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是首位把中国经验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国经济学家。他在2008-2012年间出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期间，不但卓有成效地和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了合作，而且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开展了对话。林毅夫把他在中国改革过程中观察总结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更大的国际视野下进一步发展为《新结构经济学》，不但突破了传统发展经济学的局限，也为理解发达国家面临的结构调整困境提供了启示。他的工作值得国内外的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以理解当代经济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

　　林毅夫的博士学位来自于美国以倡导市场经济著称的芝加哥大学。林毅夫的人生经历成长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之中。他用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语言和方法，来总结中国发展的经验，强调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对抗，他的主张成为东西方经济学界交流的桥梁。

　　林毅夫把经济发展理解为不同发展阶段，如何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和国际市场的机遇，循序渐进地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本、技术、基础设施的瓶颈，一步步实现产业升级。他的研究既有理论和历史的依据，又有各国务实的案例。这和象牙塔经济学的纸上谈兵，有极大的不同。

　　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曾经说过：经济学的麦加是生物学而非力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框架是静态的力学均衡模型。然而，林毅夫引入的企业自生能力和发展战略的概念，却闪耀生物学演化思想的光芒，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只是解释现状，无力指导变革的局限。

　　现代经济学的一大特征是理论模型的数学化，其代价是经济思想的破碎化和工匠化。林毅夫工作的引人之处，是直面当代社会的难题，抓住基本的经济观念，而非玩赏优美的数学模型。林毅夫在世行工作期间出版的几本书，几乎每本书的标题都有闪光的思想：

　　《新结构经济学——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一语道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只重视状态、不重视结构的通病。

　　《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跳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迷途，因为用金钱衡量的“富裕”往往把国家和人民引入拜金主义和金融泡沫的歧途，共同发展才是“繁荣”的真意。

　　《从西潮到东风》突破了启蒙运动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从东亚和中国的视角来重新观察世界格局的巨变。

　　《本体和常无》则是东西方思维范式的对话。除了西方读者熟知的“阴阳”观念，林毅夫又把老子“道德经”尊重现实的研究心态 --“常无”的观念 -- 介绍给西方知识界，和西方根深蒂故的宗教情结恰成对比。这使得诺奖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这样的大家，也对“常无”的认知境界大感兴趣。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人的智慧也将走向世界。

　　历史上任何重要的工作，总是开始于问题的提出，从而打开而非终结对未来的探索。假如要批评林毅夫工作的不足，我提出两点疑难向林毅夫求教。

　　第一，林毅夫似乎对发达国家的善意估计过高，对利益集团的阻力估计过低。这次金融危机表明，发达国家结构调整的困难，可能比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当然，作为世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其发言的地位自然和其他国际组织不同。

　　第二，对小国而言，比较优势可能是现实的发展战略；但是对大国而言，赶超战略如果能利用大国的规模优势，未必没有后来居上的可能。这是中国比德国、前苏联、日本和韩国，可能走得更远的重要原因。“东风”要超越“西潮”，可能和中国改革的双轨制一样，中国的发展也要两条腿走路：一边用比较优势战略积累外汇、更新技术，一边用赶超战略占领科技制高点，才能确保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不受“西潮”的制约和干扰。中国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离不开中国建国初头三十年奠定的科学技术基础。这一历史经验，也应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即使没有规模优势的小国，也可以在发展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取得国际竞争的话语权。如能是，中国方有可能在21世纪带领世界建立后美国时代的国际劳动分工的新体系。
 


　　来源：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