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改革开放20年重大决策》刘金田等著 ISBN 978-7-5672-0063-0 苏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5月出版  320千字 45.00元

　　第一章  领导全面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中国面临着重大历史关头，就是能否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新的道路。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迫切要求下，邓小平恢复了原来担任的职务。邓小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动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准备。

　　一
　　邓小平率先批评“两个凡是”，倡导实事求是，发动和领导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奠定了拨乱反正的思想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的中华大地，百废待举，人们对未来充满期许，希冀新的党中央能迅速拨正历史航向，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但是人们迎来的却是“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被作为当时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按照“两个凡是”，一切只能率由旧章。按照“两个凡是”，拨乱反正就无从谈起。
　　在党内，邓小平较早地洞察到了“两个凡是”的危害性与错误实质。1983年11月6日，他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时说：“1977年2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因此，他率先站出来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提出“完整的准确的”的观点。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华国锋、叶剑英并党中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用词尽管含蓄，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其锋芒是指向“两个凡是”的。1978年7月22日邓小平在同胡耀邦谈话时点明了这一点：“我那个完整地准确地的话怎么出来的。本来我想不起这个话，我就是根据‘两个凡是’，要完整准确。” 转引自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
　　尔后，在党内，邓小平又多次直接批评“两个凡是”。大约是1977年4月底，他直截了当地对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指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并说，他4月10日给中央的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观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
　　5月24日，邓小平把他对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的谈话内容告诉了前来看望的王震、邓力群等，并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就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一针见血地点明了问题的实质：“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39页。
　　但是，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却不愿意接受邓小平的这些观点，并且加以指责和非议。1977年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出回应。他说：“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他还进一步指出：“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3页。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堵住了非议者的嘴，防止他们歪曲，另一方面在党内再一次完整系统地宣传了“完整的准确的”的观点，使这一观点为更多的干部群众所熟悉、所掌握，并成为大家抵制“两个凡是”的思想武器。
　　“两个凡是”是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作为指导方针提出来的。它遭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也赢得了不少人的同情与支持。它决不是个别人的观点，它代表着一种思潮，有着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其共同特点是淡忘或背离了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要推翻“两个凡是”，首先要瓦解它的这个社会基础。最好的武器，就是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
　　7月21日，邓小平专门讲了“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强调：“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语重心长地解释：“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10年，或者说是10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8月18日，在中共十一大致闭幕词时，邓小平就讲了一个中心问题，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再次慎重地向全党提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五天以后，即8月23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在谈到通过办学校提高干部素质时，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学校一定要恢复和培养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保证学校向部队推荐的干部“有好的思想和作风”。他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邓小平接二连三地在党和军队的会议上提倡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铲除“两个凡是”赖以生存的土壤，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他的这一努力，得到了党内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的响应与支持。
　　毛泽东逝世一周年之际，叶剑英、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等纷纷撰写纪念文章或发表讲话，宣传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们的文章或讲话，与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精神是一致的，许多语句也都是相似的。这以后，报纸、刊物又发表了一大批宣传实事求是的文章，逐渐在全国形成了要求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对“两个凡是”的抵制和批评越来越大胆，越来越集中。在此基础上，报刊上相继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拨乱反正的文章，到1978年初，开始出现从认识论角度批判“两个凡是”的哲学基础的文章，其中集大成者是5月11日《光明日报》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邓小平采取一系列重大行动，支持和领导了这场讨论。
　　首先，邓小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受到责难，讨论有可能被勒令停止、面临夭折的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公开给予支持。他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和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页。讲话中，邓小平还用了近2000字的篇幅，引用或介绍了毛泽东著作中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论述。如此集中地引用他人的讲话，对邓小平来说，这可能是仅有的一次。他的用意不言而喻，就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观点。
　　邓小平还对那些坚持“两个凡是”，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向毛泽东思想宣战”、是“砍旗”的人提出了批评。他说：“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页。
　　其次，邓小平利用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谈话的时机，阐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要性、必要性，引导讨论健康向前发展。
　　1978年6月15日中央宣传口会议后的一天，邓小平找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几位负责人谈话。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有关真理标准问题争论的情况和会议的情况。邓小平听后说：“这事好办得很嘛，争就是了嘛，都不要扣帽子，在理论上探讨嘛！从实际出发，不要说空话。”另一次，邓小平又对他们说：“社会科学院是个研究理论讲理论的机构。理论上不能让步，我不劝你们在理论上迁就，迁就会失去原则。”邓小平还说，他主张真理标准问题中央要讨论一下，把问题讲清楚。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7页。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宣部部长谈话，询问中宣部对真理标准讨论“是不是下了通知划禁区”，并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页。
　　7月22日，邓小平把胡耀邦找到家中，明确表示对他组织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支持。邓小平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3页。
　　8月19日，邓小平听取文化部负责人黄镇、刘复之对文化工作的汇报后，关切地询问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否涉及文化部。然后，向他们介绍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情况和他的态度：“（争论）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我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先念同志也看了，提过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针对有人指责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是利用文章出气，邓小平明确表示：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有气，“要让人说话。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能够讲问题，能够想问题就好。”《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页。
　　8月23日，邓小平同最早打电话指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犯了方向性错误”的同志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对的。并说，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解放思想，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要鼓励破除框框，不要设“禁区”。
　　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视察东北三省和天津等地。一路上，他不断地向广大干部阐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针对“两个凡是”提出的“砍旗论”，提出了识别真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标准。他说：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实事求是，开动脑筋，下大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6、127、128页。他还说：我们要根据现在的国际国内条件，敢于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千万不要搞“禁区”。“禁区”的害处是使人们思想僵化，不敢根据自己的条件考虑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现在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78、79页。
　　邓小平发表这一系列言论时的谈话对象既有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反对“两个凡是”的人，也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或不赞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既有中央和国家部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地方党政军负责人。从这些对象看，邓小平的谈话绝不是随意的，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图：一是给坚持和赞同实践标准的人打气，二是为讨论的展开清除障碍，三是把讨论推向全国。邓小平的谈话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胡耀邦当时就表示：“我这下可以大胆些了。”当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的编辑同志听了胡耀邦的传达后，“大家也很高兴，很受鼓舞”。 沈宝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128页。持反对态度的人，即使没有因此转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基本上做到了没有再“下禁令”。从9月下旬，也就是邓小平视察东北后，到11月，共有21个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解放军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军委三总部负责人发表谈话，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大讨论的局面在全国基本形成。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拨乱反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思想保障。

　　二
　　领导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迎来科学教育的春天，树立起拨乱反正的实践标杆。
　　1977年，邓小平复出之际，主动请缨分管教育和科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一年半时间里，特别是在1977年下半年，邓小平投入巨大的精力抓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
　　科学和教育战线，是“文革”的重灾区，受“四人帮”流毒影响很深。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无疑将极大地推动其他战线的拨乱反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科教战线的拨乱反正当做全面拨乱反正的切入点。邓小平首先从端正科教战线的思想路线入手。
　　早在1977年5月12日，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去看望邓小平时，针对科教战线的落后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他就强调，抓科学和教育工作，一定要以实事求是作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并从实践的角度，对“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一些观点或习以为常的做法提出质疑：“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一个时期，说科技人员是‘臭老九’，连发明权都没有。科学研究是不是劳动？科研人员是不是劳动者？三大革命运动有科学实验嘛。”《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7月21日，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强调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时，列举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和关于领袖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两个例子做了说明。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1975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8月8日，邓小平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强调改变坏的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54页。
　　“两个估计”，即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17年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加在广大知识分子和科教战线上的沉重的精神枷锁。在它的禁锢下，干部不敢抓工作，心有余悸；教师和科研人员不能全身心投入工作。更有甚者，1977年6月下旬在太原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以“两个估计”是毛主席亲自画过圈的，不能违反为由，否定了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的意见，决定继续维持“文化大革命”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科教战线要拨乱反正，首先必须彻底推翻“两个估计”。这是科教战线拨乱反正的关键。邓小平一开始就牢牢地抓住了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
　　也就是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对“文化大革命”前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和教师队伍作出与“两个估计”截然不同的估计。他说：“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17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17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页。
　　一个多月后，他又对教育部负责人明确指出：“‘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 他说：“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他提醒教育部负责人：“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他点明了他们的顾虑：“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他鼓励他们“要争取主动”，“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明确提出：对“《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6、67、68、71页。
　　根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教育部撰写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一文。邓小平对这篇近2万字的文章逐字逐句审看了四遍。1977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同日，新华社发了通稿。随后，《红旗》、《人民教育》等全国主要报刊相继转载。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是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的第一篇重头文章。文章以大量的事实说明建国后的17年，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彻底推翻了“两个估计”。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进了极大的反响，不单教育战线掀起了批判“两个估计”的热潮，迅速恢复了择优录取的高考招生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举措，其他各条战线都结合自身的情况，从各个角度揭批“四人帮”极“左”思想，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拨乱反正的进行。
　　1978年3月教育科学大会的召开，标志着科教战线拨乱反正基本完成。

　　三
　　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作主题报告，推动历史大转折，为拨乱反正扫清了政治障碍。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它不仅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从根本上消除了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表现，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而且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走上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邓小平为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为全会从根本思想上摆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克服“左”的指导思想，确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认识、新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他也因为这次全会实际上成为党中央领导的核心。
　　此前的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商定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学习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在会议开幕时，主持人宣布，在进入正式议题之前，先用两三天时间讨论工作重点的转移问题。但会议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先的议题，而转到事关拨乱反正的一系列重大政治、理论和历史问题上。主持者虽曾试图把与会者的注意力拉回到原定的议题上，但无济于事。
　　会议前期，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11月14日，他回国后，密切关注会议的进展，对与会者集中讨论的关于一些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关于对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和中央人事调整等几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被会议接受。
　　关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邓小平指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反应强烈，大家很高兴，热烈拥护，情况是很好的。现在，有的人提出一些历史问题，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旗帜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外国人问我，对毛主席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党中央、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那样的事。安定团结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政治条件，不能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中央的战略部署,这是大局。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从大局着眼，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搞什么新运动，不要提中央没有提的什么运动。要引导群众向前看。平反工作，中央和各地都在抓紧处理，都是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林彪、“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一些遗留问题，都可以逐步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是为了创造一个安定团结的稳定局势，把各种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我们处理“文化大革命”这些问题就是要把过去的问题了结一下，使全国人民向前看。所有错案、冤案，人民和干部不满意的事，一起解决。了结了这些问题，大家心情就舒畅了，一心一意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外国人对其他事没兴趣，主要看中国安定不安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437、445页。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邓小平指出：现在报纸上讨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要注意后果。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了。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我们过去的报纸办得太单调，所以现在一有争论就有人以为是“权力之争”了。这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这么一种印象。《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439页。
　　关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和中央人事调整问题，邓小平指出：现在国际上就看我们有什么人事变动，加人可以，减人不行，管你多大问题都不动，硬着头皮也不动。这是大局。好多外国人要和我们做生意，也看这个大局。《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41页。中央的人事问题，任何人都不能下，只能上。对那几个同志要批评，但不能动。现有的中央委员，有的可以不履行职权，不参加会议活动，但不除名，不要给人印象是权力斗争。对那些大家有意见的人，过关算了。检讨没有全过关的，我们过去也没过关嘛。关于上的问题，至少加3个政治局委员。太多，也不恰当，不容易摆平。加上几个什么人？陈云，兼纪委书记；邓大姐；胡耀邦。够格的人有的是，如王胡子（指王震），也够格。两个方案，一是3个人，一是4个人。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不能选中央委员，想开个先例，补选一点，数目也不能太多。有几个第一书记还不是中央委员，如习仲勋、王任重、周惠，还有宋任穷、韩光、胡乔木、陈再道。将来追认就是了。朱佳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会前，他曾委托胡乔木等着重围绕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帮他起草过一个讲话稿。12月初，根据会场内外形势的变化情况，邓小平让胡乔木等重新起草他的讲话稿，并且亲自草拟了提纲。初稿共讲了八个问题，邓小平看后，12月5日对胡乔木等说，其他问题都不讲了，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第二，发扬民主；第三，向前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是会场内外大家关心的问题。
关于解放思想，邓小平指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143页。
　　针对人们最为关注的真理标准讨论问题，邓小平再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明确指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页。
　　关于民主问题，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就不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也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时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4、146页。
　　关于向前看，邓小平指出：“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他强调，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148页。
　　关于研究和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他还针对经济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向全党郑重提出了改革的呼吁。他说：“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150页。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不仅提出并回答了中央工作会议与会者关注的事涉历史转折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中央工作会议作了总结，而且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供了指导思想，因而它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的主旨和一系列重要观点，为全会所接受并被写入全会公报，成为指导全面拨乱反正和制定改革开放新政策的总的指导方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十五大报告誉之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全面展开。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及其错误理论，同时坚决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标志着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拨乱反正的完成。

来源：苏州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