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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幸福

——《午后的岁月》

丁国强

2002-07-29 08:27:30 来源：

　　独树一帜的访谈录：他们是曾经的大学同窗，更是多年熟悉的“旧雨”，在一些闲散的午后，他们再次聚首，海阔天空——于是，往事如阳光般铺陈开来……叶兆言VS余斌，当红作家与资深学者的坦诚相对！

　　录音式的对话近来很盛行，《收获》杂志专门开辟了一个栏目，供陈村等人自由放谈。李泽厚与学生陈明的对话《浮生论学》、已故批评家张钧与新生代作家的生前对话《小说的立场》，都是用录音磁带完成的。录音式的对话录，较少文字加工的痕迹，原汁原味，平缓的节奏、宽松的气氛与自由的心态相呼应，这种无主题变奏式的谈话，虽然松散、随便，却有一种未经打磨的真实。叶兆言和余斌的对话录《午后的岁月》就是这样一种真切的声音。

　　面对录音机，漫无边际地攀谈，不同于那种一问一答的访谈，它像是一种私人谈话，是两个人之间的追问与沉思。录音机的存在是隐形的，和面对镜头不一样，谈话者无须修饰，也不必故作姿态，搔首弄姿。《午后的岁月》从少年求学谈起，70年代是一个荒芜的年代，像王朔那种“大院里的孩子”，变着花样搞恶作剧来发泄过剩的精力，他们是红旗下的蛋，却错过了英雄时代的辉煌和梦想。而被分到工厂的叶兆言“想上大学的愿望是那么强烈，甚至超过了性的冲动”。一个饥渴的时代，能够把人推到极致，无论是破坏的欲望还是创造的欲望，都十分强烈。在那样一个没有选择的时代，人们只要看到一线希望就要奋力去争取。叶兆言说：“我当时就是想读书，读什么无所谓”。的确，从那个时代走出来的人，都有一种面对选择的恐惧，这其实是对自由的恐惧。王朔式的自由是指向过去的，他们幻想去革命，去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正在受苦的人民。他们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调侃，自我嘲讽，漫无边际地等待。叶兆言这些“新三届”大学生所获得的自由是指向未来的，他们得到了某种可能性，寻找到了塑造自己的一个机会。

　　今年是77、78级大学生毕业20周年，20年前的大学校园笼罩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氛围，被耽搁的一代人恨不得时光倒流，他们拒绝游戏，拒绝平庸。虽然他们的文化素质十分单薄，但是，他们有一种拼命攫取的精神。他们把自己埋在书堆里面，忘情地享受着现在看来无比单调的读书生活。叶兆言称自己“我这人没理想”。理想主义是一种激情，一种精神动力，而绝不是一个具体的功利目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这其实是一种真正的理想，一种悠远的人文关怀。叶兆言的文学选择也是源于这样一种人文理想。他的大学生活是很有主见的，他说：“有些混账的课，你如果仍然惦记着拿个优秀，自己也就成了混账”。一个不能自觉对陈旧的教育模式进行批判性选择的人，是可悲的。越是像叶兆言这样“不用功”的学生，身上却有着浓厚的学院情结。把大学当成晋级升职的地方是很无聊的，因为大学只是一个容纳真性情的容器，你不能向他索取得太多。

　　被放逐在学院外的叶兆言沉浸在无目的的阅读之中，这为他的写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叶兆言怀念20世纪40年代作家所创造的那种职业化气氛。作家作为一种职业，不仅是谋生的一份差事，更是一种精神身份。写作带有一种自发性，像麦苗生长一样，只能在缓慢的过程中吸取土壤里的养分，否则就会枯萎、夭折。写作要不断地面对失败，但是，只要把根扎深，就不会半途而废。叶兆言把写作看成是一种修行。写作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拥有一种内在的生活，能够和自己对话，不必参与鸡同鸭讲的世俗表演。这是属于一个作家的幸福。 （《午后的岁月》/叶兆言/余斌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定价：16.80元）

来源：北京青年报2002.7.29

本版责编：孟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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