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并非你想的那样》（订购）

[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美]克莱尔·法拉戈 著

谷文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什么现象比艺术更不可避免，然而，几乎没有比“艺术”本身更难以捉摸的概念。那么今天的“艺术”是什么样的？它的命运将走向何处？本书批判性地介入了一系列当前关于艺术观念的争论——揭示那些在通常的讨论中缺失或未提及的东西。

　　学界往日所揭示的传统艺术思维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其历史的误解，本书作者普雷齐奥西和法拉戈呼吁从哲学、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对这个主题及其与当今世界的关系进行彻底的反思。作者探讨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艺术的危险与视觉的陷阱、蒙蔽我们的框架、对艺术代理的解构、当地艺术和全球的交集，以及商品化艺术的艺术性。具有挑衅性和开创性的是，本书将重塑关于艺术在当今世界的性质、意义和“最终命运”的传统假设。

作者简介

　　[美]唐纳德·普雷齐奥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艺术史与批评理论名誉教授，曾任牛津大学斯莱德美术教授。在哈佛大学接受过艺术史、古典文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训练，独立和合作出版了许多著作，包括The Art of Art History: A Critical Anthology（2009）以及 Brain of the Earth's Body: Art, Museums, and the Phantasms of Modernity（2003）。

　　[美]克莱尔·法拉戈，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文艺复兴艺术史教授。她撰写并编辑了许多有关跨文化研究、艺术史学史以及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手稿的书籍，包括 Re-Reading Leonardo: The Treatise on Painting across Europe 1550-1900（2009）。

译者简介

　　谷文文，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与当代艺术。现任职于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精彩书摘

我们是谁，以及为何写这本书

　　这本书是由几位艺术史学家和理论家共同完成的。他们刚刚在另一个半球、半个世界之远的地方，度过几个月的时间，远离家庭和工作岗位，准确地说，他们是为了得到有关艺术观念的一种新的观点。很荣幸有机会为布莱克韦尔面对广大读者的宣言系列做出些许贡献，它促成了一个超越学科规约和机构义务的更为广阔的前景。因此，本书中的许多内容旨在消解历史遗忘症，扰乱将艺术作为一种逃避、牵制现实的娱乐形式进行推广的幻想。任何艺术体系都不是一个自我封闭、自我调节的环境。在艰难和危险的时代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对这种情况的敏感度越来越高。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和少数统治阶层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扩大，大企业实体的经济利益有效地控制了政治生活。与此同时，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影响着我们美丽的蓝色星球上所有生命的质量——如果会的话，但以何种方式影响，目前尚未完全了解。

　　公共部门迫切需要采取干预措施，不仅要对环境和社会灾难的不作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予以发声，还要有说服力地表达社会正义的问题。我们决定将自己置于世界的澳大拉西亚南部，是希望能够了解以欧美为中心的艺术体系是如何对全球艺术网络只提供局部视角的。

　　局外人对欧美和澳大利亚艺术的看法使我们想到了米歇尔·福柯称为重生回归的过程，即以新的形式重铸先前的表现形式。我们从历史上最初的欧洲艺术观念产生的现代影响中学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澳大利亚是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殖民统治的最后一章，主要的定居运动发生在19世纪。到这个时候，人们可能已经觉得中世纪的欧洲文明体系——幻想中包括文明自身和异国的他者——将被耗尽，应该已被更多基于几个世纪的探索和互动而产生的仅有细微差别的文化差异所代替。然而事实却表明并非如此。18世纪末期，一场席卷欧洲的国际讨论确立了土著民族作为原始人类的典范，澳大利亚土著人被认为是最原始的，扮演着欧洲旧石器时代人的角色。19世纪对尼安德特人相貌的复原实际上是以对比现代澳大利亚土著人样本为基础的，解剖学证据则是通过对土著文化“原始状态”的循环论证增强的。最广为人知的“复原”是由比较解剖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提出的，其《人类在自然中地位的证据》的出版支持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71年）早了近十年。

　　欧洲的进步科学将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土著民置于进化和文化等级的最底层，这一点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得到充分的阐述。对于许多人来说，给澳大利亚土著文化贴上的“原始”标签仍然很难消除。第一代澳大利亚人目前的生活条件，欧洲殖民政策带来的创伤，是一场持续的悲剧和民族窘迫。然而，这些艰苦的历史和当代条件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必然结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一个毛利人领导的联合小组在第一次接触时与他们的英国殖民者达成了更好的协议）也是一些最复杂和最周密的文化批评的来源地。这包括从现象学角度对艺术创作的基本反思，认为艺术创作是与身体和周围环境复杂的相互影响有关的知识生产形式。美国人类学家南希·芒恩和其他澳大拉西亚本土文化习俗的研究者提出了在较少文化偏见条件下重新思考欧洲被高度谴责的艺术分类的研究思路，这正如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章中的讨论。

　　本书由一系列对当代艺术探讨的多方面介入性研究交织组成。这些介入性研究旨在清晰展现在今天出现和使用着的标准艺术体系的矛盾、难题和影响。这些都是对艺术/艺术性/技艺的重要尝试，它们把（今天通常所理解的）艺术视为一种有问题的现象。不仅是艺术和它的问题，更是艺术在当今社会的窘境。后面的七篇文章提出的观点相互重叠、牵连并支撑，主要探讨坚持今天的全球艺术体系有什么危险。

　　随着专业的艺术史研究实践、展览策划和艺术批评写作实践的展开，批评家的职能继续部分处于商品流通的艺术体系之内和之外。一方面，当前，批评是一种濒危物种，在商业艺术界几乎不存在，艺术批评的大部分内容实际上是艺术推广；另一方面，一些艺术家也会作为商业艺术体系的批评家，偶尔放弃艺术创作，或偶尔充当策展人或作家。这种情况本身就使得艺术体系不可能从其批评框架、政治背景或影响中独立出来——即使没有政治内容的艺术也不可能拒绝政治参与。

本书的组织结构

这不是应用一个概念的问题，而是引发一种思考的问题。

——帕文·亚当斯

　　本书不是当代艺术批评、艺术史、审美哲学或博物馆学的探讨和实践史，也不是一个特定艺术运动、风格或艺术创作、组织、运营模式和学术艺术批评的报告。本书也不限于讨论现代或当代艺术。矩阵结构本身——关于艺术家、艺术品及其功能的不同观念之间关系的拓扑结构——是我们的主题。把艺术视为一个矩阵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的一件事、一个过程、一种技能，甚至是一种使用事物的方式，这种批判性介入着眼于现代艺术观念的长久历史，尤其是在它奠定基础的16世纪。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在这一系列宣言的第一卷即《文化的观念》中所说，如果文化是我们可以改变的，那么艺术就是通过区分它们不同的自然性来改变那些文化和自然的（不那么优雅地衰老）启蒙孪生体。

　　艺术的观念和文化的观念是分不开的。伊格尔顿声称，世界是由独特的、自决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图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自我实现途径，它不单单类似于一种美学思想，它就是一种审美产物。他认为，艺术作品是解决一个民族现代性中最难问题之一的方法，即思考如何将特殊与普遍联系起来。艺术作品通过表达一种仅存在于其感官细节中的整体性来建立这种新的构想性关系。国家只能通过抑制其内部矛盾来表达文化的统一：一种审美规范的包装。

　　为了开始讨论关于艺术和艺术性的当代观念，我们必须首先反对现代艺术观念始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如康德或黑格尔的观点。尽管人们可能广泛（模糊地）认识到，我们熟悉的现代艺术观念并非在18世纪“无中生有”的，但在讨论当代艺术时，对早期（主要是欧洲）思想家的关注，往往类似于对欧洲以外的所谓原始社会有一种勉强容忍（的态度），那些19世纪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他们致力于创造欧洲作为地球大脑的狭隘假说。相反，这里的讨论从启蒙哲学家之前的关于艺术的宗教观念开始。

　　现代艺术观念的宗教性是结构性和系统性的。引用朱迪斯·巴特勒最近的一个观点，如果我们把“世俗化”看作宗教传统在“后宗教”场域中“存活”的方式，那么就艺术矩阵而言，我们并不是真的在谈论两种不同的框架：世俗主义与宗教，而是两种密切关联的宗教理解形式。有关艺术表现与神圣真理关系的古老框架继续困扰着当代的艺术观念。

对艺术观念问题的介入

　　这些对艺术观念重要方面的介入性研究是双管齐下的，由七个叙事文本和进一步阅读的参考文献组成。有时候后者范围较为广泛，旨在为读者提供有关论点的更多线索。

　　第一次介入（“艺术和作者”）关注启蒙运动的另一面，阐述当代对艺术观念理解的背景。通过深入研究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这一次“介入”追踪艺术家、作品及其各自目的与功能之间关系的拓扑结构谱系。它考察了一些西方基督教在早期现代时期（约1400—1700年）运用形象、作者和责任观念的一些重要方式，其为后来对艺术、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后启蒙时代“世俗性”理解提供了一个框架或标准。

　　第二次介入（“艺术的危险与视觉的陷阱”）着眼于技艺继续对16世纪欧洲的宗教霸权和社会纪律构成潜在威胁的特定历史原因，并将考察范围扩大到次大陆以外。从宗教制度权威的角度来看，起推动作用的不是艺术家本身的自由问题，而是确保艺术表现真理性的问题。然后，这一“部分”重新思考了促进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视觉范畴和仍然流传的、现在高度商品化的艺术家概念，其在一个比通常所认可的现存的当代艺术叙述更久（更复杂）的历史轨迹中被视为浪漫主义英雄。

　　第三次介入（“去看‘遮蔽’我们的框架”）从当代欧美艺术创作、艺术史、艺术批评和美学的发展轨迹中窥视艺术体系。对一系列相关的澳大利亚土著绘画案例研究阐明了早期欧洲现代性所创造的（世俗）艺术中被遗忘、抹去或遮蔽的东西。土著民的丙烯绘画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很快便成了国际艺术并赢得了商业声誉。在一个非常特定的意义上，为一个国际市场创作土著艺术是艺（美）术被现代主义商品化的范例——作为抽象和提炼——将土著文化实践转化为特殊的视觉或光学特性之物。其效果是使这种抽象与（西方）后期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艺术一致起来，而后者则根源于基督教的图像理论。

　　第四次介入（“解构艺术的实践主体”）将艺术家之间最近的合作实践产生的影响考虑进来，继续对有关艺术实践主体的讨论进行考察。这些艺术家除了作为审美商品的创造者，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团体中。最近的国际双年展和以社群为基础的艺术活动现象有助于阐明艺术的实践是具有分散性而非独创的。对艺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来说，这些活动所暗含的政治和伦理影响具有潜在深远的意义。

　　第五次介入（“当地与全球的交集”）详细研究了先前对欧洲传统中有关因果关系和艺术意义本质观念的认识论与符号学意义。从“内部”描述一个社会与从“外部”描述一个社会有何不同？本次介入立足于学术话语的关键机构和它所描述的欧洲以外的文化产品之间，将对艺术意义的“统一场论”的展望置于艺术矩阵的核心位置——正如最近来源于人类学和艺术史领域的两个看似不同的观点的争论，其中一个是阿尔弗雷德·盖尔，另一个是关于世界艺术研究的合作论坛。

　　第六次介入（“突破艺术和宗教的联系”）从三个方面探讨艺术与宗教的关系。首先，走出艺术系统，考察了存在于异质观看情境中的艺术品和观众之间的意指矛盾问题。其次，结合霍皮部落委员会和伦敦大学瓦尔堡研究院最近的争论，认为文化信仰的传播存在着对立的价值体系。最后，考察柏拉图对作为维持社会秩序必要性的艺术的适当位置这个持久难题的讨论。

　　第七次介入（“商品化艺术的艺术性”）考察博物馆传递文化信仰的机制。艺术博物馆的特殊神秘性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其内容和内容的展示和组织形式有时似乎难以区分。引用新西兰和美国的例子，这一部分认为博物馆展示时将艺术品与工艺品合并在一起，这在任何博物馆中都有结构性体现。本章还重新考察了自发的艺术与商品形式之间的关系，这是现代审美哲学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当代文化和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总结部分提出（应以）其他方式来架构艺术创作，正如作用于分散的、当地的艺术实践网络中的具体而多样的认知过程一样。

　　同样，本研究项目也是在分散的艺术实践所形成的网络中进行的。1972年，格雷戈里·贝特森以以下方式开启了这项智力挑战：
我的目标不是工具性的。在转换规则被发现时，我并不想用它们来取消这种转换或“解码”这个信息。将艺术对象转化为神话，然后对神话进行考察，只不过是回避或否定“什么是艺术”的一种巧妙的方式。

　　为了让贝特森对这个问题的阐述更进一步，我们既不回避也不否定“什么是艺术”的问题，而是询问相信艺术是什么、什么时候是艺术以及如何才是艺术的理由。

本文节选自《艺术并非拟想的那样》，有删改

来源：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