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王先霈文集》出版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举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主编范军出席会议。以下是他在出版研讨会上的发言。

　　今天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王老师文集的出版研讨会。记得王老师讲过一件事，有一年他和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同住一室。晚上两人躺在床上聊天，说到张舜徽先生时，罗教授忽然坐起来穿好衣服，他说不能这样随意地躺着闲谈张先生，否则是对老人家的不敬。张先生是了不起的大学者，是真正的国学大师，罗老师对舜老尊敬有加，就像斋戒先得沐浴更衣。我们今天谈王老师的为学为人，谈王老师的著作，也是满怀敬畏之情的。

王先霈老师

　　翻阅厚重而精美的八大本皇皇巨著，勾起我许多美好的记忆。我是中文系81级的（到桂子山今年正好四十年），大学期间曾祖荫老师讲“文学概论”，周伟民老师讲“古代文论”，王老师则开“文学评论”课（这是中文系一门新课）。记得王老师上课时，口袋里装着写在小学生作业本上的讲义，但老师讲授时总是把小本子放在讲台上，很少或者基本不看。他的这个讲义经整理完善，以与范明华老师合著的方式由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样书是明华老师和我骑着自行车去拖回来的。王老师和周老师合著的《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洋洋六七十万字，大约是在1985年毕业前夕由我找了上十个同学誊抄一遍。当时复印、打字都很不方便，书稿还是以手抄为主。这部书稿要求用繁体字来抄，同学们认繁体大多还行，但写起繁体字来就很吃力。后来，我们几个同学用老师所付的抄稿子的钱去餐馆美餐了两顿。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做的陆机《文赋》文学思想研究，初稿居然拉拉杂杂写了近三万字。王老师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非常认真仔细地批阅，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记得几次应约去王老师住在二附中的家里，谈论文修改之事。那时还真不是戴网红教授说的“本科生论文答辩逗你玩”。现在想想，当年那不成样子的蹩脚文章耽误了老师不少宝贵时间，当年要懂事的话我真该写短一点，至多写个七八千字。

　　1985年，我和李兄建中，还有中文系两位在职的青年教师范明华、王济民一起读古代文论研究生（孙子威老师名下则有毛宣国、白少玉、孙立三个“文艺理论”方向研究生）。当时是三个导师（周伟民、曾祖荫两位老师和王老师组成指导组，周老师是组长）带我们四个学生。建中兄的毕业论文做《世说新语》的“才性论”（他提前半年毕业），我则选了王夫之的文艺美学思想研究为题。但毕业后，我与文学和文学研究渐行渐远，没有能像李建中兄那样沿着导师指引和开拓的学术之路继续前行。如果说影响，王老师对我更直接的影响可能还是在出版方面，包括工作和研究。

《王先霈文集》

　　1999年四五月间，王老师因年龄原因从出版社总编辑岗位退下来，由我接任。王老师是出版社历史上第四任总编辑，我算是第五任。一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今天的年纪就是王老师当年的年纪，真是时光匆匆，岁月如梭。就在1999年年初，王老师张罗成立了编辑学研究中心（后来根据学科发展情况更名为出版科学研究中心），我当时在学报编辑部，听说是王老师点名让我参会并做发言。已逾七十高龄的出版局老局长蔡学俭先生与会，还讲了话。正是在王老师的亲自运作下，2000年挂靠在文艺学专业（当时新闻系还没有硕士点）下招收了第一届编辑学两名硕士研究生（夏兴通、高娟），王老师亲自任导师，我协助指导。到2001年，我们编辑学专业招收了三名学生（李嘏娜、胡其山、刘英），王老师、吴柏春副总编和我分别指导。这是我第一次独立招收硕士生。2002年，王老师和我各招收了一个学生（李潇、方玮）。再后来，王老师便没有继续在编辑学这个方向招生（吴柏春老师也就招了一届）。王老师把我带入研究生教育之中，可说是扶上马还送了一程。后来，新闻学有了自己的学位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也获批了，学科建设得到较大发展。在文学院领导和刘九洲教授支持下，依托传播学专业的编辑出版方向持续招生十多年，并取得了良好成效，段维、董中锋、周挥辉、严定友、曾新、梅莉等多位出版人和专业编辑先后担任了研究生导师。华师的出版教育和出版研究在全国也算小有名气了。饮水思源，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王老师当年为我们栽下的这棵小树如今已然长大成材，枝繁叶茂，且未来可期。

　　到了2010年，文学院为了支持新闻传播学科建设，同时也带动学院除了传统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外的其他方向（如影视）的老师，考虑在一级学科博士点下增设文化传播学二级学位点（张三夕教授牵头）。因为有了编辑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上十年的积累，也有了相对丰硕的学术成果和比较整齐的师资队伍，“出版文化”便作为文化传播学的四个方向之一（另外三个是文学传播、影视传播、新闻传播）纳入其中。这个博士点2012年获批，2013年正式招收两名博士生（王光艳、欧阳敏），指导老师为张三夕和我。到今年，文化传播学已经招收了九届博士生，毕业了六届。王老师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依旧十分关心我们的博士点建设，关心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研究情况。

　　就华师出版事业的发展、出版工作的推进来说，王老师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为我们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尤其是开启了新的航向，擘画了新的蓝图。从1996年到1999年四五月间，王老师在出版社总编辑任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华师出版社1985年成立，在王老师任职之前的出版社各方面也有一定发展，尤其是在中小学教辅方面作出了成效，同时注重服务学校教学科研，形成了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王老师上任后提出要确保“菜篮子、米袋子”，那就是坚持做好做精中小学教材教辅。另一方面要加大学术文化著作的出版力度，那叫“花钵子”。王老师和朱峰社长都特别强调出版社的双效统一，强调出版社不仅要生存，还要体面地生存。从1997年开始，出版社推出了“桂岳书系”（首期出版杨东莼、韦卓民、詹剑峰、张舜徽、钱基博学术论著选），习惯上称之为“五老丛书”；“桂苑书系”（徐勇、李宇明、朱英、何建明等人的专著）则是以刊行本校优秀中青年学者的代表性专著。这两套书注重百年老校的学术积累和学脉传承，反响都很好。此外还承担了大型项目《湖北通史》的编纂出版任务。在高校教材建设的这个短板上，王老师希望以点带面来实现突破。经过他的艰苦努力，王庆生校长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两卷本从上海文艺出版社拿了回来（正好到了版权期），王老师自己主编的文艺学系列教材三本也在这期间正式出版。这几种书，加上《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四册，《实用写作教程》《形式逻辑》等，都是发行量很大的中文专业精品教材，双效俱佳。后来，王校长和王老师主编的教材都获得了教育部优秀教材奖，文艺学系列教材还是一等奖。这些奠基性的工作为我们此后的高校教材建设开拓了新路。

《王先霈文集》

　　沿着学术积累为主的路子，我们后来将“桂岳书系”扩展到十种（加了黄溥、包鹭宾、章开沅、邢福义、熊铁基的学术论著选）。在此基础上，出版社成立了专门的学术出版中心，开始着手编辑出版本校著名学者的多卷本文集或全集。到我离开时，出版的人物文集、全集有六大套（另有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科举学研究丛书、高考改革研究丛书、文学院教授文库等），涉及张舜徽、钱基博、杨东莼、韦卓民、章开沅、黄曼君几位华师历史上的著名学者（最初启动张舜徽集时，是没有任何资助的）。现在新的出版社领导班子抢抓机遇，继往开来，学术出版特别是人物文集的编辑出版更是快马加鞭，除了王老师的文集，邢福义、熊铁基、刘守华、张光年等人的集子也都在运作之中，值得期待。我现在回头编学报，相比而言，觉得出版特别是文集全集出版重点要“眼睛向后看”，关注老学者、老教授；而学术期刊更多地要“眼睛向前看”，目光紧盯住有潜力的中青年学人尤其是有潜力的年轻教师、博士生和博士后。

　　高校教材建设无疑是大学出版社的工作着力点之一。王老师当时开了头，布了局，我们后来只是萧规曹随，沿着既定方向加大了力度，加快了速度。前些年成立的高教编辑室、高教分社，都是意在把高校教材作为一个板块来做大做强。国家评选“十一”五高等学校规划教材（胡亚敏老师参加了评审）时，我们出版社中文专业教材有十一种入围，当时仅次于北大出版社。王老师主编的文艺学系列教材，我们也由三种扩展到上十种（其中有在座的胡亚敏老师的《比较文学教程》，李建中主编的《古代文论》）。现在虽然出版技术有了新的发展，融合出版日新月异，但“内容为王”的大学出版，高校教材始终是一个重要的抓手。

　　要谈王老师的谆谆教诲，谈我本人受教获益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疏于走动，几个导师处极少登门请安。只是时常与王老师微信互动，交流一些觉得有用或有趣的信息，有时把“出版六家”要推送的“桂子山语丝”闲文发王老师教正（《桂子山语丝》刊行时还请王老师拨冗作序），我还喜欢发点音乐主要是西洋乐曲让王老师愉悦身心（读文集才知道王老师喜欢戏曲，但对戏曲我是一窍不通）。王老师的人品学品、道德文章对学生辈的我们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是十分持久的。若说还有其他方面的熏陶，那就是李建中兄讲的“兼性”，理性、博大和包容。虽然努力朝这个方向去做，努力让自己也有一点“兼性”，但离理想的目标还差得很远。最后祝愿王老师健康快乐，学术常青！

　　2021年4月19日定稿

　　（这个稿子是在18号研讨会即兴讲话基础上补充完善而成）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出版六家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