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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从发展人类学到发展的人类学《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的挑战》 - 专家推荐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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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从发展人类学到发展的人类学《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的挑战》
○赵旭东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2008-09-10 16:42:22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政策与管理系讲师,著有《银色种子的贸易:水产业发展中的地方性知识与市场伦理》和《志愿行动的国际展望》。

 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是英国的发展人类学家。今年初春他应邀来到笔者所在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举办讲座,期间,他向本人介绍说他曾经和另外一位英国人凯蒂·加德纳(Katy Gardner)早在1996年的时候就合写过一本发展人类学的著作,书名叫《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Anthropology?熏 Development and Post-Modern Challenge)。最近从书店里看到此书的中文译本,属于庄孔韶教授主编的“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人类学系列”之中的一本,由于急切地想了解这个领域里的整体框架,便赶紧买来展读,在阅读之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一个可能的新的人类学的分支领域在中国出现的急需与迫切。

 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与现代性的成长是密切相关的,在我们开始接受“现代”这个概念之后,整个社会的基础价值观都在随之发生着改变,尽管结构主义者并不十分看重这样的转变,但是发展学家却是试图去实现这样的一些转变的主力军,特别是在西方的现代性成长达到了一种自我膨胀并试图将其蔓延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中去的时候,发展便成为一个强势性的话语结构,在影响和约束着我们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发展取代了资本主义、殖民主义以及现代化而成为一种新的改变社会形态的不大容易让人产生疑虑的主流话语,而人类学家却又是天然的跟发展扭结在了一起,无法脱离开来。凡是发展学家关注的区域和问题也同样的是人类学家所关注的领域和问题,只是在视角上存在有差异罢了。

 人类学家乐于将西方以外的社会都看成是自我的他者,是一种与自己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世界。最初是通过殖民主义征服的做法来改变他者的生活,进而实现这些早期的殖民主义者眼中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武力无可否认地担当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征服性工具,或多或少地帮助西方殖民主义者征城掠地,并逐渐使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沾染上西化的习气。当西方的各个列强国家将国旗插到西方以外不发达国家的土地上的时候,他们通过调查、搜集、描记以及研究当地的生活与人的社会生活来使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统治变得更加卓有成效。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学家参与到了这种对异国他乡的异文化进行人类学研究的知识再生产的过程中来,成为借助各种方式受雇于殖民主义者的对当地人生活加以书写的权威意识过度膨胀的作家。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与发展的领域开始有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当然,尽管有人类学家参与到发展研究之中来的特殊的角色关系,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说,人类学是与殖民主义有着一致性的意见,恰恰相反,很多时候人类学家是敢于向殖民主义者说“不”的一些人。在他们强调地方文化保护的主张之下,借助当地文化与传统所实施的“间接统治”成为殖民主义者接受人类学家建议的一种证明。自发展在美国的杜鲁门总统的强烈感召之下成为新殖民统治的核心话语的时候开始,西方以外的社会如何可能享受到西方的科技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好处便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发展共识,并特意为这样的利益分享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滴漏效应”,也就是说,如果西方人开始吃肉的时候,作为西方以外的所谓欠发达的地区也要分一杯羹,甚至也可以吃一块肉。而在此期间,与世界不同地区发展相关联的人类学理论也相应得到了发展,如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依附理论等。

 但是结果并非像杜鲁门总统所想象得那么简单,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生活的改善,特别是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实际的情况更可能是越来越多的人成为贫困的人并与富裕的人在生活的水平上差距越来越大。与之相伴随的文化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乃至地域性的冲突越来越成为世界发展不和谐的主调。与此同时,在二战之后以强调不干涉主义和文化相对论而逐渐远离发展领域的人类学家开始迫不得已地关注起发展领域中的一些新问题来。新的发展机制、各种发展项目以及资金开始进入到了传统人类学家所研究的区域,比如非洲、南亚、东亚、拉丁美洲等,并试图以此来抚平有社会矛盾和自然灾害所造就的各种社会冲突与动乱。而与此同时,人类学家也开始对自身的方法论准则有了一些疑虑,对于民族志背后的客观性表现了极大的否定,特别是萨伊德在1978年发表了他的《东方学》这本成名作之后,这种否定便更加的强烈。人们开始以人类学家所独有的否定性的思维去重新理解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及其知识的生产过程,并由此而开始质询被人类学家所经常使用的调查、描记以及书写的方法及其背后的知识的生产方式。这是一种加德纳和刘易斯所说的转向,也就是从发展与应用人类学的客观描记转变成为了对于发展作为一种支配话语的反思与颠覆。在这个意义上,“发展人类学”转而成为了一种“发展的人类学”,也就是可以把发展本身当作对象来加以研究的一门学问,在这样的思路之下,加德纳和刘易斯建议我们完全可以放开手地开展下面这样的研究:

 笔者并不认为发展的人类学必然受制于居支配地位的发展话语。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学家可以通过在发展中开展建设性的工作,或者提供能够质疑发展思想根基的不同视角,来挑战发展话语的主要假设与表述。(第47页)

 这样的建议显然是比较周全的一种考虑,一方面人类学家不可能超然地抽身于发展的进程之外;另外一方面,人类学家绝对不是一个没有反思精神的被动的描记性的工具。这两方面决定了人类学家参与发展研究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得人类学家的发展视角更加地贴近当地人的视角,因为人类学家全部的根基都在于要从当地人的视角来看问题,不论是行动者为主体的发展研究还是从行动者的视角来看的发展策略都为人类学家施展自己的才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演练机会。

 人类学独特的性格使得它责无旁贷地要参与到发展的研究中去,从更多地帮助当地人以及弱势群体的角度而使得对于一个社区的发展干预更加能够符合当地人的利益。当然这样的标准并非是一种人人共享的价值评判,也就是不分好与坏,我们确实无法有百分之百的信心说当地人的选择就是唯一正确的,但是我们却是允许他们的选择,这是发展能够获得建设性成就的基础,离开了这一点,“发展”只可能是“武断”的一个新的代名词。

 《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的挑战》 英 凯蒂·加德纳 大卫·刘易斯著 张有春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29.80元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版责编:姜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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