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靠写教材赚钱的学者越来越少了，培生、圣智等大型教育及学术出版商都减少了教材作者的签约数量，而把注意力和资金转移到数字课件上。

　　培生全球高教业务执行总监保罗·科里（Paul Corey）表示，他们对数字课件倾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出版商不像以前那么需要签下新作者了。“畅销的数字课件具有传统教材的所有元素，同时出版商也在开发适应性评估、数据分析和包含有视频、动画的用户友好界面等高成本的功能。因此我们必须更谨慎地选取我们的重点。”比起签约新作者，培生更愿意从知名作者那里获得数字授权从而开发出畅销的数字内容。

　　同样，圣智也投资于数字产品，来改善学生的学业成绩。圣智出版公司高教产品高级副总裁艾琳·乔伊娜（Erin Joyner）表示，圣智仍在签约新作者，但是比以往更加挑剔了。“通过更多地投资于新产品，圣智改善了产品的效能，将质量放在比数量更重要的环节。作为内容提供商，我们现在要从战略角度考虑，业务也更集中。”乔伊娜表示，圣智过去4年出版了120种新教材，但是到2020年只会出11种。

　　麦格劳-希尔高教部首席产品官斯哥特·沃克勒（Scott Virkler）表示，与10年前相比，现在签约的纸质新书减少了。纸质教材都被与前沿作者和专家共建新的解决方案的创新型合作取代了。

　　麦克米伦学习公司内容策略高级副总裁查尔斯·林斯迈尔（Charles Linsmeier）表示，虽然其他的学术出版商都在减少新作者和新书数量，但麦克米伦对此保持谨慎：“我们需要更多的观点，更多新内容和新的教学法。麦克米伦没有对签约新作者定什么目标，但是每年新书的数量都保持在总数的13%~20%之间。”

　　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在签约新作者，该社高教内容副总裁兼出版人约翰·查理斯（John Challice）表示，现在签约的数量与以往一样，每年出版新书的占比约40%。大社现在基本上不签约新作者，而在以前每个项目都会有一位知名作者。

　　因为大社对市场的垄断地位，学者写教材的机会将会更少了。只有那些真正的大咖才会受到关注。查理斯说，学者仍有机会参与到数字课件的创作中，但可能是多个参与课件的作者之一。在数字课件中，作者的属性减少了。这不像过去，一本教材作者很熟悉，而且一直会用40年。

　　教材及学术作者联盟（TAA）执行总监米歇尔·斯皮内拉（Michael Spinella）表示，该联盟的会员发现，现在与大社签约更加困难了。“一直以来拿到第一份和接下来的合约都很难。现在想拿到第一份合约就更难了，我们的行业处在变化中。拿到合约的作者也被要求配合出版社做得更多。

　　过去是作者直接创作，现在要作者授权使用照片、图表，有时候作者还要参与到评估工作中。拿不到合约的学者则更多地转向开放教育资源（OER），制作开放的、但受版权保护的教材和学习资料，学生可以免费使用。

　　“我们联盟有的成员就参与了OER项目，对年轻学者，尤其是新任教授来说，这是引起注意的好办法。而且作者也可以通过一些方式获得回报。”教材出版一直在变化，斯皮内拉相信“对高品质的教育内容一直都会有需求”，出版商也希望与有专长的学者合作。他认为，“开发教育资源的需求不会变。”

　　传统纸质教材的商业模式一直都面临挑战。Riverwinds咨询公司创始人约翰·邦德（John Bond）表示，对于订阅模式的数字课件，出版商更关注面向学术部门的销售而不是单个教师的销售，这样也不会把市场拱手让给二手书商。他指出：“一本教材真正上市需要几年时间，大型出版社减少签约数量带来的影响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出来。想写书的学者不会减少很多，但是给作者寄新书的快递会少很多。”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9年01月08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