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明确地指出：国家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而存在的。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是国家存在和强大的前提和基础，以强化国家干预甚至取代社会自我管理和调适功能，不少传统国家已经遭遇诸多失败的教训。而世界范围内的经验表明，相当一部分并不具有强大中央集权的第三世界国家，却能够在引导并促成经济社会转型的同时，有效地巩固国家政权，其要义在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建构。

    从社会本位出发，相当一部分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将社会治理的转型看作是一个不断更迭变化的过程。首先是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对社会严格管制，继而转向政府的直接控制和管理，再转向合作参与为主流方式、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以及社会高度组织化的自治形态，甚至政府治理最终被社会自治所取代。但是，中国的发展与这一道路并不相符。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近代以来，在西方文明的不断冲击下，国家建构是一个持续的被动或主动的反应过程。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与民族形成的交互过程所展现的，正是新型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成长道路及其经验，与18世纪的欧洲不同。但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维度，对于地域位置和历史经验都迥然不同的西欧现代民族国家和后发现代的中国来说，较具有重叠性的经验是，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深入经济和社会领域，在自身现代化的革新中也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其中，一个独立、统一、强大的中央权力始终是国家政权稳固和有序治理的政治基础。在此基础上，两者都以现代政治发展为目标导向，国家权力在全面向社会领域扩张，对社会展开全面介入、渗透和控制中，构建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面临发育不全、能力薄弱、秩序缺失等“先天”缺陷。社会主体和要素的培育，资源和空间的扩展，社会机制的产生和丰富，无不与国家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密切相关，与国家通过改革开辟的发展空间和资源注入有关，表现出较为浓厚的“依附性”发展态势。

    聚焦于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体制变迁等宏大主题的种种研究，学界所流行且稳妥的研究方式，是以国家以及代表国家的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所发生的相互渗透、嵌入、塑造、博弈等历时性的互动过程及其关系特征作为参照和基础，甚至将“社会中的国家”看作是广义社会中的一种组织形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宏观结构变迁下社区并非是静止不动，相反处于一个极其丰富而细微的变化过程。国家与社会互动中展现的并不是对立、冲突、紧张的关系形态，而是在相对分离过程中进一步的嵌入和渗透。

    现代国家的建设目标之一，就是能够运用自身权力建立具有高度权威性的、能有效整合和动员基层社会组织和国民的组织体系。国家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扩张与渗透、社会空间的扩展以及公民权利得到不断伸张，正是现代国家建设和治理过程的主线。

    这一过程可以理解为双重面向，其中一面是国家是对经济和社会生活逐步强化的控制，通过对社会的有效动员、整合和控制来输出现代化导向的国家意志；另一面则是国家公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得以完善和实化的过程，是具有主体性意识的社会自主发展并日臻成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不是通过国家权力无限制、无方向的扩张来实现，社会的自主性是国家治理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基础，也蕴含着国家与社会边界日益清晰、功能日益分化的深刻变化。

    当代中国的政权建设与国家治理，与米格代尔所考察的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迥然不同，重点并不是“树立”而是“巩固”国家政权的权威，不是“建立”而是“提升”并“维护”国家业已具有的介入、引导、控制社会等方面的优势甚至垄断地位。那么，如何将抽象而宏观的理论解释与纷繁复杂的微观层面的实践关联起来，在不断将城市社会基层实践关照和冲击已有的理论阐释的行动中，也为当代中国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命题注入必要理论意蕴。

    由此，贯穿不同的时间阶段和空间范围，这一过程必然以特定的载体作为呈现的舞台和基础。社区自产生之时，其组织属性功能是多重的，是地理、社会关系和行政特质等多种属性的复合体。中国的社区既以特定的行政区划空间形态呈现，也是一种承载着特定的社会个体和群体及其社会关系的空间。同时更不能忽视的是，在国家主导的社区发展进程中，基层社区的行政特质体现得尤为突出。换言之，社区被证明是在当下中国可以有效地整合社会中的各种治理要素和治理资源，构成了中国情景中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单元。对于国家治理而言，社区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和战略价值。

    回顾40年的历程，在城市社会成长和社区发展的舞台上，国家始终扮演着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角色，社区被视为国家治理的单元。国家充分运用经济改革政策的引导，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资源的供给等方式，不断推动新一轮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从而在实践层面推动社区的发展。

    如同中国的城市发展一样，城市社区的建设与发展，也是以我国国家和社会的转型为宏大的背景，社区的发展历程与这一总体进程耦合。社区既是社会的组织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单元。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是国家行政权力强力推动设计和建构的产物。既然城市社会的治理和政府与市民群体的关系，是所有国家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就不能忽略社会作为主体的自主性及能动性。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不仅是对国家单向度的权力控制的反映，而且为新时期国家和社会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和意蕴。

    置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时段来考察，国家直接推动了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以社区为核心的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完整而全面地体现在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之中。

    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40年的时间跨度中可以发现，国家不仅是推进现代化的主体，也是促进“国家与社会”分离的主体。将城市社区治理作为观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场域，现代国家的建构与现代社会生长的历史进程在双方的互动中得以充分展现。两者并非此消彼长、此起彼伏的关系，一方面国家在城市社会的力量不断增强，下沉和扩张力度加剧；另一方面社会空间的扩展、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了社会自主性的成长。城市社区的治理结构、治理体系、治理机制，是国家与社会的意愿、组织、行动之间不断触碰、汇聚和连接的结果。而城市社区治理的不同阶段，国家与社会的行动方式之间的关系重心也相应发生着变化。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