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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端,从何处开始?--同济大学出版社《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
作者:庄振华(复旦大学)
2005-05-27 16:50:28  来源:  
 
 时间:不止是一个理论问题
 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身边就围绕着许许多多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学会面对问题,而不是逃避或“超越”问题,是个人成熟与文明教化的关键。在当今这个什么都变得很轻的时代,新人们似乎以将问题轻松化、搞笑化为能事,人们满足于工具理性平板一块的敲诈之余施舍给人的那么点“放风”时间,尚且以为自己是旷古未有的最自由的人。君不知,问题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大了。
 再也没有比“时间”更吸引人而又更能躲避人的事物了。对时间的关注,其原因不外乎时间本身对人成为了重负:我们不能设想一个让人优游安逸的事物能使世世代代的人耗费如此多的脑力。然而当我们接近时间时,它却拒绝研究,拒绝命名,拒绝你把它当成一个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
 从古至今,赫拉克利特、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伯格森、海德格尔……都为时间问题而着迷。人们时常听说真正的思想永远只思想同一个事物,那么这个事物是什么呢?无疑,它必须既是最具总体性的又是最为根本的事物。我们说,“这个事物”既同时是时间、自由、存在、行动、世界,又分别是它们中的每一个。这表明,这些问题都可以成为从根本上通达其他所有问题的途径,这些问题都不仅仅是一些理论上的“问题”,它们都统一于那根本的“一”,它们就是我们的生存。或者用一个比较平易但却不甚到位的说法就是:它们都是这个“一”的某个方面。能否把握这一点,这成为真正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不易的标准。
 例如康德就深深地把握了这个“一”。比较起那些我们通常为康德哲学“定性”而用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主体性的高扬”之类的套话来,康德哲学中的“时间”较少为国人注意,但在第一批判中,康德意识到,“先验感性论”是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而时间问题又是先验感性论的基础,可谓是重中之重了。康德对于他的时间观除了在“先验感性论”部分给出四个详细论证之外,还在“先验辩证论”部分与《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不厌其烦地给出了论证,足见康德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在康德那里,时间不仅是知识论意义上的一切范畴得以可能的起构成作用的条件,更是他的整个先验唯心论的立足基础。康德将时间问题的根本性地位标画出来了:它是统一性生存的条件。
 任何道说只要被动地卷入知识与权力的纠结机制中,都会被不假思索地“定位”,从而失去其源初力量,成为由这个机制来分配权力的单纯理论问题。时间问题所遭受的最大败坏在于:不是人们不知道它的重要,而正是因为它的重要,才成为人人“重视”却又人人漠视的一个“普遍性问题”。面对这一现象,似乎只能嗟叹一声:“思想永远只适合于少数人。”当《精神现象学》那句“概念就是时间”的余音似乎还震荡在人们耳际时,人们汲汲于将时间理论“拿来”的同时却往往不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关乎人类生存的一切现象其实都是时间性的,都是既显现又消隐的,都是变易的。

 比较:走在进行准备的路上
 在这种情况下,缕清时间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且难能可贵了。在时间问题史上,黑格尔是传统形而上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是将形而上学的内生力量发挥到极致的形而上学革新,但更重要的,它也是形而上学的完结;而海德格尔,其重要地位已不用赘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存在与时间》中试图从时间这一基础来阐释存在的意义,而后期更转向了将存在与时间定为同等本源的问题,从而不但给出了时间的新阐释,更是因此走到了西方思想的边界上。从这个意义上讲,对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时间思想的一种好的比较研究,对于我们把握住西方思想的核心是相当重要的,也是思想研究上的“破冰之旅”。但惜乎国内早前已有的一些专论,或失于空疏的复述,或失于大而化之的对置,对于我们理解二者虽有所助益,但终又令人扼腕。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两人的时间思想都相当复杂,试图用一两句话把它们说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但在某些情况下,简短的概述也是十分必要的:黑格尔出于在场形而上学的立场,虽然认识到了时间的根本性地位与时间三维的共属性,认识到变易的普遍性作用,但终究是从当前(Gegenwart,而不是三维之一的“现在”Jetze)生发出三维,更为根本的是,时间最终走向了无时间的绝对精神;而海德格尔终生最强劲的对话者就是黑格尔,从黑格尔那里,他继承了时间的重要性,但却反对无限的精神,坚持人的有限性,海德格尔何以做到这些的?就是通过他强调:对于人来说,时间是无可超越的,相反,人的“绽出”(即有所领会地处身于世)的生存状况是由那由将来而来的时间性奠基的。由此而来,两人的历史观也根本不同。这样的根本差异不是简单的一句“立足点不同”可以解释的,因为,所谓“立足点”尚且还是可以由人来更化的,这是一种主体性的言说方式的产物,但是黑格尔与海德格尔的不同从根本来讲是历史天命的不同,不是完全由他们可以察知甚或决定的——但是要注意,这么说并不就是同意什么“宿命”了。这里的复述是远远不够充分的,要了解这项具体考察,可以追踪本书作者的足迹,去试探他所走的路。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条进行准备的路,它所期备的是另一条更长的路。

 开端:从何处开始?
 这本书始终包含着两种比较研究: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比较、中西比较。前一种比较形诸标题及正文各处,后一种比较只是在全书收尾处略提了提,似乎只是附带提及、不甚重要。但若仔细看来,我们不难在文中发现对海德格尔所做的回到开端的工作之局限性的提醒,对黑格尔的哲学开端观既赞赏且不满的情绪,更不难发现,全书的指向恰恰不在一种学院化无关痛痒的平淡的比较趣味,而在于为中国思想的地形学做一个导引性的清理工作,是为前面所提的“准备”也。我们可以不必同意他的“另一种形而上学”的提法,但我们却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中国思想由何处开端这一问题的关注。
 任何真正的中西比较都是为了调校我们中国思想的路,是一种准备。
 中国思想由何处开端的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打发掉的问题。“开端”不同于“发端”,后者指的是学术史意义上的源起,我们可以猜测,中国思想发端于伏羲、仓颉甚至无名氏,但我们却不可轻易断定,中国思想“开端”于某某。“开端”是思想的取向和姿态。我们后面可以看到,所谓“开端”于过去某某人或某某时代的讲法,从根本上是服从于西方历史观、存在观的产物,它预设了思想也应该像身在异乡的人回乡“寻根”那样去追寻它的基础和根基,预设了“思想应该寻求奠基”这一点,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以寻求根据与基础为最要紧的事务(并以为寻找到基础之后需要做的就是从事构造,也就是说,找到基础就基本等于“万事大吉”了)的做法恰恰是最“西方”的。
 后形而上学的西方成了“非历史”的西方了,就是说,成了不具有以往任何意义上的“历史”的世界了。人们可能会问:这种“非历史”根本上还是不是一种历史呢?不得而知,因为没有人能够做到将这种“非历史”完全纳入形而上学的历史观中。如果说,赫拉克利特“天空的火”还不是取一种求基础的姿态的话,那么在后来的西方,就日渐走向求基础了(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追索可以说只是这个传统内部的一个变体),理念、实体、太一、上帝、理性、精神、生命、情感、存在,等等等等,不一而足,都曾被当作生活世界存在的基础。
 需要解释一下的是,这里所谓“求基础的姿态”并不等于为一个具体的事物寻找原因,而是在寻找原因和解释的过程中,通过一层层的抽象把握,达到某个大全式的基础,进而通过这个基础来解释一切。在抽象把握的过程中,生活世界中的姿态失去了(当然这种“失去”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姿态),被敉平了,我们知道,海德格尔从他早期的“形式指引”开始的一系列努力都是针对这种敉平而来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海德格尔终其一生与形而上学斗争,这恰恰成了他的生命的“规定性”了: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一种全然不“求基础”的姿态与文化形态会是什么样的,他从道家资源中借用的也只是与他关于“空出”、“之间”、“用”的思考有关的部分而已。
 恰恰在我们的传统中,姿态是极为丰富且没有因为寻基础的理论取向而失去的;相反,“仁”、“礼”等等的关键恰恰在于不断维护姿态,不断应合生生之大易。那么“生生之大易”是不是基础呢?不是的,我们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依靠,而是相反,生生之易只能存在于人的姿态、其他存在者的姿态之中,存在于阴阳化生中。没有任何“建基”的姿态自始就没有处于“精神现象学”那样的历史叙事中(虽然我们有的是史书),这不是因为我们的史学不成熟,不是因为我们对人类生存的整体性把握还不够到位,而是因为我们不处在任何西方意义上的“历史叙事”中,我们的史书是活生生的生活姿态在那带有血气的字中的延续,是为了召唤新的姿态,姿态与姿态之间的互相引发。
我们面前最大的诱惑就是将海德格尔为我们打开的“空间”作为基础,就是以他的时间-空间为基础,来解释我们自己的传统。海德格尔与德里达等人确实走到了他们传统的极限与边界了,这是否意味着一种固守在此边界内的极端顽固,还是意味着一种走出边界外的可能性?无从得知。如果我们以为弄懂了海德格尔,就找到了打开我们自己问题的一把钥匙,那就错了。
 中西之间是一种“通”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同一、差别的关系。在基础与姿态这个意义上看,中西之间具有彻底的不可比性,没有任何先验的东西可以通行于两边的,这是因为,“中”这一方向来是拒绝“基础”的,当然它也拒绝中西之间共同的基础了。
 这是否意味着,经过以上这么一番说明,我们就找到了中西比较之路了呢?没有,我们还没有上路。我们始终要问的是:开端是从何处开始的?只有这样,那处于姿态之中的开端才能“日日新”。

 《海德格尔与黑格尔时间思想比较研究》柯小刚著/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1版/26.00

来源:《中国图书商报》2005-05-20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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