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护法研究：张商英与北宋丛林》（订购）

程佩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精彩书摘

张商英与北宋佛教护法的多维镜像

　　北宋时期，佛教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士大夫阶层与佛教的关系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方面，佛教在经历了唐武宗灭佛的打击后，逐渐恢复元气，并在宋代君臣的扶持下，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儒学复兴运动的兴起，士大夫阶层对佛教的态度也趋于复杂，既有排斥和批判，也有接纳和吸收。在这种背景下，涌现出一批以护法为己任的士大夫居士，他们或著书立说，或参与佛教事务，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商英便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张商英（1043—1121年），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四川新津）人，是北宋中晚期的重要政治家、书法家和佛教居士，历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数任要职，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年）官拜尚书右仆射，为巴山蜀水孕育的一代名臣。他所主持的“绍述新政”，是北宋晚期政治版图中的最后一抹亮色。然而，相对于他有限的政治影响力，其佛教影响力则要大很多。他不仅深崇佛教，而且一生积极护法，成为其时丛林著名外护，被后人看作“北宋佛教最得力的外护居士”“北宋居士佛教的核心人物”。

　　《宋代护法研究：张商英与北宋丛林》一书，以丰富厚实的历史文献为基础，深入探索了张商英护法的时代背景、护法原因、护法活动以及护法思想，从而尽可能多地还原张商英的护法形象，并据此对北宋士大夫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居士的护法状况有所管窥。这既体现了该书系统研究张商英护法的深度，也全面展示了张商英与北宋丛林关系研究的特色。

　　01

　　历史语境的重构：政治沉浮与宗教抉择的交织。

　　在中国佛教史上，居士群体的护法实践始终是沟通政治权力与宗教体系的关键纽带。北宋时期，士大夫阶层与佛教丛林的互动尤为密切，对佛教诸多经典的修习与研究也不断深入，而张商英正是这一历史图景中极具代表性的存在。其实，张商英早年并不信佛，后来是在妻子和禅师的引导下，逐渐信奉佛教，晚年专心修习佛法，差不多每日坚持诵读《楞严经》，素食礼佛，参禅悟道。他的学佛经历不仅影响了他自己，也对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推动了佛教在宋代的传播和发展。

　　作为官僚与佛教居士的双重身份者，张商英虽未跻身最高的宰辅之位，却在佛教护法史上镌刻下浓墨重彩的印记。他的护法实践既折射出北宋中后期政治与宗教的复杂纠葛，也映射着士大夫群体在儒释道三教竞合中的精神抉择。《宋代护法研究：张商英与北宋丛林》一书，正是以这位“北宋佛教最得力的外护居士”为棱镜，通过对其生平、思想与活动的系统性考察，重构了一段被正史边缘化却深刻影响佛教发展进程的历史叙事。

　　本书首开其端即以张商英的政治生涯为经纬，注重将张商英的护法活动置于北宋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深入分析了北宋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佛教发展的影响，以及士大夫阶层与佛教关系的演变，详细探讨了宋徽宗崇道抑佛政策与张商英护法活动的互动关系，以及张商英如何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利用自身的影响力维护佛教利益，从而编织出北宋中后期官僚体系与宗教生态的互动网络。

　　不同于传统研究对居士佛教的静态描摹，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张商英宦海沉浮与其佛教因缘的动态关联。从新党旧党之争的漩涡到宋徽宗崇道抑佛的国策转向，张商英的政治抉择始终与护法实践互为表里。书中揭示的“贬谪与悟道”的共生现象尤为发人深省——当元祐党争的倾轧迫使其远离权力中枢时，与高僧大德的交游反而成为其精神皈依的契机；而当徽宗朝道教势力膨胀威胁佛教存续时，他选择以护法作为政治立场的表达。这种将个人命运嵌套于时代变局的叙事手法，不仅突破了传统佛教史研究的单一维度，更揭示了士大夫护法行为背后复杂的政治计算与精神诉求。

　　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并未停留于表层因果的勾连，而是深入剖析了张商英被纳入临济宗黄龙派法统的深层逻辑。通过考证其师承谱系与禅宗典籍中的记载，本书指出黄龙派对其的接纳既是宗门拓展士大夫影响力的战略选择，也暗合了张商英借禅宗法统重塑政治合法性的心理需求。这种双向的宗教政治学分析，使得“外护”概念超越了单纯的信仰范畴，展现出制度性宗教与官僚体系之间的权力交换本质。

　　02

　　护法实践的解码：行动网络与思想谱系的双重考辨。

　　本书的核心贡献在于对张商英护法活动的系统性分类与思想溯源的探索。其中，不仅关注张商英护法活动的具体内容，更注重对其护法思想内涵的挖掘和阐释。例如，本书通过对张商英《护法论》的深入解读，分析了其驳斥排佛之说的主要观点，以及他对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独特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对张商英护法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评价。

　　具体而言，作者将其护法实践细化为七类具体形态：从举荐高僧、兴修寺院到调解丛林纠纷，从复兴文殊道场到撰写护法著作，这些看似分散的行为实则在三个维度上构建起完整的护法体系——制度层面通过官僚身份保障佛教权益，信仰层面以文殊崇拜强化神圣权威，思想层面借著述构建理论防线。其中对“废淫祠置佛寺”运动的剖析堪称典范：作者结合地方志与佛教典籍，揭示此举既是儒家官僚履行“正祀”职责的体现，又是佛教争夺信仰空间的策略，更暗含对徽宗朝神霄道教扩张的隐性抵抗。这种多义性的解读，生动展现了护法行为在北宋特定历史情境中的复杂面相。

　　在思想层面，本书对《护法论》的剖析展现出思想史研究的深度。作者既指出张商英驳斥排佛论时的创新之处——如以“治心”论回应儒家伦理质疑，用“因果”说化解经济批判，更将其置于“三教”关系史的脉络中进行定位。通过梳理从宗密《原人论》到契嵩《辅教篇》的思想流变，本书揭示了张商英的调和论实为北宋居士佛教理论建构的集大成者：他既继承“三教同源”的传统框架，又创造性地提出“儒道为阶，佛为究竟”的修行次第论。这种既维护佛教主体性又不彻底否定儒道的策略，恰是北宋士大夫在文化整合大潮中寻求精神平衡的缩影。

　　03

　　方法论的突破：微观叙事与宏观视野的辩证论述。

　　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填补了张商英人物研究的空白，更体现在方法论层面的三重创新：

　　其一，宋史文献考辨的立体化。作者充分利用了正史、佛教史籍、文人笔记等传世文献，同时辅以碑刻、方志、禅宗语录等多元史料，对张商英的生平事迹、护法活动、护法思想进行了全面梳理和考证，甚至从张商英诗文集的隐喻性书写中钩沉其宗教心路。例如，本书通过对《全宋文》《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五灯会元》等史料的细致分析，还原了张商英与多位高僧大德的交往经历，以及他在兴崇佛寺、复兴文殊道场等方面的具体贡献。这种“史料拼图”的研究方法，使得历史人物的精神世界得以立体呈现。例如，通过对《续清凉传》的文本分析，揭示了五台山文殊信仰如何成为其调和儒释的价值象征；借助与惠洪、克勤等僧侣的往来书信，还原了士僧网络的实际运作机制。

　　其二，个体研究视角的跨学科性。本书巧妙融合政治史、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在探讨护法动因时，既考察官僚制度中的宗教职能规定，又分析士大夫群体通过宗教活动积累文化资本的社会机制；在解析《护法论》时，既关注其哲学思辨的内在逻辑，又将其置于印刷术普及带来的知识传播革命背景下理解。这种多维透视使得张商英的护法实践成为观察北宋社会转型的绝佳窗口。

　　其三，历史人物评价的辩证性。作者既肯定张商英护法对佛教发展的实质性贡献——如通过举荐宗杲等僧才影响禅宗走向，借助《护法论》为后世居士提供理论武器，也客观指出其局限性——过度依赖官僚特权导致的护法脆弱性，对佛教义理理解的浅表化倾向，以及在调和“三教”时表现出的实用主义色彩。这种批判性反思避免了人物研究常见的圣徒化陷阱，为理解居士佛教的历史作用提供了更公允的认知框架。此类辩证性思维反映了作者对历史人物评价的客观性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04

　　史学价值的延伸：从个案到范式研究的升华。

　　本书的终极意义在于，通过张商英的个案研究，建立起解析中国古代居士护法范式的理论模型。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的“官僚-寺院共生机制”“护法行为的差序格局”“三教关系的弹性边界”等概念，为观察士大夫与宗教的互动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书中揭示的若干历史规律——如政治边缘化往往强化士大夫的宗教投入，佛教护法本质上是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三教调和论实为意识形态博弈的产物——均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解释力。

　　当我们凝视张商英这位北宋护法居士的身影时，看到的不仅是个体生命在儒释之间的精神跋涉，更是整个士大夫阶层在赵宋帝国文化整合进程中的集体困境。他的护法实践既彰显了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也暴露出宗教依附政治权力的结构性风险。在这个意义上，《宋代护法研究：张商英与北宋丛林》不仅是对一位历史人物的深度诠释，更是打开理解中国传统社会政教关系奥秘的重要锁钥。它提醒我们：在看似世俗的官僚履历与神秘的宗教体验之间，始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意义网络，而破解这些网络，正是历史学者永不停歇的智性追寻，也是学术研究不断进步的必然选择。

　　综上所述，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仅深化了对张商英护法形象的认识，而且丰富了北宋佛教史研究的内容；同时，还推动了中国古代居士佛教研究的发展。可以认为，本书通过对张商英护法活动的全面梳理和深入分析，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张商英护法形象，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张商英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此同时，将张商英的护法活动置于北宋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为学界理解北宋佛教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外，通过对张商英护法思想和活动的深入研究，为学界探讨中国古代居士佛教的特点、发展规律等问题提供了重要案例。

　　张商英作为北宋时期著名的佛教护法居士，其护法活动和思想对北宋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对张商英的护法形象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希望能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张商英、北宋佛教史、思想史以及中国古代居士佛教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也期待程佩博士有更多的宋史研究的优秀成果贡献于学林。

　　本文节选自张全明为《宋代护法研究：张商英与北宋丛林》所作序言。

来源：河南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