问题，逼着他得把国画画下去：国画好卖。油画你办一个小展览，或者你画出两张来一挂，谁都叫好，“嘿！画的跟真的似的！”可是没有人买，毕竟还有个欣赏习惯的问题。

    徐：中国有钱人家里都是红木家具，上边挂一油画，觉得不配套。

    李：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五星级酒店都得挂一堆油画,甭管好赖也是油画。

    徐：但是现在油画比国画好卖吧？

    李：都是行活儿了，有的村子专门成批生产这类画，流水作业，倍儿快，还不贵。

    徐：出手快。

    李：那个时候不行，这个说好，那个说好，说了半天好不掏钱。可是国画搁在南纸店里可以寄售。人家说：“你说一个底价吧。”我父亲作为穷学生来讲，卖点儿钱是点儿钱，还能说我笔单多少？成了名家之后才可以说笔单。而且实际上有的名家笔单是一回事，下边谈又是另一回事。

    徐：笔单就是“一平尺多少钱”。

    李：笔单上一平尺五块大洋、一平尺十块大洋。

    徐：真正卖也许一张画五块。

    李：对了。我父亲在那儿有时候能够卖到一块大洋一张，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讲，那简直是太大一笔收入了。

    徐：一块大洋够一个月花销吗？

    李：他最穷的时候，一块大洋够整一个月各方面的挑费，所以这也是促成他努力学习国画的一个原因。但是在那个时候，都有这个道德，跟师父学，不能跟师父“戗行”，师父画虾你也画虾不合适。而且白石老人也说过：“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所以我父亲从题材等各方面都跟齐老爷子岔开了。

    逐渐地齐白石老人的画开始有名声能卖钱了，在他的门下就开始有人造他的假画。白石老师发现苦禅的画经常卖不出去，但是他也不造老师的假画，很有感慨，就写了一首诗送给我父亲。墨迹现在还在我这儿保存着，那是很不容易辗转从香港那边买回来的——我父亲这一辈子经历很坎坷，自己的东西绝大部分散失了。那上头写得清清楚楚，其中最重要的两句：“苦禅学我不似我”，“苦禅不为真吾徒”。

    当时白石老人说苦禅的画，“一钱不值胡为乎？”这么好的画，凭什么一钱不值？但是他绝对不造老师的假画，哪怕是学吴昌硕，学得那么像，也是题自己的名“李苦禅”，也不是造吴昌硕的假画。我父亲这一辈子老是穷，但是他讲过，“人穷不能贱”，穷而不贱，保持自己的人格。

    在上学期间，其他同学也逐渐能感觉到同学中谁穷谁富，富能藏，穷藏不住。

    徐：按说富藏不住，露富嘛；再穷，也有一身衣服盯着啊？

    李：我告诉你旧社会越富的人越藏富，不然绑票绑谁啊？过去一般来说不是太露富，等大家都知道他富了，旁边就或明或暗有保镖了。所以旧社会来讲，富能藏，但是穷藏不住。首先这身衣服，穿的都是老家带来的粗布衣服。尤其到冬天，人家有皮袍，我父亲穿的是棉夹袍。他老说过去老北京比现在冷多了，现在气候变了，北京暖和了，其实是他到老年生活富裕一些，穿得起厚衣服了。他说：“当年北风一起，棉夹袍都吹透了，冻得骨头生疼。”同学们其实看出他穷来了，有时候让他到公寓里，大伙一块聚餐，等于就是变相请他吃饭。

    徐：那会儿不兴AA制。

    李：那个时候如果讲AA制，你跟朋友就算绝交了。你甭说那会儿，就是1949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美术界有这么一对夫妻，他们从洋人带来的AA制的规矩，夫妻俩吃馄饨，馄饨是一毛三一碗，喝一碗馄饨都各掏钱包。这马上就传开了，大家就在下边说：“都这样了，这婚离了就算了呗。”在中国人心中，我请客就是我掏钱。

    徐：何况这是夫妻啊。其实人家两个人感情还挺好。

    李：两个人感情还可以，就是有这么一个洋规矩。那么说回到20年代，同学聚餐的时候，请我父亲吃饭，一次两次他也不觉得，三次四次他明白了，怎么老是赶着接近饭点儿的时候请我玩，找我聊天？这不就是要请我吃饭嘛！他有这个志气，他一辈子都讲，穷，别让人可怜，别让人接济，有能耐自己想法解决。他一辈子就是这志气，再穷，我父亲这一辈子没有跟人借过钱。

    偶然有借的时候，那是人家说：“苦禅，工会费还没有交，今儿到日子了。”我父亲跟同事说：“借我五块钱。”马上把工会会员费交上，就手写一个条儿放兜里，可惜我没有留那个条儿。

    徐：条上写借谁五块钱？

    李：他怕忘了，回到家头一件事就是把钱搁在兜里，第二天上班马上还给人家，那个条是为了自己记住的。过去咱们尤其老北京人的习惯，互相很信任，那个时候老北京借钱都是这样，“借我五块钱”，跟着就拿，没二话。

    “说什么借呀？拿去。”其实这里包含着的道德层次很深。第一，互相绝对信任，他认为你从他这儿借走这五块钱，绝对不是干别的，绝不是抽白面儿，准是有急用。平常不轻易开口，所以一开口我立刻掏钱，一犹豫掏晚了对方就不好意思拿你的钱了。这是第一层。第二层，他认为你借了钱之后，肯定会还。第三层，你如果相当一段时间没有还，那就证明你最近日子真是有一点儿紧了，我可绝不能催账。在老北京，朋友之间的道义关系，已经达到了这个层次。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