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中的交往与想象（节选）

董晨宇    唐悦哲

    
    我们先来讲两个故事。

    1949年10月，33岁的美国作家海莲·汉芙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售卖旧书的广告，这家来自伦敦的书店宣称自己收藏了不少旧书珍本。贫穷的汉芙犹豫再三，还是给书店老板寄去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先生……我只不过是位对书籍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在我住的地方，总买不到我想读的书。随信附上一份清单，上面列出我目前最想读而又遍寻不着的作品。如果您那里有这些书，而每本又不高于五美元的话，可否将此函视为订购单，并将书寄给我呢？”

    汉芙在落笔时绝不会想到，这封信会成为她与书店老板弗兰克·德尔长达20年友谊的开端。在最初几封信中，汉芙还尊称对方为先生，但从第五封信开始，她就直呼其名，如同与一位相知已久的老友谈天，购书甚至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更有好事者发现，德尔曾悄悄将信头“汉芙小姐”改称为“亲爱的海莲”，信件落款的时间是1952年2月14日情人节。

    然而，汉芙与德尔的通信并没有换来哪怕一次的见面。直到德尔去世的消息传来，在汉芙心中，这个男人仍旧是一封封短信中的只言片语。之后的日子里，德尔的后人无心经营这家赚不到钱的书店，汉芙也久久不愿踏上英国的土地怀念旧人，她干脆将二人来往的信件编成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名叫《查令十字街84号》。
   

    我们把时间再向前追溯几百年，来到中国宋朝，讲第二个故事。

    宋代传奇小说《流红记》中写过这样一件事。书生于祐在宫门外散步，拾落叶一片，上有四句情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首诗把宫女的生活写得太幽怨了，于祐读罢，便触动了怜香惜玉的心弦，别取红叶，回诗两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他将红叶置于水上，看它漂入宫内。朋友听闻后，莫不笑他痴情。

    于祐数年赶考，都没能取得什么功名，于是便来到一位姓韩的人家做教书先生。韩家的老爷见于祐生性淳朴，又未娶妻，便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婚后，一日妻子整理房间时，发现于祐所藏红叶，正是自己做宫女时所写，于是潸然泪下，随即取出自己当年捡到的红叶，冥冥之中，“方知红叶是良媒”。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信件，汉芙与德尔恐怕永远无法跨越遥远的大西洋，在等待与书写的交错间传递着理想的温情。如果不是红叶，书生与宫女又怎能跨越幽闭的宫门，在冥冥中埋下这段缘分的伏笔？当然，在我们生活的21世纪，恐怕不会有太多人愿意承受等待的煎熬或将缘分寄托给天意，选择通过信件或红叶与他人产生交集。不过，似乎我们在做的事情与汉芙等人的所为没什么本质上的区别。我们不如打个有点冒险的比喻：这一封封往复的信件，不就是汉芙与德尔那个时代的电子邮件吗？这一片片红叶，不就是书生与宫女那个时代的QQ漂流瓶吗？

    这当然不止是在感性层面上开个脑洞而已。我希望表达的是，《查令十字街84号》中温情的书信，《流红记》中寄托爱意的红叶，和我们在互联网中亲昵的交谈，也许并没有太多本质的区别，至少，它们都属于所谓的中介化交往（mediated communication）。这样一来，我们自然会产生一个疑问，当我们将微信与脸书（Facebook）视作数字传播的革命，称它们为“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时，对书信和红叶来讲，是否有些不公呢？难道是因为书信和红叶不够社交吗？

    2015年出现了一本专门研究社交媒体的英文学术期刊，名叫《社交媒体+社会》（Social Media+Society）。这本期刊的主编齐齐·帕帕奇拉斯（Zizi Papacharissi）算得上是互联网研究界的领军人物。不过，她却在创刊词中给“社交媒体”这四个字泼了盆冷水。她说自己第一次接到邀请时，看了这个期刊的名字，就有点犹豫。她非常讨厌“社交媒体”这个说法，既因为它体现出一种言过其实的暗示——社交媒体在社交性上是独一无二的，也因为它本身存在着同义反复——当我们说起“社交媒体”时，难道在暗示，还有其他一些媒体不是用来“社交”的吗（Papacharissi，2015）？如果从字面的意思来讲，无论是《查令十字街84号》中的书信，还是《流红记》中的红叶，其实都是社交媒体。我们在读中学时，给偷偷喜欢的人传小纸条，现在想来，也是在使用社交媒体。只不过，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多时候，我们似乎更愿意在深夜打开微信，对自己暗恋的人说一句：“在吗？”

    曾获奥斯卡、金球奖的电影《她》，就讲述了一个中年宅男和二次元女友在云端相爱的悲伤故事。
 
    如果社交媒体仅仅突出媒体的社交本质，那么，汤姆·斯丹迪奇（Tom Standage）还要走得更远一些。在谈论人类社交媒体的起源时，他直接指向了古罗马。斯丹迪奇是《经济学人》的记者，特别钟情于通过古今传播技术的对比，来理解当下的现实问题。他写了许多传播技术史方面的畅销书，其中一本叫作《从莎草纸到互联网》（Writing On the Wall）（Standage，2015）。这里的“Wall”其实是一个双关语，不仅指脸书上的留言板，同时也指古罗马庞贝古城的残垣断壁。在那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万多条涂鸦。涂鸦的内容可以说五花八门，有人在上面求爱，有人在上面发表政治观点，还有人在上面“出柜”。比如有一条涂鸦写道：“赛昆杜斯想念普里玛。”底下紧接着，普里玛就回复说，自己也向赛昆杜斯问好。想想看，这些墙上的涂鸦，与我们在脸书留言板上书写的对话，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庞贝古城的涂鸦

    按照斯丹迪奇的描述，在古罗马人的社交盛宴上，其实这些涂鸦还只是前菜，他们最经常使用的社交媒体，是蜡板和莎草纸。蜡板就是涂上蜡的木板，形状和我们今天的平板电脑十分相似。蜡板比较沉，适合短途传递消息。如果是长途通信，古罗马人更喜欢使用莎草纸，这是一种用尼罗河边生长的草秆制作的纸张，价格相对贵了一些，但十分轻巧，便于携带。作者说，蜡板和莎草纸就是古罗马时期的社交媒体，而帮助贵族传递这些信件的奴隶们，就是古罗马时期的宽带，他们将贵族们发送的信息连成网络。

    在古罗马时期，著名的演说家马库斯·西塞罗就是个社交媒体迷。即便没什么事儿，他也要和朋友通个信，问候一下近况。朋友们接到西塞罗的蜡板，就直接在空白的地方回复他，这不就是现代社交媒体的回帖功能吗？如果通信的内容特别有价值，收信人还会让奴隶抄写下来，转给其他朋友阅读，激发进一步的讨论，这简直就是转推功能。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开始使用莎草纸。

    从技术发展的高度上，莎草纸与微信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微信潜在地消灭了社会交往的时间和空间障碍，实现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人类愿景；另一方面，我们同样可以发现，社交媒体在发展历程中不断地接近面对面的交流：信件可以还原语言，电话可以还原声音，视频通话可以还原样貌。如今，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还原场景（Bolter & Grusin，2000）。不过，即便如此，技术的精进不会改变的是人类的社交本能。不管是古罗马时期的蜡板和莎草纸，还是我们如今使用的微信、微博，都是人类社交需求的实现途径。因此，在社交需求方面，不管是古罗马人，还是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并没有贵贱之分。

    《圣经》中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同样，社交媒体中的中介化交往，也并不是什么21世纪的新发明，甚至我们可以说，一切媒体其实都是广义上的社交媒体。区别书信与微信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社交媒体的意义，便需要从人类的社交本能与欲望出发，理解书信与微信之间若隐若现的延续性。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