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经过一年多的选题策划、市场调研、编辑加工和印制装订，三卷四册的《独秀文存》简体横排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抚摸着典雅的淡黄色特种纸封面，参与策划出版该书的编辑们欣喜而又感慨。这里，我们将就出版过程中的一些心得写出来与各位书友及出版界同仁交流和分享，通过对本书选题价值与图书呈现形式的分析，说明我们是如何挖掘、确认一个有价值的选题，并实现其与同类图书的差异化竞争的。 

    一、选题缘起：从《胡适文存》到《独秀文存》

    《独秀文存》的诞生，与我们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胡适文存》直接相关，正是后者给了我们策划出版《独秀文存》的选题思路。

    从2009年开始，我们出版社开始成系列出版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些知名学者的文史类通俗著作，这些著作多数为已经过了版权保护年限的公版书。2011年底，负责该项目策划出版工作的编辑注意到，2012年是胡适去世50年的纪念年，也就是说从2013年起，胡适的作品将进入公共领域。于是提出，尽早进行胡适著作的调研和立项工作，经过筛选，我们决定出版胡适早年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胡适文存》。由于筹备较早，我们得以有比较从容的时间进行《胡适文存》的编辑加工工作，2013年3月，我们在市场上推出了简体横排的《胡适文存》，抢得了市场先机。书籍出版后，一些粉丝众多的知名微博博主转发了该书出版的消息，使得该书迅速扩大了影响力，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几个月后，才有其他出版机构出版的新版本《胡适文存》问世，但此时我们的《胡适文存》已经完成了第一轮的热销。

    《胡适文存》的成功让我们很受鼓舞，也使我们萌生了沿此思路继续开发新的选题的想法。在出版《胡适文存》的过程中我们得知，该书最早是在1921年底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我们决定查找亚东图书馆的相关资料，看它是否还出版过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其他图书。经过搜集资料，我们很快得知，由于《胡适文存》出版后大获成功，当时亚东图书馆决定出版“文存系列”，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继《胡适文存》后出版的“文存系列”书籍只有两部，一部是陈独秀的《独秀文存》，一部是陶孟和的《孟和文存》。

    经过初步的比较，我们将目标集中在《独秀文存》上，因为它具有几个明显的优点，与我们的策划思想和出版思路非常吻合：（1）陈独秀的著作已经进入公共领域，出版他的著作可以省却联系版权的麻烦，方便尽快开展工作；（2）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的创始人和领导者，在国内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属于“自带流量”的作者，出版他的文存更利于引发读者关注，宣传推广上也更为便利；（3）《独秀文存》是陈独秀生前最重要的著作，1922年由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在当时即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首印3 000部，不及一月即销售一空。同年再版，再印3 000册，亦很快告馨。1922—1926年，该书共印刷了8次，累计印数高达29 000部。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独秀文存》又印刷了第九次和第十次。可以说，这是一部在历史上产生了极高销量和极大影响力的书。

    不过，本书出版也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明显障碍，一是当时我们对图书市场陈独秀著作的出版情况尚不了解；二是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出版他的著作需要进行重大选题报备，而且陈独秀一生经历独特，他1929年10月被开除出党，同年12月他组建了中国托派组织“无产者社”，成为中国托派首领；新中国成立后，对陈独秀的评价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因此，此书报备能否顺利通过，我们心中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正是因为存在这些不确定性，此书的出版被暂时搁置下来。

    二、选题价值的确认：对《独秀文存》的内容分析

    2016年下半年，我们出版社重新启动了《独秀文存》的出版立项工作。在之前初步调研的基础上，我们着手从该书的内容价值和市场同类书情况两个方面开展详细的调研工作。

    我们依据1933年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四卷本《独秀文存》，并结合当代学者对该书的研究，对其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评估。我们认为，《独秀文存》在内容上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图书特点：

    第一，《独秀文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是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社会思想演进发展的最重要文献之一。《独秀文存》中收录的文章，最早的一篇是1915年9月发表的《敬告青年》，最晚的一篇是写于1921年8月的《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前后共7个年头，跨越了新文化运动勃兴和五四运动的整个时期。《独秀文存》分为论文、随感录、通信三卷，60余万字，收录了他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刊物上发表的所有重要文章。比如，具有新文化运动宣言意义的《敬告青年》；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同为白话文运动嚆矢的《文学革命论》；反映陈独秀开始运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工人阶级经济利益和阶级地位的《上海厚生纱厂女工问题》；以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陈独秀建党思想和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认识和理解的《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等。《独秀文存》中的一系列重要文章，反映出陈独秀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而日臻成熟。正像《独秀文存》的最初出版者、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文存》里的文章，多数是关于民主与科学的，但后来已经有一些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了。”诚哉斯言。《独秀文存》反映的正是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演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它所记录下的，不仅仅是陈独秀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和心路历程，更主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思想准备过程，因而具有非常重大的思想和理论研究价值。

    第二，《独秀文存》是陈独秀生前最重要的著作。《独秀文存》中收录的文章，主要是陈独秀创建《新青年》杂志和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所写的。1922年以后，陈独秀成为职业革命家，主要的工作和精力转到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工作上。此后革命形势的变化以及他人生的起伏跌宕，使他再也没有系统出版过重要的著作。王观泉先生说：“陈独秀一生有三大阶段：一、‘五四运动’；二、创导中国共产党并领导工作了七年；三、成为中国托派领袖。《独秀文存》是陈独秀第一阶段的论著粹编。” “在陈独秀生前足以代表他政治思想、革命智谋和政治见解，以及广泛意义上的文化创见的，仅仅只有这部《独秀文存》。”

    第三，《独秀文存》具有独特的文风，特色鲜明，引人入胜。《独秀文存》分为论文、随感录、通信三卷，三个部分各具特色。“论文”部分所收主要是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充分体现出陈独秀时政论文的风格，论人论事鞭辟入里，文字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与他直率、激烈的性格一样，他的文章不绕弯子，直来直去，没有丝毫的含混模糊。“随感录”为针对性很强的杂感，短小精悍，多则百余字，少则数十字。陈平原先生认为，“随感录”是一种“兼及政治与文学、痛快淋漓、寸铁杀人的文体”，“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一个自由发挥的专栏/文体，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这些“寸铁”（即子弹）般尖锐有力的杂感直指当时的现实问题，一针见血，痛快淋漓。“通信”部分最能直接反映陈独秀的思想，所收录的信件主要是他主创《新青年》时期读者的来信以及他对这些来信的公开作答。针对来信的内容，陈独秀或赞同，或驳斥，或辨析，或反诘，不少回信文字不多，只寥寥数百字，却有泰山压顶之势，迅疾就将对手“打翻在地”。他善于抓住对手的漏洞，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回击犀利，直指要害，丝毫不留情面，绝不拖泥带水，笔锋所指，万人披靡。这些当年支撑起《新青年》的“通信”，被陈平原先生称为“神品”。

    经过上述分析和解读，我们认为，《独秀文存》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内容、文字风格上，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高的出版价值，由此也坚定了我们出版该书的决心。

    三、图书呈现形式的确定：基于同类书的市场调研分析 

    （一）同类书的市场调研情况

    我们经过调研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的30多年间，《独秀文存》没有再印刷过，直到1986年国内才有出版社重新印刷出版《独秀文存》。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出版的《独秀文存》 主要有三种：一为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6年出版的简体横排版。因出版年代距今天已较久远，市场上已经很难见到该版本。二是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的《独秀文存选》，简体横排。该书为《独秀文存》的选编本，未能反映《独秀文存》的全貌。2013年8月，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独秀文存》的影印版，繁体竖排。该版本以193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第九版为底本影印，保留了原书风貌，但因是繁体竖排，且使用的标点符号也与现行标点符号用法不同，对于现代读者来说，阅读上较为不便。

    （二）基于调研结果的图书呈现方式确定

    1.简体横排，并进行重新分册。

    简体横排，依照现今标点符号用法对原版本重新加以标点，以方便现代读者阅读和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同时，改变原书分册方式，重新分为四册。《独秀文存》原书分为论文、随感录、通信三卷，其中第二卷“随感录”字数较少，只有几万字。原书将三卷分为四册：第一、第二册和第三册一部分为第一卷“论文”部分，第三册后一部分为第二卷“随感录”，第四册为第三卷“通信”。这样分册，虽然使四册的页数大体相当，但将第一卷分到了三册中，与第二卷混排在一册，给读者阅读造成不便。因此，我们决定采取新的分册方式，将第一卷“论文”分成第一册、第二册（称为《论文上》《论文下》）；第二卷“随感录”自成一册，为第三册；第三卷“通信”仍在第四册。这样分册，虽使第三册页码较少，但读者选择不同卷目阅读时更为方便。

    2.保留原书风貌的同时，增加必要的注释，以体现编辑含量，增加图书的附加价值。

    为体现原亚东图书馆版本的价值，我们在决定简体横排出版时，基本仅做繁体字简化工作，对原版中的文字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做改动。但考虑到20世纪20年代的文本中，一些词语、语法的用法与今天已经有较大差异，且原书排印中也存在一些错误，简单保留原文不变而不做说明的话，会使读者产生一定的阅读障碍，因此经过反复论证，我们确定如下的处理原则：

    第一，对于原书中明显的错字、错误（如缺字，或根据上下文义判断为明显的错误），在正文中加以修改，并在页下注中加以说明。例如，原书中“黑越越”一词为当时的排印错误，我们改为“黑魆魆”等。

    第二，对于除人名之外的异体字，按照现代汉语用字规范要求，直接在正文中加以修改，不再注释说明。对于人名中出现的异体字，则保留原字，如“常乃悳”。

    第三，原书中某些字、词的用法或意思与今天有较明显不同，为避免读者理解上产生疑义，正文中不做修改，以页下注的方式加以说明。例如， “唱道”，同今“倡导”义； “刺戟”同今“刺激”义；等等。

    第四，对于原书中其他一些字词的用法，我们主要以《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以下简称《现汉》）为依据，同时参考《辞海》《古代汉语词典》等辞书，区别情况后加以不同的处理。

    第一种情况，对于《现汉》中有收录但不作为推荐词的，我们认为这并不影响现代读者理解和阅读，因此对原书用字、用词不做修改。例如，原书中的“骨董”，《现汉》中推荐用词为“古董”“，但同时也收录了“骨董”一词，我们便保留了原书中的用法，正文中不做改动，仅在页下注释说明。

    第二种情况，原书中一些字词在《现汉》中明确标注为“旧同”“古同”“书同”等情况，我们不做改动，在页下注中加以说明。

    第三种情况，对于原书中“他”字既指代男性，也指代女性和其他事物的情况，《现汉》中有明确说明，为此我们对原书“他”字的用法不做修改，仅在页下注中加以说明。

    第五，对于译名，除对极个别人名、地名当时与现今译法不同的情况做了改动并说明外，均保留原书中的译名，不做修改和说明。

    第六，对于原书中所引古代典籍的文字，与今通行本不同的，不在正文中加以改动的，以页下注的形式加以说明；凡在正文中依今通行本做了调整的，均以页下注说明改动的情况。

    总之，我们通过这样的方式，既最大限度地保持原版文字的原汁原味和版本价值，也尽最大努力避免歧义，给当今读者的阅读提供方便。同时，也使得我们的这一版本具有区别于其他版本的更高的编辑含量，做到了差异化。

    3.选择了精装的装帧方式，做到与同类产品的差异化竞争。

    在考察市场上同类产品时我们发现，《独秀文存选》为平装书，价格较低；影印版《独秀文存》既有平装本也有精装本，二者定价上差异巨大。考虑到我们出版社的成本等综合因素，我们认为如果出版平装版，我们在价格上没有优势；而出版精装本的话，我们舍弃函套等较昂贵的精装方式后，比影印版《独秀文存》的精装本在定价上可以便宜不少，这样就既使得我们的图书比同类的平装本更为精美，又比同类书的精装本在价格上更有竞争力。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便在价格上做到了与同类图书的差异化竞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在既有选题开发中获得策划灵感，进而进行文本内容价值、市场同类书情况等的详细调研，是我们最终确定《独秀文存》这一选题的核心步骤，而在后期的编辑加工和印刷装帧中，我们根据竞争产品的情况，挖掘自身产品的特点，确定出具有较高编辑含量和附加值的图书呈现形式，从而使得自己的产品具有了竞争中的差异化优势。从该书投放市场以来的表现来看，是达到了我们事先的预期的。

    作者简介：孟岩岭，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来源：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