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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研究走向国际化现代化的可贵尝试

——评《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

张琢石

2003-06-17 14:26:34 来源：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韩毅教授所著《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一书(辽宁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是一部近年来国内少见的专门研究西方经济史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问题，并对我国经济史研究提出系统思考的著作。它的出版，对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经济史理论、方法和研究手段，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国际化和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最近这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史研究进入了—个新的繁荣时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在不断地拓宽，研究的问题越来越深入。研究成果的数量也在大幅度地增加。但是，我国经济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比较低，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不少关心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史学同仁都在思考如何振兴我同经济史研究的相关问题。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要坚持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经济史研究，不断地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学，同时时也要大力地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经济史理论、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尽快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上实现与国际的“接轨”，实现经济史研究的国际化与现代化。韩毅教授的这部新著，即属于专门介绍、分析国际先进的经济史学理论、方法和最新研究成果，并研究如何吸收借鉴，使之应用于我国经济史研究的学术专著。

　该书是在国际经济史学研究的大视角中选择研究主题和切入点的。西方经济史学自20世纪60年代的“新经济史学革命”以来，进入了快速发展的繁荣时期。新的理论、方法和流派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日新月异。其中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理论，以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为基本框架的“制度经济史学”，在经济史研究中渐显实力。特别是1993年美国的诺思教授因其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后，制度经济史学更是一跃而成为国际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其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范式，而且对理论经济学以及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书在全面考察了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历史演变以及各种流派学说的基础上，着重对其最新发展阶段——“历史的制度分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无疑，这一研究站到了国际经济史学研究的最前沿。

　正如作者指出的，“历史的制度分析”作为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一个最新的发展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才刚刚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崭新的理论和学说。虽然它产生的时间不长，但其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方法、别具一格的理论框架、灵活实用的分析工具以及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已经引起了国际上经济学界和经济史学界越来越密切的关注。它的主要学术成就包括：

　第一，它克服了以往的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缺陷和不足，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缺少国家和中央法律体系条件下的“自我实施制度”上，弥补了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空白，极大地拓展了制度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使制度经济史学能够通过分析自我实施制度的产生、存在、功能和作用，更好地说明影响制度选择与变迁的非法律因素的作用，更好地回答制度经济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为什么历史经常不能成功地选择更有效率的制度?这极大地增强了制度经济史学对历史及现实制度问题的分析力和解释力，给制度经济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第二，它在如何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尤其是运用历史主义的经验归纳方法分析历史制度问题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它并没有沉湎于对方法论的空泛议论，更没有刻意追求方法论上的标新立异，而是着重于传统方法的实际应用，追求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和研究过程的有机结合。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历史的制度分析对传统的制度经济史学方法实现了突破与创新。

　第三，它实现了制度经济史理论上的创新和突破。格瑞夫十分敏锐地注意到，自我实施制度所具有的内在属性，决定了它特别适用于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完全可以把博弈论作为基本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对自我实施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格瑞夫在博弈论应用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探索。通过探索，格瑞大不仅为博弈论在制度经济史研究中的大规模应用找到了较为有效的途径，而且也为博弈论本身从这一应用中获得新的突破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第四，它对制度经济史学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严谨缜密的理论分析和确凿翔实的经验论证，并据此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观点见解和发人深思的研究结论。由于历史制度分析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方面的—系列的突破和创新，使得它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超越了传统制度经济史学的局限和限制，达到了—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

　作者在充分肯定了历史制度分析的学术成就和理论贡献的同时，还客观地分析了其理论上的不足和局限性。这表现在：第一，历史制度分析对“自我实施制度”概念的界定尚不清晰，对其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也缺少充分的论述，这就容易引起概念上的模糊和歧义，也给理论上的分析带来不便：第二，研究领域和范围过于狭窄，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展。从目前的研究领域和范围看，历史制度分析只是对中世纪晚期的地中海国家，主要是热那亚和马格里布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制度分析。虽然格瑞夫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并且也在努力通过这些具体的个别的案例研究来发掘出更一般的规律，但就现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其对制度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只是刚刚起步，还有待于不断地加深与拓展；第三，博弈论与制度经济史研究的结合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索和发展。在博弈论与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尤其是与历史制度分析的结合上，仍然有很多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例如，模型的假设条件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对博弈论模型的检验问题，以及博弈论模型在制度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更大的领域内的普遍适用性问题等等。

　此外，作者还就历史制度分析对我国目前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做了深入的阐发和论述。例如，作者认为，中国的历史与国情决定了“自我实施制度”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能够为我们研究自我实施制度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历史制度分析关于政治体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为我们重新考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条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是历史制度分析关于文化传统与历史路径依赖关系的研究，能够启发我们对中国历史长期发展道路和制度变迁轨迹的思考。应该说，这些观点是颇有深度而耐人寻味的。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3.6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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