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官书局，是晚清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为了复兴和赓续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地方督抚兴办的类似于现代出版发行的文化机构。韦力先生花了几年时间，遍访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官书局遗址，发掘它们的历史脉络，打捞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失落的记忆，并选取了32篇寻访笔记，2018年8月在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了《寻访官书局》一书。

　　2018年9月16日，江西高校出版社以“打捞失落的记忆：官书局和晚清的文化存续”为主题，与孔夫子旧书网共同在北京雜書舘•新书馆举办了一期“孔网读书会”。活动现场，韦力老师以《寻访官书局》一书为引，为大家讲述了官书局的前世今生，带领大家一起回望在晚清那个动荡的岁月里，人们是如何赓续文化，泽被后世。以下为现场访谈实录，经孔夫子旧书网整理并微信推送，江西高校出版社略作修改后转载。

　　主持人：您曾经以实地走访考察的方式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您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方式？您觉得寻访的方式对研究历史有什么样的好处？

　　韦力：先说走访问题。我以前喜欢看各种文史书，再后来因为喜欢游览，跑过一些地方。大约在18年前，一个特殊的契机，我先去寻访了一些藏书楼，寻访的过程中给我留了一个印象，中国很多的历史遗迹慢慢地都在消失。

　　这个消失不用追溯很远，只说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城镇化运动很快，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保护和现代化之间有较大的矛盾，使一些遗迹渐渐地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大量的乡村遗迹都在慢慢消失。这种情况下，对于我这样的小人物，无法阻止整个社会的大变革。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地在它损失之前拍下一些照片，记录详细的情况，使得有迹可循，这就是最初的想法。

　　在走访过程中，我认识到了“纸上得来终觉浅”。读书的时候，很多东西总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跟我没有太多必然联系，通过我的走访，很多东西变得亲切了起来。王阳明说“一瞬间分明了起来”也是我的感受，让我对历史遗迹、人物有了更多的亲切感，当我在写某个历史人物的时候，会觉得如逢故人。在这种心态下，使得我对历史的认知慢慢由平面变成了立体，自己的写作和走访就变得另有意义，这就是我的收获。
　
　　主持人：您是怎么开始研究官书局？

　　韦力：我的性格有一个弊端，喜欢贪多求大，这个习惯有好有坏。好处是我对历史遗迹有了一种全局观，方方面面的知识体系都能打通。

　　现在，学科分类强调“术业有专攻”，其实古人也讲究专攻，但古人的专攻是首先要有很强的文化底蕴，而后萃取出来专家之学。而现在，我们基本上从中学就开始渐渐地分科，这种分科其实如同把一个西瓜切成了很多瓣，每人研究其中的一瓣，而后研究出来这个西瓜怎么回事——我对这种治学方式有所质疑。

　　专家治学的好处是能把很多事物研究得窄而深，把很多门类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这是它的益处。当大家都进行窄而深的研究的时候，我采用走访的方式，为的是让学科门类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

　　我的寻访分成了两个体系，我个人总结为“书系列”和“觅系列”。“书系列”是我对文献的研究，对传统典籍的寻访，包括官书局都属于“书系列”中的一种；另一个是“觅系列”，像《觅词记》《觅曲记》《觅经记》《觅宗记》等，这个体系计划写12部，想10年写完。总之，我把传统文献的情况做了多面的分类，每个分类单独出成每种不同的书，官书局是其中一种。

　　主持人：太平天国运动以后，全国各省的地方大员为何会主动去办官书局？

　　韦力：总体来说，这个事情跟太平天国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大概是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洪秀全创立了拜上帝会。拜上帝会的结构很好玩，奉的神叫“皇上帝”。听名字大家就能感觉出来，这是皇帝跟上帝二者的结合，洪秀全称之为“唯一神”。他最初借助了基督教的一些理念，掺杂进中国传统儒家理学的理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用理学的办法来解释它的体系，这就是当初的概念。

　　随着这种概念慢慢地深入，洪秀全用了七年的酝酿，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发动了“金田起义”。到了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攻下金陵（南京）建立首都，称为“天京”。

　　这个时期，传统的儒学已经对他没有用了。洪秀全要建立独立的体系，打破旧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大量地烧书。中国的藏书历史虽然悠久，但是南宋之后，藏书基本上汇集于江南地区，而太平天国活动的主要区域就在江南。

　　太平天国运动中，为了贯彻洪秀全的理念，产生了系统性的烧书方式，烧书烧得比较彻底，而且要求必须连书的刻板一块烧。书板我们称为书的模板，这种烧法使得很多著作失传了。太平天国认为儒家文献都叫“妖书”，他们要把儒家的书全部抛入茅厕，将茅厕填满后又往猪圈里扔，用火烧，烧完了以后用水浇。

　　到了太平天国晚期，他们逐渐意识到这种烧书方式无法禁绝，于是建立了专门的衙门，叫“删书衙”。中国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机构，删书衙就负责系统地删改儒家文献。

太平天国运动绘画

　　怎么个删改方式呢？比如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其中首先是《易经》，它涉及了中国人的天文理念或者叫儒家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跟“拜上帝教”有很大的冲突，所以要删。

　　中国的传统文献中也有“上帝”二字，我们所说的“上帝”跟西方的“上帝”不是一个概念，我们的“上帝”基本指的是上天。既然有同样的字眼了，所以删书衙就一律规定，凡是出现这个字，前面必须加皇帝的“皇”字，一律改成“皇上帝”。

　　这样的删改会产生什么结果呢？使我们心中很多崇尚的圣人，逐渐变成了普通人。

　　还有，就是他们把《论语》里面的“孔子曰”改为了“孔某曰”。

　　后来，曾国藩建立了湘军，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沉重的打击。湘军的重要人物都是什么人？是文人。文人不能忍受用这种办法篡改千年的文化，所以他们在战争之余就开始恢复被太平天国清理的传统文献。第一个就是要刊刻书籍，第二个必须回到“子曰：学而时习之”这个文本上来，这就是官书局产生的萌芽。

曾国藩的湘军

　　主持人：曾有学者说，曾国藩是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曾国藩强调“义理”，他仍旧没有放弃文化中“形而上”的层面，李鸿章则强调“事功”，也就是只注重实用的方面。在您心中，如何看待曾国藩这个人？

　　韦力：我们先从官书局讲。曾国藩打下南京之后，任两江总督，八个月后，又被朝廷派到北方清剿捻军，接替他的人是李鸿章。

　　他走的时候跟李鸿章说，书局是私人出钱办的，带不走。李鸿章说，那我接着办吧。李鸿章在官书局史上很重要，为什么重要？举个例子：我们现在提到第一个官书局，都说是金陵书局，而我们今天能见到的、金陵书局刊刻的第一部有确切年款的书，是同治三年（1864年）刊刻的《周易本义》，这部书就是李鸿章刊刻的。

　　对于曾国藩，我本人对他有一种崇敬感。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们对曾国藩的评价还没有真正到位。他是文人出身，在国家危亡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不顾安危，靠个人力量来组织人马为国出力。他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个军事家，与太平天国的战争就打得很惨烈。

曾国藩

　　当年他跟太平天国作战，屡败屡战。在作战期间，他曾经三次自杀，直接跳江，但都被一个人救了上来，这个人叫章寿麟。可以说，章的功劳很大，但是后来没有封官进爵。为此后世有很多的猜测，曾经有个人画了一幅《铜官感旧图》，替章寿麟鸣不平，说如果没有他，曾国藩就已经死了，清政府就不能平定太平天国，即使最后被平定，可能也要很长的时间，导致更多的生灵涂炭。

《铜官感旧图》

　　但后来曾国藩并没有对章寿麟进行提拔。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曾国藩没有因为个人恩怨徇私情去报答一个人，通过这个事情，能看出他的雄才大略。

　　在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之后，他手下一个叫赵烈文的人，曾劝曾国藩应当自立为皇上。赵烈文认定清朝的气数已近，既然曾国藩有如此的雄才，应当取而代之。但曾国藩没    这么做，我更感兴趣的是曾国藩为什么不取而代之？这个事情不好推论，他有他的想法。但是有一点可以认定，就是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心里。我想这些中国人的传统是两千多年来中国人所信奉的观念，这种观念根植于像曾国藩这样的文人心中。我认为，以他的雄才大略，他肯定能知道天下事有可为，有不可为。他认为天下不可变异，在不可为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于此，这正是他的伟大。

　　所以很多事情换一个角度，就可以变得更客观。我更想用客观的态度来评价古人，而不是把他脸谱化。

　　主持人：是不是正是因为有了官书局，才有了中国现代出版的雏形？

　　韦力：先从版刻史来聊。如果单纯说官刻本，不能说是因为有了官书局才开始有的。官书局的性质到底是怎样的呢？其实学界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最初，金陵书局、浙江书局并不叫金陵官书局、浙江官书局，当时，它们究竟属不属官方，后世还有争论。早期的官书局都是一些人自己出钱刻书，后来又派官员来管理，这就渐渐加了一个“官”字。

　　真正有官书局概念，其实起源很晚，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才有奏章提到了官书局。我们有的学者说，咸丰九年（1859年）就已经有官书局的存在了，但它究竟算不算官书局，这是后世一直存在争议的。

金陵书局刊本书影

　　还回到那句话，什么叫官书局？对于军国大事来说，文化永远是一个附庸，我们把官书局界定为由这些朝廷重臣创办、通过金陵书局影响各地兴起的官办机构称之为官书局，这就是一种历史的客观。但是现在不能下严格意义上的定义，这是官书局的一个问题。

　　官书局当年刊刻的书主要是为了恢复太平天国所毁坏的中国传统、人文道统，这在当年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当初各地大员设书局，并不是为了挣钱，他们当年卖的书只收成本，维持固定的费用，然后开始销书，这是官书局的普遍做法，但它挡不住西学的冲击，刻书迅速地衰落下来了。

　　同治三年（1864年）又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变：根据朝廷的规定，把一些书籍逐渐划入不同的机构，再后来，这些机构几经转变，有些变成了今天的出版社，有些变成了私营的出版机构或者销售机构，还有一些就消失了，基本上这就是官书局的结局。

金陵官书局《唐人万首绝句选》书影

　　主持人：官书局的出现，是否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

　　韦力：官书局从传播角度来看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官书局，每个官书局销售书的品种都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不管什么差异，都以正史为主，就是中国传统的文献，这就是当年官书局在文化延续上起到的重要作用。

　　官书局产生之后，不是为了竞争，是为文化的普及，所以以低价占领市场，使很多没有钱的人都能买得起书，这是官书局在晚清文化建设上起到的最大作用。

　　主持人：官书局后来有所变化，开始印一些西方翻译的书，这怎么解释呢？

　　韦力：目前看，官书局做这种事情很少，这是某些地方大员偶尔为之的事情，他们也在变化中。我们今天经常谈的物理、化学，古代的力学、机械学，通通是这个阶段引进来的。

清官书局江南书局精刻本《毛诗传笺》

　　当年引进这些书籍的时候，主办者做了很多努力。比如翻译很困难，主要因为很多外来术语，我们没有现成的词语去对应，他们就采用了比较奇特的做法——对译法。这里说的“对译”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翻译，是由会中文的传教士讲出这个意思，然后由中国的文人听，听完之后再转换成文言文写出来。

　　就这样，官书局刊刻了大量的西学著作。但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政局发生变化，西学著作刊刻逐渐被禁止了。否则我们的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应该会变得更快。

　　主持人：中国古代的印刷都是木刻或者活字印刷术，官书局在印刷方面的影响大吗？

　　韦力：现在我们看官书局所印的书，大部分是木刻版，占九成以上。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官书局在印刷上采用了比较封闭保守的做法。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很便利，可是流传至今的古籍，活字印刷的数量跟木刻版的数量对比，所占的比率不到2%，这很奇怪。我认为活字印刷更适合于大规模生产，它适合市场化，而中国只在明代万历年间短短的几十年中曾发生过资产阶级萌芽，而后进行了锁国政策，使得我们的出版商业化回到了老路。

安徽省源泉文化民俗博物馆所藏一套保存完整的清代木活字印刷字模

　　随着中国开放了几大通商口岸，市场逐渐商业化，从而使得活字排印本、铅印本大行其道，这是商业化的结果。

　　但在官书局印书的时候，我们没有赶上这样的好时光，所以极少用这种方式来做。从印刷史角度来讲，这也是官书局没有引领时代的一个主要原因。

　　主持人：韦力老师想必也收藏了一些官书局的书，想问一下市面上官书局的官刻本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韦力：因为官书局的界定有争议，所以官书局究竟刻了多少书，统计数字也是有出入的。根据笼统的数据，我们认为官书局大约刻了一千多种书。

　　官书局这么重要，但是市场不买账。官书局从民国以来一直不是好书的代表词，这是很大的悖论。官书局所刻的书，业界通称为“局刻本”，“局刻本”就是不好的代名词。

　　为什么呢？这里有一个大的悖论，其中原因之一是它刊刻的字体很难看。中国的刻字在嘉靖年间有一个断档：嘉靖之前所有的刻书都是每个人写样，刊刻成不同的面貌，所以它是各种各样的面貌。这样的情况下，刻手要适应每个人的笔锋，这非常困难，刊刻难度可想而知。嘉靖年间就产生了一种固定的字体，就是后世所谓的仿宋字的前身。明代人不这么称呼，他们称这种字体叫宋体字，因为那个时代崇尚古代，所以叫“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是社会的总体风气，字体也要仿制那个时期的，他们的字体一直流传到现在，包括官书局内的字体，就是所谓的仿宋体字，其实就是明嘉靖体的变体。

清光绪十四年浙江书局刊本

　　从中国传统的视角来看，官书局刻的书，看上去都是黑塌塌的一片，又扁又黑，每个横很细，每个竖很粗，这是独立的一种刻法，一眼望去就知道是官书局刻书。

　　为什么官书局非这么刻呢？始作俑者其实是曾国藩。曾国藩当年组织金陵书局，特地要求要刊刻成这样的字体，他明确说，这种字体特别好看，并且要所有的书都这么刻。这是他特意要求的。现在见到的官书局刻本，大部分是这个字体，只能说曾国藩的审美太奇特了。

　　这个原因使得流传后世的官书局刻本一直到今天不受重视。同时代刻的书出现在市场上，只要是局本的，都便宜很多。

　　主持人：现在官书局书的存量很多吗？

　　韦力：多，因为藏书的人大多数不爱藏官书局的书，原因就是“坏币效应”。大家拿到一摞钱，每个人先花最烂的那一张，再把最好的留在兜里头，所以市面上坏币就充斥。流传下来的官书局刻本，到今天还是容易见到，并且价钱也不贵。

　　主持人：您觉得普通大众收藏官书局的书，未来行情会怎么样？

　　韦力：以我的私见来说，我认为官书局刻本，其中的珍品今后一定价值很高。其实，当年官书局刻书的审慎程度比我们想象的高，因为主事的都是各个地方的重要人物，掌握着人权、财权，所以能把很多有名的专家汇集到局里去。

同治八年金陵书局刻本《后汉书》

　　以金陵书局为例，刊刻二十四史，永远是《史记》打头。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还没有刊刻，所以找人分别抄。130卷，抄一遍很难，有很多的错格，每抄一遍都会产生一个新的错格，所以过渡到刻本时代之前，经过历代的传抄发生了好多的错格，包括很多人添加的一些司马迁去世后的内容，就让人开始怀疑这个书到底是不是司马迁写的。

　　但是到曾国藩要刊刻的时候，并不是拿一个古本直接刊刻，他找专家校刊。当年校刊这个最厉害的就是张文虎，用了四年的时间把这部书仔细校对了一遍，校出很多的错，而后进行刊刻。从内容上讲，最好的一部《史记》就是金陵书局本，所以大家知道尽管它刻得很难看，但是它败絮其外，金玉其中，内容上是很完善的一个本子。

孔网所售的金陵书局仿汲古阁大开本《史记》

　　站在这个角度上讲，官书局有很多这样的书。官书局的很多本子都具备这样的性质，它的内在价值人们还没有真正地发现，我认为官书局本很有后世可望的意思。

　　主持人：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来看，官书局处在什么样的地位？对于中国后来的文化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韦力：这个话题，我将其概括为清学的价值问题，因为官书局这种刊刻史属于清学价值体系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正常情况下，按照传统的思路理解，清学是对明代学说的反思与修正。那个时候讲究思想开放，思想开放的结果是使很多人认为，读书越多思想越受蒙蔽。按照王阳明的观点说，是把活泼泼的心给包裹住了。这样的结果，使得很多人都变成了近似于南郭先生这样的人，都是要讲究顿悟。

　　王阳明的观点，在解放思想上有它的作用，但是对于人文的传承，其实是有害的，所以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来看。从总体来说，曾国藩传统功底很深，这种继承的过程，必然会影响到整个官书局的思想体系。

 
王阳明

　　我佩服曾国藩的地方是，在官书局这样宏大的体系下，刊刻今文经学的著作很少，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客观地来表达一段历史，这是很难的。往往是一个强权者会用自己的思想作为普世价值，而曾国藩能够抑制住自己的观念，以传统的国学作为普及对象，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太平天国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十分严重，官书局构建的书籍刊刻文化体系，一定程度上恢复和赓续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是官书局真正的作用。所以说，官书局不仅对中国印刷史或者中国书籍出版史起到了作用，而且还接续了中国传统文脉，这才是它真正的价值所在。
 
　　提问：我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会计专业，想买中国第一本会计书，1905年官书局出版的，但是买不到。查了一下，全国只有两家图书馆有，为什么官书局的这种书存量会这么少？

　　韦力：官书局刻书分两个时期，一是官书局成立时的正统刻书，正统刻书很少刻实用类的书，只是为了恢复儒家文脉而刻“四书五经”。后来官书局的性质都转变了，转变之后为了打原来的旗号，继续叫原有的名称。

　　官书局在琉璃厂有，在保定有，在天津也有，都是打这个牌号，因为那时候官家已经没有实力去控制了，所以有些书就刊刻得很少，因为销售能力有限，并且只是用那个牌号来刊刻。

　　到今天为止，由于对官书局的研究深入度并不够，并无法一一的定这些书哪些是它的原刻，哪些被人仿刻。

　　像您说的，会计这一类的书现在所剩很少，因为传统中国人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够，所以当您选择这样一个跟工作有关的收藏路径是很好的。这种少恰恰是收藏价值所在，所以建议您不吭声继续找下去，准能有好的收获。
 
　　提问：您是真的到各地找到了官书局的现存遗址吗？还是通过到当地查阅记载的文献，以及与当地的学者交流然后来对官书局有所了解呢？

　　韦力：“觅系列”都是我自己一一去探访，很多官书局的地址或者现状，这本书都是第一次把它揭示出来。通过这种探访来印证自己很多的判断，这种写法一个是为了让古代的一段历史立体起来，第二个原因是通过这种寻访来印证很多历史的记载。

　　因为有些历史记载并不准确，古人在这方面严谨度并不高，随口一说，再加上古今的变迁，很多地方其实已经没有了痕迹。这种寻访就是想给历史上留下一点重要的史料，同时也增加可读性。单纯的史料汇编，我想大多数人看着可能没趣，通过这种寻访，大家觉得这么无聊的一件事还可以玩出这么多的花样，我想这就是我个人对寻访的心态，所以说这么多年来，这样的寻访全部都是自己一一走出来的。

    来源：江西高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