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增订版）　订购

书号：978-7-300-29787-3

著者：刘后滨 著

定价：129.00元

出版时间：2022年1月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导言：本书研究文书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要搞清文书的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以及此种形态的文书应用的时段性；其次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尽量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再次回到特定人物的政治活动中，探讨某种文书形态及其所依托的政治体制的意义，如政治结构、宰相权力、君相关系等；最后还想通过文书形态的变迁研究政治体制的演进。

　　制度研究的路径问题

　　本书是关于唐代政治体制变革的研究，有必要首先确立考察制度变革的角度和方法。本书借助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提出在制度的演进模式中具有“制度的成长性变革”一途。在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中，从制度起源的角度，将制度分为内在制度（Internal Institutions）和外在制度（External Institutions）。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经验中演化出来的，在社会中通过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的演化过程而发展起来。外在制度是自上而下强加而执行的。按照这种划分，我们可以将制度的演进模式分为自觉的创设改革和实际运作中的成长性变革。

　　所谓成长性变革，是日积月累的制度变迁，它存在于历史运动的进程之中。对这种方式的制度演进的研究，不可能仅仅依靠经典化或法典化的文本，如各种典制体文献，而必须研究历史进程本身。公文形态的演变，正是在历史进程中体现了制度的成长性变革。这种渐进式的成长性制度变革，由于不是统治阶层有意识的制度改创，只是在实际运作的过程中发生着悄然的变化，故流传下来的记载相当缺乏。而从公文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入手，正是了解这种成长性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将政治制度理解为相对静止的存在，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行之有效的，甚至不惜以朝代或习惯上的断代来划分政治体制的形态。学者们还试图寻找不同时期政治体制之间的衍变关系，进而确定不同的转折点。与此同时，也存在一种偏向，即过于强调王朝初创时期的制度建设和王朝中期的政治体制改革，而忽略制度本身日积月累的变迁。实际上，我们除了应该关注王朝初建时期的创制和某些重要的改制外，还应该探究在这些改创点之间的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细微的，但并非没有意义。

　　把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史按照朝代划分为几个阶段来加以描述，并冠以一定的名称，例如，将秦汉时期的政治体制归结为三公九卿制，隋唐时期则是三省六部制，这虽说是研究工作的必要，但也因此束缚了人们的思维，使得我们对政治体制的理解简单化，似乎秦汉时期几百年都实行三公九卿制，而整个隋唐时期都实行三省六部制。

　　随着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深入，研究角度也在不断转换，以上情况有了很大的改观。一个朝代未必只有一种一成不变的政治体制，一种政治体制也未必只在一个朝代范围内存在。本书的努力方向，就在于通过对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变迁的研究，来揭示政治体制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发生的日积月累的变革。对于唐代政治体制从三省制到中书门下体制的变革，本书理解为政治体制的成长性变革。

　　帝国治理中的文书问题

　　文书形态及其运作机制的变迁之所以能够体现政治体制的变革，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帝国对政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依靠公文书运作进行的文书行政。到隋唐时期发展成熟的三省，其实都是自秦汉以来随着文书行政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公文书运作系统总体可分为上行文书和下行文书两条线索。臣民向官府和君主奏事以及下级官府向上级官府和朝廷奏事的文书，构成了上行文书；皇帝的命令文书和各级官府下发的政令文书，构成了下行文书。各类文书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形态。如臣民和各级官府向君主奏事文书中与“奏”有关的一类，在秦汉以后诸朝，就有“奏”“奏案”“奏抄”“奏状”“奏疏”“奏札”“奏折”等不同的名称。国家政务普遍的裁决程式是由各级官僚向皇帝申报有关事务，经皇帝批准后予以实施。历史上各种不同名称的文书，都具有各自的时代性，其背后都体现着不同的体制。人们一般只注重其名称和文体的变化，如明人吴讷《文章辨体》及徐师曾《文体明辩》承《独断》和《文心雕龙》之说，皆列“奏疏”一目，统叙其文体之变。即使在今人的研究中，论及名称之变背后文书形态变化者很少，更鲜有从这种变化论及体制变迁者。

　　本书研究文书制度和政治体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要搞清文书的具体形态和应用场合，以及此种形态的文书应用的时段性；其次将文书形态与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结合起来，尽量复原特定时期制度运作的基本程式；再次回到特定人物的政治活动中，探讨某种文书形态及其所依托的政治体制的意义，如政治结构、宰相权力、君相关系等；最后还想通过文书形态的变迁研究政治体制的演进。

　　事实上，不仅不同的政治体制对应着不同的文书形态，或者说不同形态的文书以其特定的签署程式和适用范围而体现着不同的行政运行机制，而且，在文书形态和适用范围变迁的背后，还有着深刻的政治体制变革的背景。如奏事文书一类，从作为动词的“奏”到作为文书专名的“奏案”“奏抄”的变化，正是汉唐间国家政务申报和审批机制变迁的反映。这种变迁体现在，政务申报从以官员个人为主体转变为以官府机构（尚书省）为主体，政务审批也从皇帝个人的审批转变为门下省负责审批而后由皇帝画“闻”通过。

　　而发生在唐代的从“奏抄”到“奏状”的变化，则更是体现了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的转变，以及君主与宰相在政务裁决方面更加走向一体化，君主因此走到了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宰相也由以协助君主进行决策为主的“坐而论道”的咨询者变为协助君主裁决政务的“参总庶务”的政务官。这是中国古代帝制前期政务申报与审批机制变迁的基本趋势，也是政治体制变革的基本趋势。这是本书在公文形态与制度变迁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个基本认识。

　　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公文形态的变迁并不被理解为制度变迁的动因，而只是制度变迁的体现。决定制度变迁的，是国家统治形势的变化。国家治理的目标就是追求政治支持的最大化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国家统治效率的内涵，也是国家治理制度不断调整和演进的内在动力。二是所谓成长性变革并非没有相对的固定性，以至不可捉摸，只是说引起变革的动因不是统治阶层发动的创制或改革，而是在历史进程中呈现的日积月累的变化因素导致了制度的变迁。制度的成长性变革，同样体现在一些关节点上的人事调整和制度调整。一旦调整之后，新的体制又进入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演变的历史进程。

　　公文程式与政治演进

　　既然政治体制的变迁存在着一个不断演进、日积月累地发生着成长性变革的动态过程，那么，作为政治体制运作具体体现的公文书，其具体形态和运作程式自然也随之发生不断的变化。例如《唐六典》关于唐代公文书的记载，无论是上行文书中的奏抄、奏弹、议、表、状等，还是下行文书中的制敕（各种王言之制）和尚书符等，大都是开元以前某些特定时期公文书的形态，而且是一种符合制礼作乐需要的人为概括，并非整个唐朝公文书制度都是如此。澄清出土文书的具体特性并将其与文献记录对应起来，这样的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一定不是出土文书提供给我们的唯一学术资源和研究视野。

　　本书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将公文程式的变化与政治制度的演进结合起来。即以唐代公文形态的变化为切入点，探讨唐代政治制度的变迁轨迹。为了更好地理解唐代的此种变化，我们首先对两汉以来奏事文书形态的变化进行简要的追溯。应该说，这样的研究视角并不具有全新的意义，但本书立论的前提是制度的变迁，在文书学（或公牍学）和政治制度史之间找到研究的结合点，这与以往的研究并不尽相同。

　　本书所指的公文形态，主要包括公文书的类别、名称、应用范围、处理程式及其他文书学的特征。公文书是一个研究术语，指与各级政府公务有关的文书，它的含义可以很广，而不同于在不同时期具有特定含义的其他概念，如官文书等。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类别和名目的公文书，即使是同一类别或名目的文书，在不同时期也可能有不同的应用范围和处理程式。这些变化是与政治体制的变化结合在一起的。虽然我们很难见到有关公文书形态演变的直接记载，但通过对这个演变过程的分析，我们能从另外的角度看到中国帝制时代政治体制演进的更广阔的背景。

　　公文书的分类标准和类目划分本身也是不断变化着的。卜宪群指出公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文包括与处理公务有关的一切文书，狭义的公文系指与法律条令有关的文书。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也指出官文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并根据历史上对狭义官文书的分类习惯，将汉代的官文书分为诏令文书、章奏文书、一般官府往来文书三大类。这里的官文书，实际上就是本书所说的公文书。这种划分自然不是汉朝自身的概念，但也基本可以概括汉代公文书的一般情况。中村裕一将唐代的公文书分为制敕文书和官文书两大类，更接近当时的概念。在唐代法律用语中，公文即指各种官方文书，包括制敕、奏抄和各种官文书三大类。《唐律疏议》卷十“诸公文有本案”条疏议曰：公文，谓在官文书。《唐律疏议》卷九“诸稽缓制书者”条疏议曰：官文书，谓在曹常行，非制敕、奏抄者。

　　本书无意对公文书的分类进行讨论，也无力就隋唐时期所有类目的公文书形态的演变进行分析，而主要研究以君主或朝廷为中心的政务申报与批复的文书形态的变化，及其反映的政治体制的变革。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转变，奏事文书也由以奏抄为主变为以奏状为主，与之相关的制敕文书的形态和成立签署的程式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这些方面的变化，是政治体制变革的结果，也继续影响到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演进。

　　（本文源自刘后滨《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公文形态、政务运行与制度变迁（增订版）》导论部分，有删减）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