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传统与现代》（订购）

田毅鹏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传统与现代》一书将当代中国的基层社会治理置于中国传统治理文化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治理传统形成、演变的进程之中，运用社会学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探讨了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问题。

　　今天的文章是王星教授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传统与现代》一书所进行的深入分析，让我们听王教授谈一谈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与“传统”的连接点，以及创造性转换。

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与“现代”关系探析

文/王星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近年来,基层社会治理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密切关注的热门话题，相关学术论著迭出，掀起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空前热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在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社会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和实践，必须植根于民族历史思想文化的脉络之中，方可获得真正理解。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田毅鹏教授撰写的《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传统与现代》一书，对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展开了富有创新性的论述。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不断强化相关领域研究，持续深化对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的认识, 进而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立足中华民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发挥我们自己的精神文化优势，将其充分融入社会治理之中，不断推动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传统与现代》一书从长时段审视中国当下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强调本土社会历史文化资源对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在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上，中国自古便积淀起一系列颇为成熟的乡土社会自我管理传统。此外，还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采取的基层社会动员及群众路线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以街居制为代表的城市治理方式，及以乡镇、村落为代表的乡村治理方式，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质概括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些具有一定延续性的社会治理经验的运用实际上都在强调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契合和互补的关系，直接体现和彰显了传统治理经验的重要性。

　　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要求，充分运用先进治理理念和现代科技手段推动社会治理体系架构、运行机制和工作流程等创新。一定程度上，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指标和重要标志就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效能的“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传统与现代》一书就着重强调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现代元素”的重要性。自 20 世纪晚期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伴随着现代化发展进程，其社会系统中的城乡结构、阶层结构、就业结构、文化结构和技术条件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动，身处社会大变动时代，必须根据时代发展、社会变迁，展开社会治理创新，其治理模式和创新方案都必然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特质。步入新世纪以来，社会治理创新成果都打上了浓重的现代理念、技术烙印，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治理经典案例,往往都蕴含着与先进理念、技术融为一体的“智治”经验。同时，从现代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动视角看，近年来，诸多充满现代气息的社会治理模式创新都是紧跟现代社会变迁的产物，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活力。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必须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遵循继承、创新、开放等理念，努力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制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治理方案若不具有时代创新性和技术先进性，就会落后于时代发展，将无法引领社会治理前进的方向；同样，治理方案如果不能深深植根于中国本土社会、历史文化的沃土中，只是简单地照搬国外经验，便不会与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亲和性”，从而失去有效性和可操作性。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并使其具有较强治理效能，就必须强化相关主题研究，加深对基层社会治理复杂性的理解和认识，克服对“传统”和“现代”二分式思维局限,找准二者最佳连接点，在现代与传统良性互动的基础之上实现新的创造性转换。同时要明确，社会治理的模式选择不仅要从理论出发，更应立足本土社会实际，表达出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的理论诉求，努力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更好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形成。

　　原文刊载于《吉林日报》（理论版）。

来源：吉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