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原著选读（第二版）》（订购）

主编：龚晓康　邓国宏

贵州大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中国哲学经典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承载着中华民族最崇高的价值理念，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如何对中国哲学经典进行重新诠释，激活文本的意义而彰显其生命力，实现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了新时代哲学工作者的迫切任务。有鉴于此，龚晓康、邓国宏教授在多年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选取了中国哲学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文献，编写了《中国哲学原著选读（第二版）》一书，在注释的同时并对其观点进行了解读，目的在于方便青年学子和哲学爱好者研习。

主编简介

　　龚晓康，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贵州大学出版社副社长（主持工作），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理事、阳明文化转化运用研究省创新团队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阳明心学、佛教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空性与解构》《阳明学知识论问题研究》。出版专著多部，在《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邓国宏，贵州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哲学、先秦哲学（荀子哲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道统与学统视域下的宋元明清荀子学史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乾嘉时期的荀子学研究》。出版专著多部，在《道德与文明》《孔子研究》《哲学与文化》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导言（节选）

　　中国哲学虽然与西方哲学出于共同的“哲学原型”，但由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故而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脉络。一般而言，中国哲学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哲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四个时期。

　　基于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中国哲学重视形上与形下的贯通。

　　《易传》有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然形上本体之“道”与形下现象之“器”并非截然二分者，而是“器在道中”“道在器中”，甚至“道即器”“器即道”。“生生之谓易”，中国哲学所言的“本体”，非是西方哲学所言的抽象概念，而是既“寂然不动”又“感而遂通”者。至宋明理学，则从体用的角度阐发之：形上之道作为本体，隐而不显；形下之器作为发用，显而不隐；形上与形下的贯通，是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本体与现象虽有隐显的差别，但其实只是同一个世界的不同面向。

　　第二，中国哲学重视大我与小我的区分。

　　《孟子》既言“万物皆备于我”，又言“大体”与“小体”，可见他区分了“大我”与“小我”。庄子也有类似的观点，其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此处之“我”即为“大我”；而“吾丧我”之“我”，则为“与物相刃相靡”之“小我”。大我与小我的区分，亦为宋明诸儒所重视。程颢喜言“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即是要人体证“大我”。王阳明明确提出“真己”与“躯壳的己”的区分，前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故为“大我”；后者“只为形体自间隔了”，故为“小我”。但是，“大我”与“小我”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有两个不同的自我，而毋宁说同一自我具有不同的维度。所谓的成圣成贤，不过是破除小我的自私执着，以回归与物同体之大我。

　　第三，中国哲学重视性善与性恶的辨析。

　　孔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之说，启发了儒学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孟子即心而言性，“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心中即具有仁义礼智等向善的力量，故其主张“性善”。荀子所言之性，为人生而就具有的自然情性，“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放纵情性则有恶行的发生，“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荀子主张“性恶”。孟子之性善论，挺立了人之道德本体。荀子之性恶论，则看到了教化的力量。宋明诸儒则区分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出于理，为纯善无恶者，是人的先天道德本体；后者理与气杂，为有善有恶者，表明人需要道德的转化。

　　第四，中国哲学重视存理与去欲的工夫。

　　关于“理”，《说文解字》有云：“理，治玉也。顺玉之文而剖析之。”“理”为玉石自然之纹理，然需顺其纹理而剖析；前者表明“理”具有先天的性质，后者表明其呈现不离后天工夫。与“理”之自足性相反，“欲”则表示某种缺失性。《说文解字》有云：“欲，贪欲也。”欲望之义，就在于贪婪地攫取外物以满足小我。宋明理学家皆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即通过存养天理而灭除自私意欲。王阳明对理欲问题则有新的发明。一方面，他提出“理也者，心之条理也”，天理不过是本心天然的条理。另一方面，他认为七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七情若是顺于本心，则具有道德的动力；“七情有着，俱谓之欲，俱为良知之蔽”，七情若是有执着，则沦为“人欲”。理、欲皆出于本心，两者并非有直接的对立。与理相对立者，乃是欲之执着，故王阳明认为存理灭欲之实质，在于去除欲望中的自私执着以复归本心的天然条理。

　　第五，中国哲学重视良知与知识的辩证。

　　孔子虽然强调“生而知之”，但“入太庙，每事问”，表明他也重视知识的习得。孟子主张人有不虑而知之“良知”，荀子则强调“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孟荀之论“知”，实有不同的维度，体现在宋儒那里，则是“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区分。王阳明以“德性之知”为良知，以“见闻”为知识，谓良知与知识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关系：“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心之虚灵明觉即是本然之良知，其动而有意与物之间分离：一方面，“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以良知为本体；另一方面，“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物以良知为本原。故良知实为认知活动生成的源初场域。良知既为吾人先天之心体，不因后天之见闻而有，故能不滞碍于见闻。就见闻之知而言，其是以意与物的分离为前提，并在主客的交互运动中而形成。而意、物皆出于良知，故见闻“莫非良知之用”，而良知“亦不离于见闻”。王阳明承认知识具有客观的价值，但又认为知识需要良知的指引，故他持一种即知识而超越知识的中道知识论。

　　来源：贵州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