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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夏金经济通史》(订购) 葛金芳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最近,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葛金芳教授新著《宋辽夏金经济通史》,这是一部厚重之著,全书一百三十万字,分上、中、下三卷,以宋、辽、西夏、金等并立政权为整体研究对象,在“大宋史”的视野下考察十至十三世纪的经济发展及其相互联系。这既是作者深耕宋代经济史五十多年的集大成之作,也是其“农商社会”理论的系统阐释和新的实证推进。著作以宽阔的问题意识、扎实的史料基础和鲜明的理论追求,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宋辽夏金经济史的整体图景,并为理解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进程中的经济互动提供了重要参照。全书鲜明地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特色:
文明史观下的经济通史
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文明演进的历史。文明史研究的要义,在于从长时段和广阔空间中辨识文明形态的生成、互动及其结构性影响。《宋辽夏金经济通史》从十至十三世纪多政权并立的时代格局出发,将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和工商文明置于相互联系和动态平衡的关系中考察,揭示出这一时代物质文明发展特征。著作绪论中对此有这样的表述:中原农业文明居主体地位,仍在向前发展;同时在农业文明内部,工商业亦在扩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内地农业文明和工商业文明的外溢效应则同时带动了长城内外各游牧文明的发展。这一判断极具启发性。迄今为止,已有不少研究从经济史视角讨论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国内学者多强调不同经济类型之间的互补性,倾向于将二者视为具有结构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共同体;拉铁摩尔、巴菲尔德等海外学者则从游牧经济的内在需求出发,强调双方之间的政治竞争关系,认为二者呈现出共强共弱的力量博弈格局。本书则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认为在三种文明的共时性框架下,中原地区产生的经济外溢效应,构成了游牧文明崛起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一观点为理解游牧文明与中原文明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
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三种文明的内在张力: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对峙所导致的第一重紧张;专制集权政体与工商业文明对峙导致的第二重紧张;士大夫及地方士人乡绅力量与专制主义政体之间导致的第三重紧张。这三重张力造成了中国在17世纪以前虽已具备某些“现代化发展潜在要素”却未能“结出现代化之正果”的历史原因。这些观点充满了思辨性,体现了作者以经济史回应中国历史发展的学术关怀。
作为一部以宋辽夏金为断代、以经济史为主题的通史著作,本书还体现了“通史”之范式和中国传统史家著书追求“会通”之境界。作者考察宋代三百余年的经济发展和变迁,但并不局限于这一时代,而是上溯汉唐农业社会的基本结构、下及元明清经济形态的延续,在历史长时段中探究宋代经济发展的定位。全书首先讨论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人口增长与劳动力转移等基础条件,继而考察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交通和对外贸易,再分析土地关系、赋役制度、经济管理体制与政策,区域格局,最后提出江南农商社会的初步成型的总体判断。全书将生产、交换、分配和制度调节联系起来的各经济部门论述,既保持经济通史应有的覆盖面,又避免因面面俱到而失去解释中心。
“农商社会说”理论的系统论证
“农商社会说”是葛金芳教授对宋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总体概括,也是贯穿全书的核心命题。作者从产业结构变迁出发,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概括为三个阶段:先秦至汉唐时期的古代农业社会、宋元明清时期的近世农商社会、十九世纪中叶起步、二十一世纪初总体跨入的现代工商社会。“农商社会”命题所关切的,是中国社会历史特质及其形态演变的自主解释。近二十年来,葛金芳教授围绕这一命题持续展开理论探讨,先后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著,本书则是葛教授对“农商社会说”理论探索的全面总结和推进。
作者将“农商社会”主要特征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农村经济同时在微观层面即个体小农交换性经济持续增长及中观层面一些区域的非农产业得到增长;二是市镇兴起与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为都市化进程提供了源源不绝的活力;三是早期工业化(原始工业化)进程启动,社会整体发展方向由传统的“广泛型成长”转向具有近代性质的“斯密型成长”的特点;四是交换活动显著增加,贸易市场容量扩大,经济由封闭向开放转变;五是带有近代色彩的新经济因素已然出现并有所成长。葛教授指出,与先秦汉唐时期的古代农业社会相比,农商社会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变化。社会生产的动力机制由原先单靠生产效率提高来缓慢推动的模式,开始变为由生产效率和交易效率发生良性互动,并共同作用于社会经济的模式。这正是作者以“农商社会”概括宋以后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依据。本书对宋辽夏金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及经济政策等篇章的分章论述,即从宋代各经济部门的具体发展变化,以充分的实证来对“农商社会说”进行论证。
“农商社会”概念提出于二十一世纪初。新世纪是一个充满创新与变革的时代,激荡着中国学者的学术自觉,他们纷纷走出“西方中心说”窠臼,开始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自主道路探讨中华文明演进脉络及其阶段性特征,葛金芳教授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农商社会说”。而在同一时期,亦有赵轶峰教授“帝制农商说”和林文勋教授“富民社会说”的提出。三位学者均试图重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质及其演变历程,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持续对话。2014年首届“富民社会·农商社会学术研讨会”在昆明召开,此后,同一主题系列会议由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轮流举办,至2023年已经举行十届。持续的协同研讨极大推进了“农商社会说”“帝制农商社会说”和“富民社会说”等命题的深化,参与学者研究议题贯通整个中国古代史,参会学者们在发表论说、回应质疑中相互砥砺,不断推进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宋代经济史新见的系统融入
土地制度是葛金芳教授较早着力开拓的研究领域。早在20世纪80年代,作者即在土地制度变革方面提出多项新见,这些观点在本书中得到有机整合,并以更具学理性的方式呈现,如“中古田制时代”的终结、契约租佃经济确立的历史前提,以及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扩大,等等。宋代手工业经济同样是葛金芳教授用力甚深的领域,本书也用了较大篇幅呈现相关成果,重点论述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食品加工等部门的发展及其向周边地区的扩展,并深入分析了两宋手工业中的技术革新与工艺革命、民营手工业的勃兴崛起等新经济因素。2004年葛金芳先生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了《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一文,提出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中国社会发展路向已经由“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转变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之后又将其概括为宋代以后中国由内陆型国家转向海陆型国家。这一观点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宋辽夏金经济通史》将这一认识贯穿于全书,不仅专辟章节讨论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手工业经济的论述中揭示其外向型发展的时代特点。
由此可见,诸多研究成果融入《宋辽夏金经济通史》的具体章节之中,不仅呈现了作者长期研究的连续性,也显示出其不断推进问题意识与理论解释的能力。
本书还有一个突出的特色是跨学科研究的融合。葛金芳教授受到传统史学的训练,功力深厚,且学术积累超越历史学科,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在其研究中娴熟运用。如本书以经济学的生产效率、交易费用、市场容量和专业化分工等概念,解释宋代经济现象及其关联。著作还吸收环境史、社会史和制度史等学科的理论,深化相关问题的解释力。著作充分利用统计数字、图表等进行经济计量研究,还颇为用心地搜集了很多反映宋代经济生活的图片资料呈现在书中。
任何理论概括均有其可继续讨论之处。本书在界定“农商社会”特征时,提出可从小农家庭和区域经济的收入结构加以观察:当粮食种植业之外的非农收入达到或超过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时,即可作为进入农商社会阶段或门槛的重要指标。这一尝试将宏观社会形态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经验判断,具有积极意义。但将收入结构比例定在三分之一是否合理,有待于继续讨论,不仅如此,以收入结构作为界定“农商社会”的主要指标甚至唯一指标亦可进一步商讨。判断社会形态当然离不开生产、交换、分配等经济基础,但也离不开对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组织结构、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等多维指标进行综合研判。若能在经济史分析之外,进一步讨论宋代及后世社会关系和制度文化的变迁,“农商社会说”的解释力或将更为充分。
总体而言,《宋辽夏金经济通史》以文明互动和区域经济联系将宋辽夏金经济史作为一个整体通而论之,践行“大宋史”的研究理念。著作系统总结了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治宋代经济史各领域的学术积累和创新成果,对“农商社会说”进行了总体阐释,并提供进一步的史证和论说。论著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宋代经济形态演进的认识,也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范式。
(本文作者:云南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所 张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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