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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的唐高宗——《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 - 精品书摘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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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硬的唐高宗——《唐高宗的真相》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05-08 13:44:43  来源: 北京大学出版社 
 
 就唐高宗而言,我们发现,万年宫事件之后,唐高宗忽然果敢起来。我们虽然不能确切知道,但是有理由怀疑,万年宫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唐高宗的生命觉悟。武则天这个时候已经被册封为昭仪,属于嫔妃中的一名合法成员,她与王皇后的战争已经基本结束,武则天成为胜利者。两年前(永徽三年,652),武则天为高宗生下第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此后,又诞下一女,不幸夭折。就我的观察而言,高宗对于王皇后的不满和对武则天的喜欢,是他长期积累的力量之一。与此同时,他对朝廷的不满也在与日俱增。但是,万年宫的水灾,确实是唐高宗个人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的个性在这以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开始强硬起来。

 有三件事情可以提供这方面的证明。

 1.免去柳奭中书令的职务。

 永徽五年六月,就在山洪爆发的二个月,“中书令柳奭以王皇后宠衰,内不自安,请解政事;癸亥,罢为吏部尚书。”《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这个记录很简单,没有详细的过程说明。

 这个事件发生的地点,还是在万年宫。当时长孙无忌、李、褚遂良、柳奭等主要大臣都在万年宫,没有见到左仆射于志宁的记载,他可能留在京师。柳奭当时是中书令兼吏部尚书,他因为皇帝正在疏远皇后,作为皇后的舅舅开始不自安,于是主动请求解除政事,即中书令的职务。这里的记载,说的一定是真正的原因,而柳奭在具体上表中,一定不会这么说,如果他这么说,确实太不好理解:皇帝陛下,我是皇后的舅舅,你现在跟皇后关系这么疏远,我觉得这个中书令的职务也不好继续担任下去了,你就解除我的这个职务吧。这么说的话,太露骨,他应该说身体多病啊,工作繁重啊,反正现在不能胜任了,请求陛下准许我给贤人让路之类的理由,只能是这么说。

 柳奭这是要干什么呢?他这是试探皇上。这样的事情,说不定都事先跟长孙无忌商议过。长孙无忌他们现在也不能确切地掌握皇帝的心思。现在,武昭仪又怀孕了,他们应该不难得到这个消息。而自从武则天入宫以来,皇帝几乎就不接触其他夫人,更不要说皇后了。不久前,皇帝还追赠了武昭仪的父亲。皇帝要干什么呢?大家虽然高官任做,但是随时了解皇帝的动向还是十分重要的。于是,柳奭出面来试探皇帝的动向。皇帝如果真切挽留柳奭,或者皇帝跟长孙无忌等人商量一下再决定,都可以说明皇帝没有什么特别动向。

 那么,皇帝怎么反应呢?皇帝很干脆地同意了,没有挽留。从此以后,柳奭不再担任中书令的职务,专门去当吏部尚书。没有记载说皇帝为这个事情找过长孙无忌,或者即使找过,皇帝的决心也很坚定,没有什么中间环节可以叙述,所以直接就记载皇帝同意了。结果柳奭的中书令职务被解除。这个决定,能让长孙无忌感觉到什么呢?我们能从中感觉到什么呢?皇帝并不回避与皇后关系的疏远,对于柳奭的试探,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皇帝不会不知道柳奭的请求带有试探的性质,但是他没有含含糊糊,没有推辞,没有假装挽留,态度很爽朗。简单地说:皇帝的腰杆正在挺直,忽然之间敢于拍板做决定了。

 这个事情刚刚结束,很快发生了第二件事。

 2.责问五品官,

 高宗和大臣们从万年宫返回京师是九月份,关于这个月份,《资治通鉴》只记录了一件事,这就是责问五品官。

 有一次朝廷开会,大约是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参加。皇帝做了如下发言:

 上谓五品以上曰:“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唐高宗的话意思是说:过去在先帝的时候,见到五品以上的官员讨论国事,或者当面陈奏,或者回头写报告,每一天都很多。难道现在就没有事情可以讨论吗?为什么你们都不发言呢?皇帝的责问,很明显是不满的。

 请注意,唐高宗这番话,是有所指的。永徽之初,高宗想效仿唐太宗,积极纳谏,但是臣下上来的意见都没有什么见解。当时长孙无忌就说是因为朝廷政策一切得当,没有失误,所以不会有什么有价值的意见。当时,皇帝就是有针对性的征求意见,或者说对某些意见有所期待。因为没有人提出,皇帝就当面询问长孙无忌有没有照顾情面,不尽公心的问题,长孙无忌也是采取模糊战术应付过去了。

 现在朝廷上是一种什么情况呢?鸦雀无声,没有人有兴趣跟皇帝讨论问题。高宗感到巨大的失落。贞观时期的君臣一体局面,现在根本就没有。如果说皇帝大权独揽,不喜欢跟大臣讨论的话,那还有情可原。现在的问题是皇帝有纳谏的心愿,但是大臣们不给机会。通常的情况下,朝廷关系不融洽往往是皇帝的责任,往往是大臣有热情而皇帝冷淡。现在的情况反过来了,皇帝有热情而大臣冷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皇帝的气愤也是很正常的。

 五品在唐朝的官府中是一个分水岭,三品以上的官为贵,四品、五品称作通贵,五品以上的官员当然就是政府的上层官员,是皇帝治理天下主要依靠的对象。然而,现在皇帝积极求治,高级官员却冷漠以待。面对这种怪现象,皇帝难免发火。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出在我们说过的二元结构上。皇帝是名义上的国家权力拥有者,但是永徽政治的实权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在等级森严的官僚队伍中,如果中高级官员不跟皇帝配合,皇帝也真是没有办法。

 五品以上的高官有很多,难道他们都跟长孙无忌一个鼻孔出气吗?那样说也不确切。但是,面对长孙无忌的强势,大家即使有意见,也觉得不说为佳,在情况危险的情况下,不表态是一种很好的自保策略。

 皇帝发火了,对当前的这种局面不满,其实也是对自己的尴尬地位表示不满。但是,皇帝的语气是强硬的,姿态是强硬的。所以我说这是万年宫事件以后的第二个标志性事件,表示皇帝腰杆挺直了。那么,下面的官员听了皇帝的这番话以后,有什么反应呢?史书没有记录下来。我们能够推测的不过有三种情况。一是不看好皇帝,保持原来的队形,决心继续依靠长孙无忌。二是产生活思想,决心站到皇帝的队伍中去。多数是第三种,看不清楚形势,保持原来状态,观望形势。凡是有人群的,就可以分成三种人,大约就是这种情况。

 3.否决宰相提议。

 如此公开地表达不满,公开责问高官,这在高宗当皇帝以后,也是很少见的一种姿态。以前的唐高宗是唯唯诺诺,垂拱而已。现在可以大庭广众之下批评五品以上官,那么作为官员领导团队的宰相们该作如何感想呢?他们是不是纷纷响应皇帝号召呢?

 第三件事情表明,皇帝与高官的对立依然如故。

 又是一个月以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载:

 五年冬十月,雇雍州四万一千人筑长安外郭,三旬而毕。癸丑,雍州参军薛景宣上封事,言:“汉惠帝城长安,寻晏驾;今复城之,必有大咎。”于志宁等以景宣言涉不顺,请诛之。上曰:“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遂赦之。

 这一年的十月份,朝廷修建了长安的外郭城,使用的都是雍州的百姓,仅仅用了三十天就完成了工程。雍州,即京兆府,高宗的时候还叫雍州,到开元的时候改称京兆府。工程虽然完工了,但是雍州的一个官员叫做薛景宣的,不过是一个正七品下参军,却上书言事,攻击这个工程。在他的上书中,竟然说到:西汉惠帝的时候修建长安城,很快就晏驾了,现在也修城,一定也会发生大事。这话有诅咒皇帝的意思。但是,他的主要意思,毕竟还是批评修建都城这件事。可是宰相们决定给他点颜色看看,不说他反对修城的意见是否正确,只说他上书中的语言悖逆,有诅咒皇帝的意思,请求皇帝下令杀掉薛景宣。

 联系上一个事件,大家可以想一想,皇帝希望大臣们踊跃讨论朝廷政务,但是大家用沉默回答了皇帝。现在,终于有了一个小官出来批评朝廷的政策。宰相们的意见是杀掉他,压制舆论,打击批评的倾向很明显。由此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那么多五品以上的官员不敢跟皇帝讨论政策。

 皇帝如何反应呢?

 皇帝很坚决地予以否决。皇帝说:薛景宣虽然言辞狂妄,但是他是上书言事的,如果杀了他,有可能断绝了上书言事的通道。皇帝的最后决定是赦免薛景宣。

 难道,宰相们就不知道杀薛景宣有可能断绝上书言事的通道吗?当然知道。他们的动机很可能正是这一点,杀一儆百,不让更多的人对朝廷提意见。唐高宗很坚决地否定了他们的建议,也应该是看到了他们的动机。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号召官员上书言事这个问题上,从永徽之初到现在的永徽五年(654),这么长的时间里,朝廷的基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意见分歧如故。皇帝还是主张广开言路的,他对于官员们万马齐喑很恼火。而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集体,则完全跟皇帝的意见相反,他们反对大家提意见,而真有意见上来,他们也会找理由给予打击。

 在薛景宣事件上,皇帝坚决地否决了宰相们,但是双方的对峙并没有结束。是否广开言路,在朝廷如何治理天下这件事儿上是否多听大家意见,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标志。永徽政治与贞观政治的区别,就可以从这里找到。然而,我们看到的是皇帝要积极继承贞观路线,但是遭到宰相集团的有力阻击。如果说永徽的政治沿袭了贞观的某些特征的话,那么也是在高宗这个方向上,积极求治,广开言路。如果说永徽政治远离了贞观传统,那么主持者正是宰相集团。他们不仅没有充分发挥皇上的核心作用,甚至加力阻拦一般的批评意见。皇帝在这里否定了宰相的意见,不仅仅表达了皇帝的宽宏大量,也寄托了皇帝对于一般官员的希望。五品以上的官员真的没有指望了,皇帝是不是希望在中下级官员中获得支持的力量呢?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完全有可能。

 通过以上三件事,可以看到皇帝的姿态在变得强硬,有明显的突围动机。但是,要突围成功还有很多的路要走。皇帝现在,根本看不到什么地方存在突破口,因为他虽然没有追究薛景宣,但是也没有人敢于以薛景宣为榜样,朝廷上下依然是一片寂静。唐高宗如同是黑暗中的人,摸索周围的高墙,要寻找一个出口,但现在还不知道出口在哪里。他必须继续摸索下去。

 薛景宣事件之后,并没有出现纷纷上书的局面,即使皇帝幻想得到中低级官员的支持,也没有途径实现与中低级官员的联系。皇帝高高在上,皇帝的所有行动,都必须从朝廷开始,从长孙无忌开始,从宰相那里开始,皇帝很难越过他们与中下级官员取得联系,这就是唐高宗的困局。

 皇帝怎么办?从什么事情上着手,从哪里寻找突破呢?

 面对朝廷局面的困难,要想从朝廷的政治方面开始突围,显然是困难重重的。从制度上说,皇帝的任何指示都必须经过三省体制下发,等同于要征得三省长官,特别是宰相们的同意。这么多年的经验证明,宰相们在配合皇帝的时候很困难,但是他们在配合长孙无忌的时候,在彼此配合的时候,倒很默契,比如立李忠为太子等。在薛景宣的事情上,皇帝或许存在动员中下级官员的用心,但是这其实更难。中下级官员要越过上级配合皇上,要冒太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在意见没有上达给皇帝之前,人就被提前收拾了。

 那么在皇帝的视野里,哪里才有可能提供突围的通道呢?

 也许,柳奭的事情给了皇帝启发:皇后的问题,可以作为突破口。为什么呢?一方面在永徽五年(654)年底武昭仪就要再生育,而皇后生育无望。皇后现在虽然有一个养子做太子,但是毕竟不是皇后亲生。另一方面,其实是更重要的方面,也是皇后的最根本问题,那就是皇帝如今跟她没有感情。比起朝廷的事情来说,皇帝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拥有更多发言权,因为涉及皇帝的感情问题。

 于是,皇帝决定从废黜王皇后开始突围。废黜皇后之后让谁当呢?当然就是武昭仪。

 一场对唐朝历史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开始了。即使至今已过去了一千多年,我们回顾这场斗争,仍然能够感到惊心动魄。


本文摘自:《唐高宗的真相孟宪实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年4月出版 定价:29.00元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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