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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理论与直观－－人大社《新史学》 - 书评园地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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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理论与直观－－人大社《新史学》
2003-12-09 17:08:06  来源：  
 
　一年前，来自历史学、法学、哲学、人类学等九个学科的三十多位学者集聚在京郊的卧佛寺，以纪念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史学名篇《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媒介，开了一次不同寻常的研讨会——“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之所以说不同寻常，是因为此前有关史学的研讨会，似乎还从来没有、或者说不需要召集这么多别的学科的学者；而用一位与会台湾学者的话说，这场集多学科优秀学者于一堂的“波澜壮阔”的讨论，是在企图走出中国史学未来的新方向。
　最近，以当时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为主体、以据会议录音整理而成的文字为附录的论文集已经出版发行了。在我看来，这套名为《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的论文集，至少对于以历史研究为志业的学者或者学生来说，构成了一个难以绕开的文本。因为如果我们以史学为本位来看待这些文字的话，会发现它们面对与处理的东西，其实都可以归纳到当今史学如何摆脱自身危机的可能性的问题中来。略微翻阅一下这套论文集，我们会看到它涵盖了有关史学的诸多方面：有的作者讨论历史写作与文学的相通性，有的作者讨论历史知识能否从地方性的变为普遍性的，有的作者讨论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关注那些被丢弃的东西……论文集的编者费心地
将这三十多篇文章按主旨分为七个部分，并分别做了简明扼要而意犹未尽的介绍，提供了一份进入这众说纷纭的话语乱阵的“导游图”。认真的读者，可以循此进行仔细的品味。而在这里，我愿意结合其中的某些篇章，给出一些管中窥豹式的体会。

　反思能力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日后成为中国现代史学肇始标志的长文——《新史学》，这篇文章指斥中国旧史之陈陈相因、于民无益，病源在于四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而新的史学，则应“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梁氏提出的国民意识与进化史观，相当程度上笼罩了此后中国史学的问题意识与论述方式。正如论者所说，中国现代史学的产生过程，事实上与传统中华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以及融人世界体系的过程紧密交织在一起，现代史学从而也构成了中国现代性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包括史学在内的现代化话语的生产，与西方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输入有着不解之缘，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即是中国大量输入西方学理的一段时期。对此，赛义德“理论旅行”的概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分析工具。
　论文集中所收杨念群教授的文章《“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一种学术史的解读与梳理》，如果与人类学者杨美惠近年的一篇文章《传统、旅行的人类学和中国的现代性话语》放在一起阅读，会有相得益彰的效果：两位学者均采用“理论旅行”概念分析了比较相近的问题，而且论述可以相互补充。在杨美惠的文章中，作者引述吉登斯的理论指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运行模式中固有的反思性。在现代生活中，因为社会实践经常性地被新的信息及其在社会实践中的反映所影响而发生变化，从而“反思性”的知识是社会变迁的结构性的组成部分。然而颇为悖谬的是，现代性在中国又是一个受到阻碍的过程，它充分而持续的反思性，受到了不仅能在现代性中生存、而且更被现代性所更新和扩张的国家制度的制约。当某种“旅行理论”(杨美惠文中具体是指摩尔根的社会进化阶段论)被转化为一项官方的教条，也就意味着某些容易引起麻烦的问题将无法得到公开的讨论，于是它的反思过程也就终止了。
　在纩理论旅行”状态下的中国史研究》一文中，杨念群教授以社会史研究的三个实例，给我们展现了一幅理论旅行的复杂动态场景，核心仍在揭示目前国内主流史学在巨大的惯性以及惰性作用下反思能力的匮乏。这三个实例分别是市镇集市理论、士绅理论和现代国家控制能力的研究。杨教授指出，早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在西方理论的启发下，已经在这三个方面初步发展出了颇具潜力与本土自主性的理论框架，原本可以在本国之内完成各自的成熟过程，但终于被排斥与遮蔽；西方学者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些理论的启发，经过反思发展出了更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并于90年代输入中国后，具有反讽性地给本土学者带来了知识上的刺激。比如以现代国家控制能力的研究而言，费孝通先生早在40年代就已经指出，现代国家对于保甲制度的推行，将国家自上而下的政治轨道铺设到了每家每户的门前，事实上破坏了乡村基层有效的自治，并带来了国家与地方两败俱伤的后果。然而费先生对于政权建设负面后果的这一忧思，当时即已受到崇信国家作用与现代化的思想界的攻击，而在50年代之后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中更是销声匿迹了。然而，数十年之后，美国历史学者杜赞奇在他的大作《文化、权力与国家》中提出了与费先生遥相呼应的论断，他令人信服地刻画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期国家政权建设带来的压制、僵化和破坏性的一面：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渗透，采取了破坏传统文化网络的方式，使得能够调和国家与民众的“保护型经纪人”被贪婪的“赢利型经纪人”所取代，从而给政权与民众带来双向的损害。杜赞奇与几十年前的费先生近似的论述，在被引入中国学界之后带来了轰动性的影响。但问题是为什么直到此前，中国学者均未能在费先生当年论断的基础上对现代化做出反思，甚至主流史学至今仍固守单向度的“现代化叙事”。虽然面临多重阻力，新一代史学者的确需要提高自身的反思能力，从而摆脱知识生产内卷化的漩涡，这似乎就是杨教授给我们的提醒。

　学科交融可能带来的优势－－一个例子
　人，虽然必定处于结构性的限制之中，但也以自己有目的行动改变着结构，这就是吉登斯等许多学者所论述的结构过程(stmctudng)。结构过程的思想，力图对人做出更加贴切与灵活的理解，可以成为更新史学写作的一种资源，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就此已经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收在论文集中的历史学者刘志伟教授的文章《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可以跟他的合作者人类学者萧凤霞教授的一篇同类文章《廿载华南研究之旅》放在一起阅读。
　在《廿载华南研究之旅》中，萧教授对施坚雅、弗里德曼、武雅士三位研究中国的人类学家做出反思，认为他们各自的理论受到当时主流学术传统的约束，深深染上了功能主义的色彩，从而难以接近历史或现实中活生生的人。以施坚雅的区系理论为例，施氏主要根据贸易(其核心是一定技术条件下人们对商品距离与价格的计算，这自然要受到地理地貌的影响)因素将中国分为九大巨区，认为每个巨区内部存在由中心到边缘的逐级分化，这些分化的层次又在功能上整合在一起。经济贸易的这种结构进而决定国家行政与正统文化单位的分布格局，并有着自己的盛衰周期，而人就坐落在这基本由经济因素决定的时空结构中。但在这种解析之下人是显得过于僵硬了。萧教授引述Philip Abrams的话说：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各自都运用了不同的方法把个人根植在层层叠叠的社会、文化、权力和历史关系里，而后来的学者则要考虑如何对他们不同的向度做出适当的综合，以把握复杂的历史变迁。萧教授曾经指出，人同时是在经济上能算计、政治上能谋划、文化上能创造的，既有自己的能动性又受到环境的限制；社会的结构变迁过程，从而就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者复杂缠绕在一起的过程。这就跟上述施坚雅从经济贸易出发贯穿一切这样“一根筋”式的理路拉开了距离。在如此的研究进路中，历史上的行动者突然间仿佛“活”了起来。
　我们在上述刘教授对于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回顾文章中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譬如，在对珠江三角洲明清以来土地开垦过程中形成的“沙田一民田”区分格局的解析中，他精当地指出，“沙田一民田”的空间区分，其实是交织着生态、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因素的空间关系：“那些明代初年在老三角洲定居下来，并拥有新三角洲开发霸权的地方势力，在他们揭开沙田开发历史新的一页的时候，利用种种国家制度和文化象征，把自己在地方上的权力和王朝的正统性联系起来，在控制地方经济资源、运用政治权力、重新定义地方文化等等方面，都拥有一种特殊的垄断性地位……”无论是通过编写族谱、修筑祠堂等方式建构宗族的血统地域来源和谱系，还是通过妇女嫁后不落夫家的习俗标榜自己的汉人身份，在这里都成了一部分人伸张自身权力与经济利益的文化手段。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由于跟人类学者的有效对话与合作，一位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史的学者以某种方式做到了把“人根植在层层叠叠的社会、文化、权力和历史关系中”如何把历史上的行动者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是史学的一个永远的追求，对此，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在内的相关社会科学是能给以帮助的。历史学者因此应该积极吸纳来自这些学科的资源，改善历史的研究与写作。

　重视直观与赏识
　虽然将社会科学引入史学的实际工作并未在大陆史学界充分展开，但已有学者向我们提醒此种做法的限度了。在这套论文集开首一篇中，贺照田先生借分析殷海光晚年史学思想的转变，向我们指出直观、常识与想象对于史学研究意义重大，而无视社会理论人史的有限性，则会遮蔽这些对于培养我们的“历史感”来说必不可少的因素。
　引社会科学治史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殷海光先生早在1963年已经明确倡导历史研究者需要把握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所谓行为科学的理论，来透视历史的特殊事件。贺照田先生通过考察殷氏晚年治学的心路历程，表明他最终其实已经摆脱了对以“科际整合”来从事历史研究的崇信，踏上了重视直观、常识、想象等非观念智慧的门槛。顺着殷氏的思路，贺先生进一步推进了对以上因素对培养历史感、树立史学主体性的作用的思考。在他看来，忽视通过直观、常识等来实现与历史的血肉关联，则外来理论、立场的引进可能沦为无益于社会、文化以及自身处境的知识表演。而“越深地扎根于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现实，我们的认知主体性才能具文化根源感地生长出来，并因这源源不断地从大地的吸纳，成为一种健康的自然状态，而不仅仅让主体性问题停留于反思层面的提倡、论述上的呼吁和知识生产上的焦虑。”在这里要加以补充的是，通过对理论作为地方性知识与普遍性知识的分辨，通过对西方理论特定旨趣的谨慎考察，通过对理论旅行过程以及本土状况的关注，等等，今天的社会理论已经不再是“普遍原理”意义上的理论，而有可能与我们对自身情境的思考更好地衔接起来。但即便这么说，我也并不否认直观、常识等可能有着自己独特的来源，需要，譬如说，通过在与“典范”的接触中潜移默化地得来，而与对理论的系统学习并不相干。
　既要磨练、积累更为敏锐的直觉，又不忘努力抓取社会科学理论的拐杖，在二者一定的紧张中把握平衡，可能成就一条通向未来新史学的路途。这就是这套论文集给我的启示之一。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2003－12－05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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