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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历史一个真实的诸葛亮---评朱子彦新著《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人大社
李 旭
2007-01-31 16:52:20  来源： 李旭供稿2007.1.30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了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子彦先生的新著《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一书。该书是朱先生十余年来对三国史潜心研究的成果，主要由近20篇发表在众多核心学术期刊上的论文组成，作者下了乾嘉学派扎实的考证功夫，得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

 作者通过多年对三国史，特别是对诸葛亮的研究，深切地感到后人对诸葛亮的评价已经在极大程度上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诸葛亮被后人大大地神化了、圣化了。

 朱先生指出:诸葛亮投奔刘备，看中的是刘备在军事实力和人力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不是为了拥刘反曹。由于关羽的骄横跋扈，成了诸葛亮攫取权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对兵败麦城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最终导致关羽丢失荆州，身首异处。诸葛亮又巧妙地运用权术，分割了法正的部分权力。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诸葛亮才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之位。

 作者对诸葛亮忠君思想提出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见解，认为诸葛亮是个权力欲望很强的人，其秉政时，废黜李严，打击魏延、廖立，将蜀汉军政大权牢牢控制在他自己手里。他不仅大权独揽，且以“太上皇”自居，将后主刘禅置于股掌之中。诸葛亮竭尽全力进行北伐，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兴复汉室”，而是冀图通过北伐来树立绝对权威，晋爵封王，实现刘备白帝托孤时许诺的“君可自取”。诸葛亮对李严说，如果“灭魏，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锡？”九锡是权臣夺取皇位的工具，自王莽迄五代十国，权臣篡位，必先受九锡，然后皇袍加身，此为改朝换代之惯例。诸葛亮毫不避讳人臣之大忌，公然声称北伐一旦成功，他便要受九锡，这充分证明了他的不臣之心。

 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导向。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先主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又掌握了蜀汉全部的军政大权，刘禅昏庸无能，诸葛亮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天厌汉德久矣”，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值此背景之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不无可能。当然，“诸葛一生唯谨慎”，在功业未建的情况下，他断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但如果北伐成功，汉室“光复”，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极有可能凭藉盖世之功，实现易代更祚，登上帝位。

 众所周知，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经过历朝历代的颂扬，其忠于汉室之高风亮节，以及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诸葛亮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风范更是被历代统治者以及普通民众抬到了“昆仑”般的高度。诸葛亮的事功、智慧、德操均被后人无限夸大，在当今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文化”。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诸葛亮既非神，也非圣，但长期以来人们却一直把他高高地供奉在神坛与圣坛上，重新解读诸葛亮，就应该将他从神坛上、圣坛上请下来，去掉其头上耀眼的光环，以理性的目光看待之。

 另外，受小说《三国演义》甚至是《三国志》的影响，三国史上不少著名人物在世人的头脑中都有了基本定型。作者经过多年研究，从汉魏时期历史背景入手，排除对中国史学领域影响甚深的封建正统思想干扰，对许多三国人物进行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重新评价。一些在三国史上引人瞩目、几成历史定谳的旧案在书中有了全新的阐释，独到的论断向读者展现了三国史的别样画卷。

 例如魏延,人皆谓其脑后长有反骨，是蜀汉的叛贼。而事实上，魏延的形象被极大地扭曲了。蜀汉名将魏延文武兼备，勇略过人，其军事才能堪与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相比。魏延提出的出子午谷，奇袭长安之谋，看似弄险，其实奇妙无穷。诸葛亮对魏延处处掣肘，不肯大胆使用，故其北伐未能成功。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虽是杨仪，但同诸葛亮的临终遗命亦有密切关系。

 再如，吕布在《三国演义》中被诬之为“三姓家奴”，但此说亦并非是凭空杜撰，而是根据陈寿的《三国志•吕布传》而来。陈寿对吕布的评价是“轻狡反覆，唯利是视”，如此评判与“三姓家奴”亦相去不远矣。作者认为，陈寿所论较为偏颇，有失公允。吕布叛丁原投董卓，事出有因，应置于汉魏之际的历史背景下分析。吕布为人豪爽，性格直率，并无自立为王之野心。吕布还深得部下爱戴，在大难临头之际，“令左右取其首诣（曹）操”，亦足以说明他并非是贪生怕死之徒。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混战，见利忘义，反覆无常者多矣，岂独吕布哉！

 至于对三分归一统做出巨大贡献的司马昭，更是被后世目为千古之“罪人”。魏晋禅代没有酿成社会动乱，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但其却被后人斥之为“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典型的野心家、阴谋家。作者认为这种评价实际上是对儒家的“君为臣纲”的完全肯定，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此有必要澄清事实，重新评价司马昭这个历史人物。公元280年，三国归晋。结束了“鼎峙数世，干戈日寻，流血百载”的分裂局面，司马昭为统一全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作为西晋王朝的开创者之一，在历史上的作用完全可以与曹操相媲美。实际上，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氏取而代之，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司马代魏和曹氏代汉的性质是相同的，所以作者认为将“奸臣”这顶帽子扣在司马昭头上是不合适的。正如郭沫若先生为曹操翻案一样，作者亦为司马昭正名，称其为三国后期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此书另一重要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中国皇权政治史上的全新命题——九锡与易代鼎革，自新莽迄五代，历朝禅代都同九锡制联系在一起。权臣掌握朝政大权之后，必先晋爵建国，受九锡，进而登上九五之位，由此九锡成了易代鼎革的工具。九锡虽在二十四史中频频出现，却鲜有专文论列。作者爬梳史料，探赜索隐，详细考察了九锡制的缘起、功能及其与汉魏禅代之关系，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皇权政治及易代鼎革的运作轨迹。

 综观此书，其不仅在诸葛亮研究上有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惊人见解，而且在三国史的诸多领域中提出了新观点，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以其巨大的学术勇气，大胆尝试，另辟蹊径，旨在为研读三国史打开一扇新的窗户，其考证严谨而不拘泥于古，可以说是发人之所未言，尽人之所曾言，加之作者下语慎思、明辨、果敢，使此书迥异于以往三国史研究的许多著作，而现其夺目光华。

 （《走下圣坛的诸葛亮——三国史新论》，朱子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书号：ISBN 7－300－07760－9/K•293,定价：26.80元）

 来源：李旭供稿2007.1.30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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