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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象学：走向教师的教育研究——与现象学大师马克斯·范梅南教授对话 - 编辑荐书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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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象学：走向教师的教育研究——与现象学大师马克斯·范梅南教授对话
朱小蔓 其东
2004-10-21 16:45:34  来源：  
 
马克斯·范梅南[加]
　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育学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院主任、国际质性方法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作为世界著名教育学专家、教育哲学家、课程论专家，范梅南教授是“现象学教育学”的开创者之一，并担任世界第一本目前也是唯一的一本《现象学教育学》杂志的主编。同时他也是北美和欧洲六种教育与人文科学研究国际学术杂志的顾问或国际编委。

　2004年6月1日，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育学教授马克斯·范梅南应邀访问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做了有关教育现象学的学术报告。随后，他与朱小蔓教授就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研究展开深入对话，现将这次对话所凝结的知识经验做一整理，以飨读者。

　朱小蔓：2001年以来，范梅南教授的三本著作：《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儿童的秘密——秘密、隐私和自我的重新认识》(与巴斯·莱维林合著)先后由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它们向中国读者打开了一幅全新的教育研究图景，并使我们有可能在很短时间里了解现象学教育学在北美及欧洲发展的情况。十几年前现象学哲学还不大为中国人所知，教育现象学在几年前也还不大为中国人所知，非常高兴的是，范梅南教授的这三本著作使得中国教育界对教育现象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我和我的学生们长期致力于道德教育和情感教育研究，对个体的精神发育充满好奇，因而也就格外重视现象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范梅南：我很高兴您会喜欢用现象学方法来研究教育。

　朱小蔓：您的三本书，我觉得中国的每一位教师都能看得懂，而且每个父母都可以看，不需要接受很多的训练，有兴趣都可以看。因为每位家长和老师都有和儿童相处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最近几年来，中国开始提出教师职业要走向专业化，中国政府也在大力推动教师专业化进程。我个人认为，教师专业化一个很重要、很基本的素质就是教师能够意识到和学生、和儿童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关怀关系，怎样能够从儿童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教育。在这个时候读范梅南教授的书，并且把它推荐给教师，对教师的职业成长是很有帮助的。范梅南教授的书里面讲到，在我们这个以消费为目的，以信息为基础，以广告为驱动的文化中，我们的孩子在尚未成熟之前看到和经历得太多。您关切孩子们现在的处境，他们生活在一个偶然性很多、动荡变迁的社会里，正因为这样，成人、教师和父母都应当看到并有责任帮助孩子们把这种偶然性、选择的可能性变成发展的机会。这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我读到这段的时候很感动，我非常敬佩您的就是，您的教育学研究是充满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是充满爱心的。
　范梅南：年轻的时候，我觉得社会上的小孩越来越多，到处都拥挤不堪，我就不想要小孩了。我也有一种马克思主义倾向，认为现在这个世界世风日下，变得越来越坏，由于小孩子多，出现种种问题，对这些我会一笑了之，与我无关，因为我没有给这个世界造成什么灾难。但是，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混乱也有我的一份罪责，我就不能再一笑了之了，我肯定要有一份责任感。这种感觉对做老师的也是同样的，你有自己的学生，你不仅仅要对自己的学生负责，还要对这个社会负责。

　朱小蔓：读过您的三本著作，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现象学教育学的研究体系，或者说它的研究立场和态度，最重要的体现在它追求教育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性和教育研究所具有的教育性上。教育者要考虑与孩子的相处是否具有道德关系，教育研究者要考虑自己的研究是否真正从孩子的幸福和命运出发，是否真正基于对孩子生存和成长的关心。
　范梅南：希望我的书能够帮助中国的教师和父母们优先考虑孩子们的幸福，认真对待年轻人，始终能从孩子们的角度来考虑教育方面的问题。

　朱小蔓：您今天早上说到，对现象学感兴趣是在15岁到18岁读了一些哲学著作，包括一些现象学的作品。我想，除了阅读和受教育的专业经历以外，热衷于现象学是不是也跟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性格有关系？
　范梅南：我出生在二战时期，战后的欧洲有一种现象，人的理想和价值观已经破灭了，当时很多人都喜欢读存在主义的作品。现象学与存在主义是有密切联系的，现象学也关注生命，也讲人类的自由，不管你愿不愿意，人生下来就是自由的，你有选择的权利，要对你的选择负责任。我有很多学生喜欢上现象学的课，因为做现象学研究时的感觉和其他学科不一样。现象学注重自我的感受、自我的实现和自我表达的感觉。叙事法也具有同样的效果，表达以后，感觉很愉快。他们常常做完一项，便把草稿发到网上，每个人都这么做。一个班上有十五六个学生，每个学生都可以看到别人做的草稿，然后大家在班上讨论，每个人都发表对其他作品的看法，学生做起来都非常有兴趣。有人把现象学的方法看作是一种心理治疗，我认为现象学的方法只是一种研究方法，但我也相信现象学方法确实可以培养一个人的人性，因为现象学注重相互理解，相互理解得越多，那么培养出来的人性就越丰富。所以，现象学方法有助于建构一个人的智慧。
　我有一个离了婚的女学生，带着一个小孩。她在选我课的时候遇到一位男士，这个男学生刚好也有一个小孩。他俩的感情发展得很好。突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继母，因此她选择了“怎样做继母”这样一个课题。我认为这个课题很有意义，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体验靠得很近。这个男人的小孩很不喜欢继母，在小孩的印象中，继母是很丑恶、很坏的形象。她说了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小孩患感冒要流鼻涕，如果是帮自己的小孩擦鼻涕的话，她擦的是自己的小孩；如果是帮别人的小孩擦鼻涕的话，感觉只是擦那个鼻子。因此，她做出一种反思，就是如何做继母，继母和母亲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到底应该如何处理和孩子的关系。还有一个学生叫达琳，她10岁的时候有一次在车上头枕着妈妈的膝盖睡着了，不幸她妈妈开的车撞车了，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医院里，而妈妈已经去世了。她选我的课时已经30岁了，但自从那件事情以后，在她的内心当中总有一种失去母亲的记忆，不只是失去母亲这样一种结果，而是记忆的一种过程。所以对她来说，对这件事情做一种现象学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此，我对现象学有一种理解，它是对意义的解释，是对充满意义的过程的一种揭示，充满意义和意义不一样。我还有一个学生是做护理的，她的选题是研究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工作关系。医生要把患者的病情告诉当事人，尤其是一些严重的疾病，从医生的角度来说，他只是把患者的病如实地告诉了患者，这好像是一个很科学的问题，但医生从来没有想过患者是怎么接受这个信息的，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阴影。她和另外一位心理医生一起观察一个强迫症患者，医生经常把她观察到的材料反馈给病人去看，这种现象学的方法有助于改善医患之间的关系。有很多人选我的课，最后都要写出一篇论文。

　朱小蔓：您刚刚举了三个案例来说明怎样教学生学会教育现象学方法，这样一个过程您可不可以大致地描绘一下？
　范梅南：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学期的研究任务。我的这门课要进行一年，我的课程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阅读，了解一些现象学的作品，一些哲学思想，包括像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这个阶段大约要花三四个月的时间。第二个阶段主要精力是做现象学研究，写作论文，一般要用五六个月来做这个作业。第一阶段做完以后，我会让学生选课题。首先让他们自己选，选好后向我汇报，发给其他人分享。但通常的情况是选的题目太大，很难具体操作或者操作性不强。有一些学科，比如心理学方面的选题有时太过理论化。老师的作用就是把他们选题的标准具体化，做一个可操作的东西，让学生填表格，比如选题的标准是什么，选题的经验是什么，关于结果的经验有哪些。一般来说，第一次是一页纸，互相讨论，第二次是在这一页纸里面挑一个比较集中的方面再写，然后还有第三次、第四次。

　朱小蔓：怎样指导学生接受教育现象学的训练，刚才您已经说到，首先要读一些现象学的基本著作，然后选择一个有切身体验、有切身感受的题目，开始训练写作。在您的著作中，特别强调回到或直面生活体验，很强调要创造性地使用语言，创造性地运用词汇去把那种体验到的意义揭示出来。怎样教会学生使用语言呢？学生的天赋和敏感性不一样，如果他不能创造性地使用语言，那么经历和体验中包含的意义可能就揭示不出来，如何去指导他？
　范梅南：在荷兰有一些做现象学研究的人物，这些人物都是非常聪明的，但在荷兰也有很多人认为自己不宜做现象学研究，为什么呢？他们认为自己不够聪明，而做现象学研究是要有一些先天条件的。

　朱小蔓：我理解是一种敏感性，对职业经验和生活经验都很敏感，并且知道用什么语词能够自如、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感觉。
　范梅南：现象学研究对人的要求是很高的。但不管你这个人能写，还是不能写，我都会要求你对事件结果获得的经验进行反思，这个应该是可以做好的，至于写得好写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在我课堂里的学员，写出来的东西也不怎么样，也不能够达到发表的水平，但我不介意，因为老师是教会学生对自己的某种经历进行反思。我妻子在一个大学里面上课，我认为她做得非常好，她教那些老师怎样对儿童的经验进行反思，她认为现象学的方法注重的是激发人的一种强烈的反思意识。

　朱小蔓：教育现象学强调对个人经验的关注，您的很多研究也都是指向个人独特经验的，这和我们过去沿用的自然科学标准完全不同。比如，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科学是一种共通性的规则，是可以不断地无数次重复的，这些显然都不适用于教育现象学，它研究的是个人独特化的经验，是在特定情景中甚至一瞬间才有的个人体验。那么，我们又根据什么说这个研究方法具有科学性？
　范梅南：在北美，科学是一个很狭隘的概念，就是指平时所说的自然科学，可以实证的那种科学；而在欧洲，科学要从它的词根、词源去理解，可能更宽泛一些，也包括社会科学。英语中的“良心”、“道德心”(conscience)，表示一起去了解、理解。比如，父母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有一种规范在里面，所谓良心就是自己有好的个性，包含规范和价值。

　朱小蔓：您讲的是狭义的科学还是广义的科学？广义的科学是包含人文特征在里面的，人文科学的基本特征是要感受，是有规范的，有价值性的。但是，您书里讲的不只是这个广义上的科学性。我感觉您似乎也强调那种狭义的科学性，您不断地说，要一次一次地写，写到后来主题越来越明晰，要一次次地反思，反思越来越周全。反思是周全的，主题是很明晰的，体验是真实的，有根有据的。所以我认为，您试图捍卫教育现象学的科学性，但令我困惑的是，您一方面讲科学是宽泛的，认同那种人文意义上的科学性，而实际上您还是强调自己的研究具有明确性、周全性和客观根据性。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无论从广义的科学性来说，还是从狭义的科学认识论意义上来说，教育现象学都是一门科学。
　教育现象学的研究首先要求一种结构化，只有结构化的主题才能够揭示出意义。不是谁都可以说自己的研究是教育现象学的，它是要经过训练的。不是说每个老师写的个案都是教育现象学研究，他必须反复地写，在不断写之后使主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结构化，这个结构化的过程才能深刻揭示经历的意义。这是一个不断周全的过程，不断明晰的过程，不断逼近真实的过程。我认为，其实您内心还是有一个科学标准的，它很严谨。我是从这个意义上把教育现象学看成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当然，从与胡塞尔连接的意义上来讲也行，因为胡塞尔既强调不能放弃哲学的思辨、系统、反思、批判，同时他又要捍卫他的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所以，您的研究和胡塞尔对科学的捍卫是不是有承继关系？
　范梅南：我把研究日常生活经验作为起点，所以要求越来越接近真实。我不只在探讨真理。事实上，真理那一方面，站在欧洲这个角度看，叫做科学，但我自己把它叫做人类科学。我这里有一个关键词，教育现象学看出来的是一种可能的人类经验。这种可能的经验有的人有，有的人是没有的。比如，用E-mail发信，有人用这种方式去联络，那么这种经验对他是可能的；而其他人就没有这种经历，对他来说这种经验就是不可能的。我培养的是人类对于生活的一种感悟，对经验的一种洞察力。所以，我的教育学特别强调面向生活的世界、面向孩子，强调教师、父母面对孩子生存和成长本性时的最基本的经验。

　朱小蔓：我想，一个真正走进了教育的研究者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研究，否则，人人都是一样，大家都可以通过电脑去处理所谓的客观知识，人类社会就太不多姿多彩了。您著作中有一个主要观点，我很欣赏。您认为，感情、道德、理智的关系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是可以处理好的，教育现象学的独特贡献正在于能够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把身体的、智力的、情感的、道德的因素统合在一起。我想这是每一个有良心的教师、有良心的教育研究者所追求的，所希望的。我想请您进一步地解释，为什么您认为现象学教育学的独特贡献在于能够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
　范梅南：一方面，我认为教师也是一个整体，是完整的一个人，他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和学生、班级发生关系的，他不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者。如果老师不是一个整体发展的人的话，他也没办法发现和培养一个整体发展的学生。我认为做老师的，尤其是刚刚开始做老师的，千万不能与学生之间保持距离，一定要有办法介入到学生中间去；如果与学生保持距离的话，没办法发展一个完整的学生。
　情感和理智是无法区别的，是无法把它们分开的。比如，做数学题也是一种情感活动，现象学教育学只不过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意识到了这种可能性和统一性。它是一个整体，没办法把它分开，而一旦把它理论化了，也就把它割裂了。学生喜欢一门学科，可能不只是喜欢这门学科，实际上他可能还喜欢这名教师的那种教学风格。我妻子教授语言课，她要求学生写东西，把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写出来，然后给老师看，给家长看，同学之间相互分享。时间不长，她就通过学生的生活经历全部了解了学生。学生写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文学的学习，要学语法，实际上也是一种整体的学习。我妻子教几种课程，她的教学方法是从教育这个概念介入，而不是用课程与教学那个方法介入的，不是从课堂教学和知识传递介入的，而是有教养的意思，有价值规范在里面。

　朱小蔓：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您所讲的一体化感兴趣的原因。因为确实没有无教学的教育，也没有无教育的教学，这是赫尔巴特说过的，杜威也反复地说过。但是迄今为止，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常常看到离开教育的教学和离开教学的教育，教育和教学相分离，这样的状况让我们担忧。您用教育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主张把几者统一起来，非常好。我从您这里受到一个启发，如果用教育现象学的眼光和研究方法来看待道德教育的话，我们可以在道德教育的改革中间尝试一些新的办法。比如说生命的叙事，写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中间包含智力的因素、身体的因素和情感的因素，是整体化的，会有一种融合在一起的进步，镶嵌在一起的进步。这是我作为一个道德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的愿望。
　今天早上，您也知道了我个人的研究领域包括情感教育。我自己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思考道德情感在整个道德理论体系和实践整体中的作用，到1990年代初开始关心教育领域里作为本体的情感教育的研究，后来提出情感性教育道德范式。这个研究经历使我越来越多地、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关注个人的独特经验，包括情感经验、身体经验、语言经验、时间经验、空间经验、关系经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很高兴的是，对情感教育的关注和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在新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当中已经得到一定的体现，在道德教育的改革中也得到了一些体现。我想问的是，您是不是认为这种重视个人的情感经验、身体经验、语言经验、时间经验、空间经验、关系经验应该成为现代教育研究的一种趋势，可不可以依此判断现象学教育学总体来说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和期待；它可能会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会碰到什么困难和问题，比如在北美它实际上还是边缘化的，在中国可能很多人也还不熟悉教育现象学；同时，这种极其个人化的研究也是非常费时费力的，它可能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范梅南：首先，我认为体验和情感应该是相通的。我们一说到体验，使人想到的是情感。目前兴起一个新的教育运动，叫做基于体验的教育。这种基于体验的教育，除了表示通过体验来学习以外，还有一个更宽泛的含义，就是重视学生的体验，看重学生的体验。对学生的体验感兴趣，那就是对学生情感的一种关注。

　朱小蔓：这些年来我一直认为，教育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认知的，感受到什么、体验到什么其实也是重要的，甚至更加重要，只有把教和学过程中的认知和体验相互整合、相互支持的教育才是完整的教育。这是我从做情感教育研究一直到现在做情感型教师教育、情感型道德教育研究整个的一条认识轨迹。读了您的教育现象学以后，我感觉到教育现象学使我们坚信研究人类体验可以用一种更加具体的方式去做，比如说描述的方式，解释的方式。
　范梅南：这种教育模式其实也面临着挑战。当你提到情感教育的时候，人们往往会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了情感教育学生就会学得更好，比如考试会考得更好。第二个挑战是，要进行教育现象学研究的话，您使用哪一种语言。我今天上午提出了两种语言，一种是诊断性的语言，一种是体验性的语言。因为教育过程本身不完全是一种情感教育的过程，这要看您是怎么考虑情感教育的，您在这个过程中使用怎样的语言。举一个我妻子的例子。她让学生读一篇文学作品，然后写出自己的感受，老师对学生的感受有一个回应，师生之间有一个文本可以进行情感间的交流，这既是一种学习，实际上也是情感方面的丰富和体验。

　朱小蔓：这也是我一再申明的，情感教育不是要技术性、诊断性地调适情绪，而是本体性的，是通过让学生在教育中获得正向积极的情感体验，帮助他形成对世界的一种完整理解和认识。令人高兴的是，当前中国的课程改革正在试图沿着一个新的方向走，试图把教育的目标丰富为知识的、情感的、能力的。情感态度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明确提出的教育目标，所以各门学科中都主张通过课程培养孩子的情绪感受能力，培养情感品质。但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刚刚开始，如何评价学生的情感态度在发生变化，在提高，我们还缺少具体的评估方式。不知道范梅南先生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范梅南：情感意志、情感态度也是一种课程目标，但这个课程目标不能像认知那样教。情感教育的一个理想化状态是让学生发泄，让学生表达出来。我们也可以看一看课堂的氛围是怎样的，师生的关系是否由疏远到亲近，学生的活动是否由个人的活动变成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人际交往的活动，通过这样一些观察可以看出情感教育的效果。应该鼓励老师在这方面继续做下去。写在课程上的东西是一个表面的东西，是一个表面文章，写出来，写得很漂亮，很好，很完整，但课程的关键是老师，老师能不能够敢于敞开自己。如果老师不能敞开自己的话，学生也进不来。在中国可能有一种现象，有很多好老师课上得很好，但实际上他和学生之间的关系不是很亲近，他不能够敞开自己。我开了一门课，叫教学法，在这个课程中给学生们放各个国家的电影，也包括中国的，然后问学生，你观察到的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如何。我放了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结果就有中国的学生回答说，在中国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的，中国的学生都很听话，很老实，乖乖地坐在那里听，学生不能让老师丢面子。

　朱小蔓：用成人的方式是不是一定能捉得住儿童的感受？教育现象学关心的是儿童能感受到什么，但是要成人去倾听，去观察。成人是不是一定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孩子的经验？
　范梅南：通过观察、介入，不断地相处。李树英先生(系《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一书的译者，现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工作)告诉我他的一次经历。他去一个中学听课，那个学校应该是一所学术性很好的学校。但在听课时，他却发现这所学校并不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学生穿的衣服都非常怪，并且坐在课桌上面，当老师说话的时候，学生们自己在讨论一些问题。他现在认为这些学生很好、很直接，但他刚到加拿大的时候，还没接触到具体的文化，他一下子不能接受。

　朱小蔓：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和社会发展进程的差异。今天，我们遇到的是发展中国家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教育研究方法要去学其他国家，我们要去学量化的方法，要去参照自然科学的方法，要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所有这些方法，我个人感觉都不像教育现象学法这样直接逼近和儿童的关系，直接去了解儿童的感受。现象学教育学关心成人和孩子的关系，关怀孩子的命运，这些都是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教育最感迫切的。
　范梅南：现在这个社会是一个技术化的社会，这种思潮也影响人的思维方式。许多事情都可以利用技术的手段来解决，人们的思维方式受技术化的影响非常不一致。你知道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处理，但你不知道如果不这样处理，到底该怎么做。大家都知道技术化、工业化有问题，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这样做。这也就可以理解教育现象学在北美，在加拿大，其实还是很边缘的。但正如您所说，它应该处在中心。当然，在瑞典、在欧洲这种情况可能好一点。
　现象学一定要和职业挂起钩来，不然现象学就成为哲学。所以，现在往往出现现象学教育学、现象学心理学，还有其他，反正要和你的职业挂起钩来。现象教育学重点研究的是教育学，现象学只是一种方法，教育学一定要有规范价值在里面，有伦理基础，在这一方面中国传统教育做得非常好。中国的传统教育有一定的价值在里面，这是中国非常好的一个传统，千万不要对自己的传统采取一种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北美是非常浅薄的。我们说北美发达，主要是指工业发达，我总是很奇怪，人们为什么说中国不发达，可能主要是指技术方面，不是指文化方面，文化方面中国非常发达。在中国，有些地区有非常穷的学校；但在美国，有非常非常多的学校很穷、很脏、很乱、很差，但美国很富裕。如果中国人有钱的话，可能不会像美国那样。美国那么有钱，但美国有很多很多非常差的学校，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了。中国的学校穷，主要是因为没钱。中国的文化积累很好，如果中国向美国学习，那是很危险的。

　朱小蔓：正是因为这样，在发展工业化、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我们可能一段时间会把经济、技术看得更重要，但现在，中国领导人也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治国方略。所谓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刚才您也提示我们，要保存、坚守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不能盲目地去追求科技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感觉教育现象学在中国可能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因为中国基础教育人数非常多，中小学校数量多，学生人数多，教师人数多，如果广大教师都能学一点教育现象学运用到如何反思他们的教学和教育实践的话，那将会大有裨益，并且也非常适合中国的教师。这倒不是说一定要跟北美学、跟美国学，而是这种方法的要义，我们是赞成的。因为它具有道德性，它关注儿童，先从关怀开始，所以我比较赞赏、比较相信，我有一种信念，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直觉，如果教育现象学的方法能够被广大中国教师接受并学习的话，会对中国的教育发挥很好的作用。
　范梅南：我到过中国大陆，到过香港，我的一个学生也来自中国，我觉得中国非常好。但我也感觉到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还是西方占上风。东方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想学习好的地方，但是拿过来以后就变坏了。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在被西方强国影响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就是越来越好，学西方最好的；另一种可能就是西方的影响传到中国变得更糟。比如考试，中国古代的考试本来是很人文化的，考艺术、考诗歌或者哲学，但现在学习西方的标准化考试。其实在美国考试并不像中国这么糟，包括在加拿大，除了考试还有其他的出路，但在中国考试是唯一的出路，这就很危险。它只选择了少量的成功者，大量的是失败者。因此，我也希望中国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能保存住自己的传统，尽量多地保留一些差异性。

　朱小蔓：非常感谢范梅南教授能和我做这么专业化的讨论。
　范梅南：我也非常感谢能与大家有很深的交流，希望这次交流能在以后的合作中进一步深化。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刘次林博士、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国际交流处胡玲同志为这次对话做了现场英文翻译，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志欣同志整理了录音初稿，表示感谢！)

摘自：《中国教育报》2004年10月21日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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