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订购）

刘士林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中国大运河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文明发展史，更是一部运河城市发展史。运河城市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在岁月沧桑中积淀为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文明遗产。

　　《六千里运河 二十一座城》（以下简称《六千里运河》）一书，以运河两岸二十一座重要城市为中心，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整理其文化资产和生活方式，融合地方志、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的生动素材，对运河文化形态及精神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着力阐述了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重要内涵。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全新品牌“文治堂”中的新成员，该书延续了思想性、前沿性和交叉性的文化类准学术图书特色。

　　研究大运河要关注沿岸城市

　　唐代诗人皮日休曾在《汴河怀古》中这样评价隋朝大运河：“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古今中外，运河之所以被视为人力胜天的伟大壮举，一方面在于运河不同于自然水道，它的出现不是天然之物，而是万千人民的血汗与智慧造就的；另一方面，耗费巨大的运河一旦凿通，对于整个地区或国家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因此，了解运河的前世今生、认识运河的功过是非，一直是研究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方向。

　　作为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运河，中国大运河主要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浙东运河构成。在6000多里的河流沿岸，星罗棋布着无数城镇、村庄，好像一条巨大的主经络上排列的寸寸腧穴，这些“骨节”关系着国家财富、政令布防、民情世风等，在上达天听或转输各地时交会、通传的效率，决定着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发展健康与否，也是防治、诊断乃至切断“时代病灶”的关键节点。如此看来，研究大运河，实际上真正要关注的恰恰是这些运河沿岸的城市。

　　《六千里运河》一书，开创了从人文城市学的理论视角出发，把研究重点放在大运河沿岸城市的新式运河学研究。该书以精练的五十余万字把分布在京杭大运河上的北京（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高邮、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商丘、开封、郑州和洛阳共计二十一座大运河名城，做了一番别出心裁的剖析，以运河两岸积淀的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越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体内容，“推”“捏”“拿”“揉”，给中国的主经络做了一场舒筋活络的“推拿”。

　　“水”对这些城市而言是其生发、兴旺的源泉

　　作者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士林教授，在前言中指出：“运河文明史就是运河城市发展史。”该书选择的二十一座城市，在地理空间上就像散落于中国疆域的一串珍珠，但在作者的笔下，因有着相同的“运河文明烙印”，始终聚焦于城市与运河的命运与共，始终将运河文化与城市文化紧紧串联在一起。该书无论从史学、文化学还是城市学研究方面来看，都显示出了前沿领先水平。

　　运河城市的第一个烙印是“水”。大运河边上的城市数不胜数，为何是这二十一座成为影响重大的“主穴”？作者在书中引用了罗哲文先生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来了。”事实上，与“水”的密切联系是这些运河城市的共性，也是串联起整部著作的一大关键词。如第四城“德州”开篇即点出“德州之‘德’，乃德水之‘德’。德水，古黄河之名”。作者介绍了德州名称的来由，同时也设置了一个悬念，“为何德州却以运河而闻名？”又如第十二城“镇江”，作者写道：“人类文明古国无不起源于水域的富集之地，城市文明也无不与水有着不解之缘。正如大运河的沿岸城市因为有了水的流动和贯通才灵动丰饶起来，镇江的千载繁华正源于此。”“水”对这些城市而言，是其生发、兴旺的源泉，无论是穿城而过的大运河还是纵横四溢的内河流道，都对这些城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几乎每一座运河城市都曾是最重要的贸易码头

　　运河城市的第二个烙印是“市”。

　　作者在书中指出，“大运河的基本功能是‘买卖之所在’……‘市’的功能在于推动内部循环与外部交流”，运河城市的与众不同之处正在于“强大的联系交流功能”。如第十四城“无锡”，作者说：“是大运河的贯通，改变了无锡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粮食集聚和转运中心。”又如第十五城“苏州”，开篇便讲“吴市”和“天下第一码头”的“阊门”，苏州的繁盛与“西绕运河”的阊门联系密切，“便利的水上交通给商业的大规模发展提供了可能”，从而获得了“苏州以市肆胜”的评价。可以说，几乎每一座书中的运河城市都曾是一地最重要的贸易码头。

　　总会有一块“自留地”是留给运河城市诗人的

　　如果说前两个烙印还需要我们通过细细品读此书才能获知，那么第三个“诗”的烙印则要醒目得多。刘士林教授是20世纪80年代的校园诗人，也是我国诗性文化理论的开创者，其人其文始终充盈着淡淡的诗词之美。如果你没有太多时间去完整通读这本书，那么建议你花上五分钟去轻声诵读一下书的目录，你会发现，该书每一章每一节的标题都富有韵律感。同时，在对每一座运河城市“精耕细作”时，总会有一块关于运河城市诗人的“自留地”。

　　如第一城“北京（通州）”讲到淹留北方的诗人李贽时提到：“任何一个从通州经过的人都知道，即使他已经路过此地千百次，这一座城市既不是他的起点，也不是他的终点。逆水而上的人的终点是京城，顺水而下的人的终点是烟雨江南。”可以说，通州在大运河中的地位和诗人寓居通州时进退维谷的心情是同频的。

　　概括来说，“水”“市”“诗”这三个烙印，分别代表了运河的物理本质、社会属性及文化特征，正如人体的骨肉、神经与气血一般，它们的有机结合塑造了一座座鲜活生动的运河城市。而《六千里运河》一书，就像一位技法高超的点穴师，在中国的主体经络上，为我们演示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推拿功夫，带我们领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妙之境。

　　本书作者说

特殊的河，特别的河流文明

　　中国大运河贯通华夏大地南北、纵横数千年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这是无须讳言的事实。在无数人关于财富、欲望、飞黄腾达的努力与梦想在波涛间消逝之后，留给中华运河儿女的是一笔深厚得近乎沉重、丰富得至于杂乱的巨型文明遗产。而对它的正确认识与全面了解，则是任何继承与发扬的前提。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与世界上的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以及同一片国土上的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一样，运河文明也属于河流文明。但它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如果说一般的河流文明在起源上主要依托于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那么人工开凿疏浚的河流则是运河文明发生与成长的摇篮。这是运河文明的独特本质所在。在比较研究的意义上，这两种河流文明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在起源中更多地依赖自然环境与资源，体现的是人类对大自然直接的生产与实践行为；而后者的发生与成长则更多地包含了社会与文化的要素，主要功能是对已初步成形的文明模式与经济社会格局的加工与再生产，目的在于推动中国古代世界的内在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历代统治者对大运河的疏浚、改造一直不惜血本，就因为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古代中国的“主干大街”，承担着政治、军事、交通、经济、移民、商贸、税收等多种重要服务功能。

　　与运河城市本身一样，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经济与社会条件，在文化冲突、碰撞与交流中，大运河还孕育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景观，而不仅仅是一座南北、东西或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运河城市文化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从文化类型上看，与古代主流的农耕文化不同，它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化；从城市功能上看，运河城市超越了“政治型”与“经济型”的二元对立模式，是两者在中国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从生活方式上看，与安土重迁、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不同，在运河文化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现代城市要素。在今天看来，最可注重的是运河城市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它们既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刺激与推动作用，又在岁月沧桑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因而是研究中国当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本土性对象。

　　作为人类文明中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作为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要功能区和承载地，中国大运河传承保护利用应以运河城市群的主体形态为总体战略框架，才能更深刻与全面地展示其特有的集群优势与重要地位。这不仅可进一步增加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权威性，彰显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主体框架与支撑体系，同时也是推动运河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走向复兴与新生、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平台。基于大运河城市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本书以运河两岸二十一座重要城市为对象，深入挖掘其历史文化资源，系统整理其文化资产和生活方式，着力阐述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根脉的重要内涵，努力展示其作为彰显文化自信亮丽名片的人文精神与文明价值，为加强运河世界遗产保护、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略尽绵薄之力，共同期待两岸万家灯火、水上千帆竞发的运河繁华景象再次到来。

　　本文原转载自《解放日报》2022年9月18日

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