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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北大社 范例与超越：全球史观的实践和全球化时代的批判(任东波)
2006-12-21 16:47:36  来源： 北大出版社网站2006-12-05  
 
 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StavrosStavrianos，1913—2004年），是出生在加拿大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人们在他的讣告里，将其称为世界史领域的奠基者之一，同时也是一位声名卓著的现代希腊问题和巴尔干问题专家，可谓“盖棺定论”。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学术成就斐然，生前共出版了18部著作。其中，《全球通史》更是给斯氏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这部著作自40年前（1966年，《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英文版付梓）问世以来，就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畅销不衰的全球史经典。1999年，《全球通史》第7版问世，尽管书名中的副标题改为“从史前史到21世纪”，然而，岁月的流逝并没有锈蚀这部史学名著的学术成色，斯氏的全球史观已经深嵌在《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的隽永文图之内。

 伫立在世纪之交的支点上，斯氏又是如何将品茗历史、体味现实、憧憬未来融会一体的呢？在第7版的致读者的前言中，斯塔夫里阿诺斯给出的答案与第1版的理由一样：新世界需要新史学。“问题意识”、全球视角是新版《全球通史》最突出的两大特征。

 每个时代都孕育、呈现出新问题，犹如年年新生的春草，淹没旧辙，负荷新履。无论是马克•布洛赫所提倡的“由今知古的‘倒溯’的历史研究法”，还是吕西安•费弗尔“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就没有史学” 的主张，两位年鉴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都强调了史学研究中的“问题意识”。斯塔夫里阿诺斯继承了先贤们的优良传统。在第7版的致读者前言中，斯氏开宗明义：“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对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第9页）。通览本书的“历史对今天的启示”部分，从“人性的本质”、“历史上的种族”到“地区自治与全球统一”再到“文明：是诅咒还是福音？”；或者，从“发展中的社会与‘受阻滞的领先’”到“历史与关于历史的流行理论”再到“马克思的预期与世界历史的发展”，无不在彰显斯氏“问题意识”的同时，折射出作者对人类文明的现状与未来的深深关怀之情。有必要将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思考之花采撷下几朵，它们将有助于当下的人们体味现实与推测未来：“历史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核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第44页）；“在过去，文明既是诅咒又是福音。至于将来怎样，则取决于人类是将过去文明中积累起来的知识用于破坏还是用于建设”（第195页）；“在这样一个不断加速变革的时期，适应能力对个人和民族的成功来说——或许应该说，对个人和民族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第298页）；“事实上，今天的人类如在最初的旧石器时代一样，沉迷于对神秘事物的崇拜。他们墨守虚幻而简单化的解释，甚至在这种解释与已知事实不一致时仍是如此”（第403页）；“在第三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日益增长的对所有外来模式的幻想破灭感，但这种破灭感又留下了一个真空：没有统一的发展目标和战略”（第475页）；等等。这种“问题意识”给这部史学名著带来了独特的价值，麦克尼尔曾这样评论道：“无论下一场危机在何处出现，斯塔夫里阿诺斯作品里的某些句子和篇章都会提供有价值的背景知识。”[1]从“问题意识”这点看，面对世界历史、面对宇宙人生，斯氏是一名“入戏的观众”。

 《全球通史》的全球视角是一种对世界史编纂方法的继承和创新，既是对过去以帝国、上帝以及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历史叙事的超越，也是对黑格尔、孔德、兰克等欧洲中心论的世界历史叙事的批判。斯塔夫里阿诺斯继承了伏尔泰、维科、杜尔阁、孔多塞、赫尔德、康德等先贤的宏观视野，关于这一点，斯氏曾直言：“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它表示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又得到恢复；在启蒙时代，对世界历史的看法如同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是与关于进步的流行观点相适应的。”[2]然而，这种继承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批判的、具有世界史学科自律性的继承。1964年，斯氏在评述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历史》时指出：“麦克尼尔的贡献必须被理解。迄今为止，世界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像施宾格勒和汤因比这样的业余作家和历史哲学家。……麦克尼尔对上述那种漠视时间和空间的非历史主义提供了一项替代方案，这就表明：世界史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在知性上值得尊敬的研究领域。”[3]在第7版的《全球通史》中，从全球视角审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世界历史的事例俯拾皆是，“在古典时代的数世纪中，欧亚大陆的所有地区都作为同等的地区互相影响”（第48页）；“古典文明时代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欧亚大陆趋于整体化”（第83页）；“全球性的观点不仅要考虑扩张中的西方，而且要考虑西方扩张所至的诸地区”（第300页）；等等。斯氏的全球视角给世界历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也使世界历史的进程变得“炯炯有神”。透过全球视角，读者可以撑一支时代之篙，沿着时间之河漫溯《全球通史》，来观赏或是夹岸芳菲，或是荒草芜树的世界历史场景。

 阐释历史者，亦被学术史阐释。毋庸置疑，《全球通史》业已成为全球史观实践的经典作品之一，成为一个范例。然而，对于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人们而言，论证《全球通史》是一部“天衣无缝”的经典并非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和取向，辨识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留给后世的关于世界历史的编纂经验和教训才是题中应有之义。《全球通史》经常受人诟病的两点是：欧洲中心论和“现代主义（presentism）”。斯塔夫里阿诺斯克服欧洲中心论沉疴的努力应该得到公允的评价，但问题并非出在斯氏本人，而在于“尽管个人的偏见能够在最大限度上避免，但文化上的偏见却很难察觉和纠正。”[4]西方有的学者还论述了民族优越感对全球史模式的影响：民族优越感是所有全球史模式都面临的困境，因为模式的建构者都是其所属文化的“囚徒”，并且，他向历史所提出的问题都深深地根植于他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根深蒂固的相对主义是无法避免的，那种认为存在着某些完全超越种族优越感的历史全面观点的看法是天真幼稚的。[5]对于斯氏而言，如果说欧洲中心论是一种无奈的话，那么“现代主义”则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思维倾向。麦克尼尔在批评斯氏对艺术、思想和宗教的描述过于简单之余，进而指出，无处不在的“现代主义”的观点和阐释限制了《全球通史》，但也赋予了本书鲜明的个性和特征。[6]以现在解释过去的“现代主义”，既有凸显“问题意识”之功，也有曲解世界历史之嫌。

 观测世界历史因作者而不同，阅读作品又因读者而迥异。40年来，《全球通史》业已成为史学界乃至文化界的一部经典，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甚至经受了人世沧桑的风吹雨打。那位已经仙逝了的、期冀读者栖身月球俯瞰蔚蓝色地球的全球史观的实践者，是否正渴望那些居住在北京、德里或开罗的观察者也能够拿出全球史观的范例，与其在天国里对话，共同研制医治全球问题的“灵丹妙药”。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呼唤着新的全球史观的实践，呼唤着对先行者的超越。 

 来源：北大出版社网站2006-12-05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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