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研究》（订购）

作者：刘坤轮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对当前中国法学专业的课程设置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对法学专业核心课程的调整原因、调整原则、调整方案、调整意义进行了系统论述后，顺袭德法兼修两条线，先对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教学体系进行了系统分析，继而切入法律实践教学体系，进一步分析法律实践教学趋势等问题。在具体课程研究方面，对证据法、财税法等课程进入新设法学专业核心课程体系的原因、历程进行了系统剖析。对于中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法律实践教学以及未来法学专业课程如何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等问题，本书均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对于全国各法学院校如何进行法学专业课程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刘坤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端升学者，法学国家教材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出版中文专著《中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考察》等5部，译著《最差的情形》等8部，在《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70余篇，部分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主持教育部等各类项目30余项。获得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3项，以及其他各类奖励40余项。

精彩书摘

代序言

树立“大教材观”，开创教材建设新局面

——“大教材观研究文丛”代序言

　　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指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但纵观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界，对于教材的认识还存在着简单化、单一化、复制化、虚无化等问题，这阻碍了新时代中国特色自主教材体系建设。对此，应加强顶层设计，树立“大教材观”，充分认识到教材之于立德树人和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加快开创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新局面。

　　一、“大教材观”的基本立场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导致教材领域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多，但关键症结在于没有科学正确的教材建设指导思想。指导思想的缺位导致教材建设工作简单化，教材建设体制机制运行不畅，教材建设无法构建起科学路径，自主教材体系的构建出现速度缓慢、内容贫瘠、影响有限等问题，迟滞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教材体系的构建进程。针对这些问题，应尽快构建起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目前来看，将大教材观作为统筹解决教材建设中所遇各种问题的指导思想最为恰当。

　　第一，大教材观认为教材是中心明确的教育要素体系。经典的教材内涵既包括学科内容（subject-matter），也包括教学材料（teaching materials），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体。前者意味着教材具有知识扬弃的基础功能。后者意味着教材需要表现为具体的载体形态。学科内容和教学材料的完美结合体就是经典教科书，这是教材教育要素体系非常清晰明确的中心。围绕经典教科书展开的知识创造和教科书辅助材料不断外扩，形成一个类似同心圆球体的教材要素体系。任何简单化或泛化地理解教材的做法，都将不利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的建设布局。

　　第二，大教材观认为教材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根基和骨架。学科体系的主体内容，学术体系的核心概念和范畴，话语体系的规范表达，必然都是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共识，经过实践检验，并为学术界所认可的。但理论共识、实践检验和学界认可，只是构成了成为教材的必要条件，真正成为教材还需要一系列去粗取精、提炼、转化、融合的规范加工过程，从而确保教材的启智增慧。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教材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根基和骨架，没有教材体系，其他体系的发展就会根基不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

　　第三，大教材观认为教材是最大的思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谓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说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已经点明，“我们在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过程中，教材建设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总体看这方面还是一个短板”。2018年9月10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对教材的思政功能进行了专门强调，“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教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教材建设要加强政治把关。政治上把握不对、不到位的教材，要一票否决。简单贴政治标签，不顾教材体系完整、逻辑完备，断章取义塞入政治内容，搞得不伦不类的教材，也要不得。”此外，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指导性文件也不断出台，或写入国家重大决议，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要求“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但目前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尚不尽如人意或不够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教材的思政育人功能没有被真正重视起来，没有认识到教材才是最大的思政，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第四，大教材观认为教材是人才培养成功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说明，教材是教育知识传授、能力养成、伦理塑造的核心媒介，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否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教材引导着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流人才、一流课程、一流专业都要靠一流教材来支撑。没有高质量教材，即便有好的专业、学科、教师，也很难把学生培养成高水平人才。教材是一座点亮人民心中理想和信仰的灯塔。在东西方竞争加剧、不同思想价值观念碰撞的背景下，教材是育人育才的重要关口，通过教材能让学生深刻认识中国之治的密码、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等，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从而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五，大教材观认为教材是科学研究的集成沉淀和动力源泉。这实际上针对的就是教材的三基五性。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教科书的内容是学科主体知识的集成沉淀，是学科知识的精华，这就是教材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2014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前往塔吉克斯坦的专机上很有感触地说，“古诗文经典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了我们的基因。我们现在一说话就蹦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小时候记下的。语文课应该学古诗文经典，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实际上指的就是语文教科书的三基，其他学科也同样如此。不能忽视的另一面是，教材还具有创新的重要功能，这种功能既可能是在基础夯实的情况下发生，也可能是在基础断裂的特殊情况下发生。前者为文化稳定的常态情形，后者则主要发生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等重构的时期，比如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度是从大学的自编教材开始启动的。

　　第六，大教材观认为教材是国家文化传承和对外交流的重中之重。这一点仍需要再一次强调出来，原因在于，尽管教材对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价值学界基本都认可，但在过去一段时间里，学界对此并没有投入足够的重视，以至于教材里有很多西方的理论和知识，甚至出现了将中国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的情况。对此，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北师大“尊师重教、筑梦未来——庆祝第三十个教师节主题展”时就指出，“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这也正是国家教材委员会启动的中国经济学、中国法学、中国新闻学等教材系列被如此看重的原因。与文化传承紧密相连的就是教材在文化对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西方世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通过教材和我国文化“交流”，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文化侵蚀”的现象。可以说，没有中国自主的教材体系，中国声音、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可能就是镜花水月。

　　二、如何树立“大教材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多次强调，要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更是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紧密关联起来，明确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战略任务。近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初见成效，但离党和国家的需要、人民的期待还尚有距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对中国自主性、原创性教材体系的重视不足，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尽快从以下几个方面树立大教材观。

　　第一，明确以大教材观为国家教材建设的指导思想。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职责是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办公室设在教育部教材局，负责全国教材工作的具体执行。虽然成立时间短，但全国教材工作的制度体系和编写、选用、研究、审核、使用、创新等系列工程等都已卓见成效。然而，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是，目前顶层制度的关注焦点仍是以教科书为中心的，是较为偏狭的教材观，没有看到教材是中心明确、内涵丰富的教育体，这也导致很多工作在推进方面犹豫不决，推进乏力。因此，为尽快支撑起教育强国建设，加快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体系，就应该解放思想，从教材极简主义、虚无主义、本本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明确将大教材观作为国家教材建设的官方指导思想，坚持科学规范、守正创新，加快开拓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教材建设新局面。

　　第二，以大教材观为指导推进教材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目前我国的教材工作体系国家层面的实体机构为教育部教材局，也是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从法理上说，这应该是国家教材建设的最高执行机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教育部教材局的职责只是“牵头负责部内教材建设和管理……”这里面还存在部分瑕疵，即教育部教材局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统筹全国的教材建设工作，因为很多教材的实际建设、管理工作可能分散在各个部委，甚至教育部司局内部。其中存在权责不清的情况，也就是常说的管理体制机制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首要的就是要有大教材观，也就是真正将教材视为“国家事权”，职责都明确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主体。

　　第三，以大教材观为指导大幅丰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的建设内涵。在具体的执行方面，有了大教材观的理论指导，教材建设的关注点就不能局限于教科书和教辅材料，而应该全面关注以学科知识和教学材料为中心的整个教材教育体系。鉴于当前的工作基础主要围绕的是教学材料，围绕这一维度的建设就应当扩展外延至课堂教学所涉及的各种教学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教科书、教辅材料，以及支撑形成教科书和教辅材料的教学方案、教学大纲、教学实施计划、课堂教程、课程讲义、课堂案例，还有围绕其实施的教学方法等，立体展开并迅速丰富我国教材体系作为教学材料维度的内涵。

　　第四，以大教材观为指导牵引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这是教材学科内容，也就是知识体系的维度。一定程度上，教材教学材料维度是形式，教材学科体系维度才是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党和国家近年来一直关注于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说明教材体系的学科内容是我们目前亟需的。同时，这也表明我们此前在这方面的工作存在不足。这和我们对教材虚无主义、本本主义的传统认识有直接关系，对此，必须尽快在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进程中，以大教材观为牵引，优先关注“中国特色自主教材体系”建设，做好中国知识的梳理、中国理论的总结、中国实践的提升，以及中国方案的推广。

　　第五，以大教材观为指导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从教材的功用角度来说，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和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过去一段时间里，教材的作用被压低，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阶段，教材本本主义、虚无主义，甚至沙文主义都一度冒头。在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中，必须及时扭转思想，明确树立大教材观，将高质量教材建设作为高质量高等教育的最基础工程，全面支撑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传统职能，支撑起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第六，以大教材观为基础牵引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评价体系改革。有什么样的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对于教材建设工作来说，尤其要特别关注评价指挥棒的作用。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教材基本不在教育评价的指标体系之内，这就导致一流的知识精英精力都游离在建设之外，一定程度上导致教材虚无主义出现，并由此衍生出教材沙文主义的错误。尽管在新时代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制度设计中，教材评价被纳入进来，但纳入的对象也只是教科书，并且只是和工作量挂钩，教材的其他内涵和外延等完全没有进入教育评价体系，迟滞了教材建设的推进步伐。因此，新一轮教育评价深化改革中，应明确以大教材观为统领，分学科内容和教学材料两个维度，全面进入高等教育评价体系，尤其是要成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标志性评价指标，成为深化“双一流”评价体系改革的牵引线。

　　三、“大教材观研究文丛”的意义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基本了解当前我国教材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大教材观的基本内涵以及树立大教材观的基本路径。然而，万事开头难，在教材建设这一重大事项上，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近些年来党和国家不断出台各项政策文件和支持措施，但传统教材观念束缚之深之牢，非短时间内可以破除。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破五唯”之路漫漫，更何况是长期以来几乎被忽略的教材建设。

　　观念的改变是一切之根本。基于这一出发点，法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开始从研究突破，先打破教材极简主义和本本主义，为其他几大典型问题的解决积累经验。由此，也就有了这套“大教材观研究文丛”的规划。它的研究内容围绕学科知识和教学材料两条主线展开，合围形成教材研究的教育综合体。因此，呈现诸公面前的“大教材观研究文丛”，包括但不限于教科书的研究，因为那只是“大教材”的一个构成要素。

　　持续解放教材研究的思想桎梏是本套文丛的核心使命。对教材建设来说，围绕教科书的研究只是其中一个环节，编写、选用、审核、研究、使用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但研究却是连接其他既有成就和未来规划的中心，它能够探索教材建设的一般规律，改变教材建设的传统路径，建立适教利学的教材形态等。这些使命，是教材研究应当承担，也必须承担的基本使命。除此之外，教材研究还应当超越教科书，在知识体系的积累沉淀、人才培养的质量提升、文化传承的红色底蕴、国家交流的中国故事等方面持续发力，以原创性教材建设支撑起人文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

　　《我国法学专业课程体系研究》作为“大教材观研究文丛”推出的第一本著作，就是以大教材观为指导，在法学学科领域，开拓教材研究新局面的一次尝试，并谨以此书向学界大家表明，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教材是一个中心明确、层层合围的教育综合体，教材研究包括但不限于教科书本身的研究。

　　是为序！

法学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

2025年1月23日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