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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不可多得的徽学宝藏

彭君华

2003-06-17 14:54:45 来源：

　一批为数可观的明人手札，几经辗转，最终成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一份特藏品。在它沉埋人世、历经沧桑400年之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智超先生数年的潜心研究和整理，汇纂成《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得以再渡重洋，返归故里。

　这批手札的馆藏目录冠以《明诸名家尺牍》，被分订成日、月、金、木、水、火、土七册。它们共包括733通信函、190通名刺和1张账单。据考，其最早一通作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最迟一通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

　这批手札的最卞—要的收信人也即第一收藏者为明代徽州府歙县岩寺镇的方用彬。方用彬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1542)，卒于万历戊申(1608)(环岩《方氏族谱》)。其祖辈于扬州经商发家。方用彬可能是通过捐赀而得“例监”，时间约在万历元年(1573)，32岁。方用彬在入监之前，曾参加由汪道昆组织的“丰干社”(文学团体)，是所谓的“七君子”之一，并以门人的身份颇得汪道昆赏识。但入监之后甚至到万历十六年(1588)，47岁的方用彬仍然屡试不第，青衿如素。可能从此他便对功名不再抱有幻想，于是更加放情诗酒，喜好交游。在他59岁(万历二十八年，1600)的时候，抚今追昔，感慨良多，因而将箧笥中亲友的函札名刺诗词“检点分类校定”，希望“传诸后代”，以示“重交谊、宝翰墨”(见全册第九函后方用彬自识)。七年之后，他便辞世了。

　通过这批手札，我们大体可以认识一位名不见经传、生活在16世纪下半叶的徽州人。他亦士亦商，四出活动，南北二京、苏杭二州、广东、湖广等地都留下过他的足迹。他所过从者，有宗亲姻戚，有文友诗友，有地方官员，也不乏王侯公卿。他功名蹭蹬，然而颇有文化素养，能诗文，懂篆刻，精书法。他和宗人合作经营店铺，大体以商业为生计，然而并不见得成功，甚至于晚境颇窘，为要账不惜和朋友撕破脸皮。像他这样的特殊身份，在那个特定时代，是颇具典型意义的。

　方氏留下的迄今我们所能见到的923件手迹(未包括方氏本人所列账单、自识及其外曾孙清代康熙年间吴期祚的跋语)，分别隶属于480余位作者。他们是方氏的族人、乡人、乡官及徽州之外的方氏友人。仅就其中733通信函来说，也是到目前为止已知数量最大的一批明人手札。它们是道地的原始资料，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徽学文化宝藏。

　从这批手札中，我们可据以了解当时徽州方氏宗族的一些情况，进而对发展到明代中后期的封建宗法制度获得某些直观的认识。方氏在歙县乃至徽州都堪称大姓巨族。歙县方氏以东汉章帝太常卿黟侯方储为始祖，繁衍生息，至此已分为十派，方用彬属其中最大的派系——环岩派中仲里门的第22世。致信用彬的方氏族人53人，其中自然有亲疏贵贱之别，较具典型意义者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官吏，如对方用彬影响颇大的他的族叔、年高德劭的方弘静。二是商人，他们在家乡、扬州乃至湖广、四川等地从事渔盐等业。名大滶字于鲁者为当时最著名的墨工。三是“山人”，著名者有其族叔尚赟，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关系密切：其族弟文巽则长期依附于公安派的袁宏道。四是文士，如和方用彬同为“丰干社”“七君子”的方简、方策。

　写信者依地域而论，最大的群体是徽州人。方氏族人之外，尚有150人之多。我们更可据以研究当时徽州的许多方面，特别是风俗、文化。前已提及，方用彬作为汪道昆的门人而颇受赏识，实则道昆一家和用彬都过从甚密。汪姓是歙县的又一大姓。汪氏、方氏递为婚姻，关系密切。用彬妻即出汪氏。其长子彭龄也娶汪氏。汪道昆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23岁时进士及第，曾官至兵部右侍郎。当时的徽商已经遍及全国，颇具影响。而徽商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主体，又与徽州文化密切相关，许多商人家庭赚了钱之后，便竭力地培养子弟读书做官，以求得政治地位的提高。道昆就是从徽商家庭走出来的一个成功者——其祖父及父辈都是大盐商，他很大程度上成为乡人教育子弟的楷模。在李攀龙死后，道昆和他的同年王世贞被时人并尊为“两司马”，主盟文坛达20多年。道昆由他的两个弟弟道贯字仲淹、道会字仲嘉即所谓“二仲”者主其左右，开展社会活动，更俨然是家乡青年文士的领袖。在两次家居期间，道昆曾先后倡导并组织了“丰干社”和“白榆社”的文学社团活动，吸引并直接影响了包括方用彬在内的一帮人。道昆一家三代——自其父辈至其子侄辈共6人有信函致方用彬，其中“二仲”的信更达26通之多。道昆除了和用彬有书信交往之外，还有诗文酬唱，如他曾有《赠方生序》之作，(见《太函集》卷三)，就是赠予用彬的。总之，道昆和用彬间的师生之谊颇笃。而这种关系便成了方用彬开展社会活动的一个重要凭借，他据以结识了当时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如王世贞、李维桢、戚继光等。用彬另一个重要的社交中介——他的书法老师、曾任内阁中书舍人的广东人黎民表，很可能也是通过道昆为之绍介的。

　和用彬有书信往还的乡人，多是家庭背景相类者——祖辈父辈为商，家境颇不寒酸，至少不是以耕织为生计，自己功名未就或沉沦下僚，而均颇怀学识技艺。如具有传奇色彩的十岳山人王寅，爱好古玩法书名画的吴守淮、吴治兄弟，善于篆刻的吴良上、爱好印章的吴良琦兄弟，用彬的“丰干社”社友、“七君子”之一的谢陛，诗人兼书家潘纬，书画家詹景凤，为用彬刻印数方、诗书画篆号称“四绝”的山人汪徽。用彬和他们时常谈文论艺、交流藏品、诗酒留连。用彬时或向他们出售墨砚文具、炉鼎古玩，甚至彼此发生借贷、典当关系。用彬和他们同属落魄文士。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爱好、共同的空间，把方用彬和他们维系成一个群体，构成那个时代那个典型地区具有典型社会意义的“士文化”层面，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族人、乡人而外，与方用彬有书信交往的官吏士绅，据现存的信札名刺统计，超过百人，他们颇多礼请辞谢之帖。用彬以文会友，有两件事值得关注。其一是组织编纂《瑞麦诗》——为颂扬其父母官万历间歙县知县彭好古的德政。汪道昆有《瑞麦颂》之作(见《太函集》卷九十七)。再一是主持编纂《回生诗》——以万历间泾县知县张尧文进京会试途中殊而未绝为本事。汪道昆曾有《泾县新建义勇武安王庙碑》之作(见《太函集》卷六十五)。两次组织活动，用彬都表现得非常积极。这两次活动也许他是代表“丰干社”筹办的。汪道昆组织了“丰干社”、“白榆社”。而此前，岩寺附近还有王寅、方弘静等人组织的“天都社”。与用彬有交往的盛时泰等人，又是当时南京的“青溪社”、“白门社”成员。可见这时文学社团是相当活跃的。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的文献资料价值，以上仅是略引端绪，它的文化内涵实则相当丰富。应该指出的是，不经过“考释”，从方氏遗下的这批原件中，我们除了看到几个感到眼熟的名字之外，是很难有什么收获的，甚至于连主要收信人是谁也会疑莫能明。著者通过逐一的认字、认人、认时、认地、认事，将信函名刺融会贯通，绳串珠联，深入细致地爬梳史传、进十题名录及登科录、方志、文集、书画印谱、家族谱，挖掘相关的人物、背景资料。有些资料如家族谱颇不易得。有些资料如《太函集》、《大泌山房集》则堪称卷帙浩繁，翻检之劳可想而知。“考释”以多重证据连环互证的方法解决了诸多疑难。著者坚持“金针度人”的原则，为我们完整地展现出一个个精彩谨严的求证过程。如关于收信人名、字、号的确定，其入监时间的考证，以及相关的“允均”、“莲池”其人的推断，立论平允，求证审慎，信而有征，疑以存疑。从这里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传统考据学现代应用的科学精神。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本书的方法论价值，较之其史料价值毫不逊色。”(何龄修语，见本书《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对于与之相类的学术研究，陈著颇具借鉴意义，这是我们尤其应该注意的。

(《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03.6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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