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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改制时代出版业科学发展观的再思考－－苏州大学出版研究所所长、出版社原总编辑吴培华

吴培华（苏州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苏州大学出版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导师）

2011-02-15 14:57:30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1月

苏州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吴培华

　作者简介：
　吴培华，苏州大学出版社原总编辑、苏州大学出版研究所所长、苏州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导师，1952年5月出生，籍贯江苏常熟。
　15年来在国家级出版媒体发表各类专业论文80多篇，论文曾经获得“中国出版改革20周年征文”二等奖、第五届全国出版理论研究优秀论文奖、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以及中国发行协会、中国编辑学会等颁发的优秀论文奖多篇；
　个人专著《出版问道十五年》2010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独立策划的图书分别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1-3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共5个国家级大奖；
　入选首批中国新闻出版业领军人才；
　获得第十届中国“韬奋出版奖”。

　摘要：出版社改革真正的难点是在后改制时代，那就是如何经过转制改企，让中国的出版业在后改制时代科学地发展，实实在在地做大做强做优，让出版社获得实实在在的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快速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去探索、去实践，去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出版文化企业的发展之路。我们应该对出版业后改制时代的科学发展观作进一步的思考，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评估出版改革已经取得的进展和实绩，与时俱进地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前瞻性的出版理念科学定位，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规划。
　关键词：出版业后改制时代科学发展观再思考

　转制改企不是目的，改革是为了发展，这个道理在理论上几乎人人都懂得，出版社改革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注册为一个公司，更换一个牌子，而真正的重头戏是在后改制时代，这出重头戏才是出版业改革的关键。从宏观的出版业，到中观的出版集团，再到微观的出版社乃至于每一个出版人，都应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经过转制改企，让中国的出版业在后改制时代科学地发展，实实在在地做大做强做优，让出版社获得实实在在的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快速发展。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我们的出版企业、我们的出版人，去思考、去探索、去实践，去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出版文化企业的发展之路。这是出版人所关心的问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在总署党组中心组第八次理论学习会议上强调：新闻出版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克难阶段，要充分做好“啃硬骨头”的准备。因此，我们应该对出版业后改制时代的科学发展观作进一步的思考。

　一、科学发展观就是要实事求是
　科学发展观的基础就是要实事求是。观察发展趋势，分析发展态势，研究矛盾问题，都必须要用辨证的态度去对待，无论在什么样的形势下，都应该冷静地进行思考分析，要努力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问题，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的教训我们已经接受得够多的了。在中国出版业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时期，我们尤其要贯彻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出版业的改革发展。因此，实事求是就应该是我们分析形势、研究问题的基本态度。

　1、对转制改企工作的进展要有清醒的认识
　出版转制改企工作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继地方出版社、大学出版社转制改企工作全面推开后，中央部委出版社的改革也取得了关键性的进展，这是值得庆贺的。然而，我们在看到喜人形势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其中尚存的问题，笔者一向认为，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才是充满信心的表现，因为只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对于改革中尚存的问题我们同样不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
　尤其突出的是改革的目的与动力问题。在出版业转制改企几乎已经进入尾声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有些可笑和不合时宜。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深入细致地作一番调查研究的话，本来不难发现这是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改革，为了什么改革？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随处可见于我们的出版类的报刊媒体，但是，作为一个亲身处于出版业改制过程中的出版人来说，觉得这个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地得到了解决，在大多数的出版人，尤其是出版社的主要掌门人中，解决这样的问题还任重而道远。
　中央出台了关于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优惠政策，这极大地表明了中央对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视，表明了政府对文化产业转制改企工作的支持和推动，确实在正面意义上极大地推动了这次出版社的转制改企工作。但是，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优惠政策的出台，由于体制与制度的原因，成了相当一部分出版社掌门人改制的推动力，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笔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有许多的出版社正是在税收优惠政策的诱惑下才开始了原本迟迟不想启动的改制步伐的。5年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一个出版企业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干部制度的任命制和频繁变动的短期行为，势必导致现任领导可以通过这一优惠政策度过因经营状况下滑造成的任期内的困境，因为在许多地方，出版社领导两任的任期也就是6年。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出版社在“完成”转制改企、出版社牌子后面增加了“有限公司”或者“有限责任公司”几个字后就再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举措出台的真正原因。
　由此可知，牌子更换了，并不等于转制改企工作就大功告成了，后改制时代的改革道路还长，在出版改革为了什么，应该改什么，应该怎样来改等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补课。我们只有让全体出版人逐渐形成共识，那就是希望通过转变体制，改革机制，增强活力，提升竞争力，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改革走创新之路，走出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创新之路，惟其如此，出版业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看到了转制改企工作的真正实效。

　2、“航空母舰”与“小舢板”同样需要
　中国是一个出版大国，中国的出版业需要扩大规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群众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中国的出版业呈现一种均衡发展的区域特征。尽管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政府管理部门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不均衡发展的战略，然而，由于地方保护和区域利益的特征，在出版业改革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各省市在出版业组建集团、建立中盘、连锁经营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面前使尽浑身解数，力保自己的地盘不失，于是这些改革举措都在原来意义上被曲解了。当时的理论界针对这样的现象曾经进行过颇为深入的讨论，笔者就曾在2002年对这样的现象提出了明确的质疑和批评，认为这样建设起来的集团基本上是以地区为界，以系统为界，以国有为唯一，形成一个封闭的圈子，对内是联合加上保护，对外是竞争暗藏排斥，其最终是形成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贸易壁垒，有悖组建集团的初衷。应该说，领导层面上决策的初衷是正确的，而且可以说是具有远见的；理论层面上的指导是符合实际的，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实践层面上的教训是深刻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具指导意义的，那为什么存在着的而且明明已经发现了的种种痼疾还医治无效，继续恶性发展呢？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思考？今天中国出版业改革的实践，已经否定了当初的那种圈地运动式的组建贸易壁垒的举动，跨地区的联合、兼并重组已经成为发展势头良好、具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出版企业在新时期的战略目标，我们应该为中国的出版业在改革发展道路上跨出的重要一步而欢呼。
　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思考的是，集团的形成、航母的打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是通过物理组合而成呢，还是通过化学分子裂变聚合而成？前者更多的是运用政府的行政权力撮合而成，后者则主要依靠本体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壮大发展而成。这个问题其实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大多数的集团都是当地政府处于上面所述的原因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也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政绩而催发的行动，这就在源头上为集团建设留下了至今没有解决的隐患，也就是在新一轮意义上出现的“企业单位性质，事业化运作”的怪事，在行政级别、干部任命、企业分配制度、企业用人机制中无不继续体现着行政权力的意志。在今天出版业普遍完成转制改企工作的前提下，我们还在为后改制时代如何实行现代企业的运作机制犯愁就源于此。
　打造航母是为了做大做强，然而在“大”与“强”的理解上也是有偏差的。“大”固然指的是规模，如果从规模上来说，中国出版业年出书已经在三十万种左右，绝对是世界出版大国，但是这就可以说是“大”吗？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图书年纯销售才五、六百亿人民币就能称为大国？何况我们的销售增长几乎就是靠品种的增加和定价的提高来完成的？就算是出版大国，我们也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出版强国，这是人所共知的。因为我们知道，“强“的标志绝对不仅仅是品种与码洋。柳斌杰署长在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明确指出：“如果我们没有生产出新的具有历史标志性、能够列入中国文化精品行列的产品，那么，我们这个行业做得再大也没有光彩”。
　同时，我们在强调集团发展的多元化过程中，决不是主张忽视甚或放弃主业，那种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行为与出版业的做大做强是相悖的。
　此外，我们在组建集团、打造航空母舰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中小型出版社的发展，因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图书市场的繁荣离不开众多的中小型出版社。好比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有正规军、地方部队，同时还有民兵和预备役部队这些准军事力量，出版业队伍，需要“航空母舰”，同时，“小舢板”“冲锋舟”同样也需要，只有这样组成的出版队伍才是完整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那些“小而特”“小而优”的中小型出版社一定会以他们的不可替代性在中国的出版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3、要以辨证务实的态度对待数字化出版
　对于数字出版，我们应该以正确务实的态度去对待，以一种正确的心态去看待、分析数字出版将对我国出版业带来的深远影响，任何漠视和夸大数字出版的影响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应该重视新技术将给我们出版业带来的深远影响，在许多领域，数字出版正在蚕食我们传统出版的份额，这是不争的事实，在出版的许多领域，数字出版或许将成为主导地位，也许会是一种颠覆性的革命，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人类的文明发展史从甲骨文到竹简书帛，从刻印到造纸印刷术的发明，每一种新技术的发明都将给人类文明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伴随新技术新媒介而来的数字化出版同样将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即便这样，在今天，我们也没有必要任意夸大数字出版将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首先，我们作为传统出版商，应该做好应对数字出版带来的冲击的各种准备，我们也应该努力主动出击，在数字出版的大浪里淘金。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数字出版要在出版领域里形成绝对优势还有时日。据第三届数字出版博览会上透出的信息，2008年全国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为530亿元，2009年总产值达到了750亿元。表面上看，数字出版的纯产值已经超过了传统出版的纯销售额，然而，如果我们对数字出版的定义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真实面貌。我们今天的数字出版包含了广告、动漫、网游，动漫是少儿出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没有异议，可网游也算做是出版，就显得十分牵强了，而恰恰正是网游，在整个数字出版的产值中占了大部分的份额，而真正的图书出版，在2008年前据说产值还只有两个亿，就是到2009年，估计也没有超过5个亿。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任意夸大数字出版目前已经给我们带来的冲击。
　其次，数字出版给我们带来的也不完全是冲击和蚕食，新技术的运用，也同时给我们传统出版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无论是在信息、传播、营销还是在资源的维护、开发、整合上，都变得更加快捷，更加低成本，更加低碳化。只要我们抓住机遇，在做好内容提供商角色的基础上，利用新技术、新媒体，扩大我们传统出版的领域，拓宽我们的视野，就将会使传统出版焕发出新的生机。应该说，共生双赢才是我们目前对于数字出版的正确的态度。
　总之，对于数字出版，我们既要认清其发展的势头与速度，产生的影响与冲击，但是我们也不可头脑发热，在没有基础条件的情况下仓促、盲目上马，正如当年物流中心的建设一样。最近《文汇报》有一则报道，标题是《互联网行业有句貌似玩笑的正经话：先驱最后也许会变成先烈。眼下，正有许多人争做又一个时髦领域的“先驱”——云计算“发烧”了，谨防“传染”》，说的是许多地方在还没有明白何谓“云计算”的情况下，又纷纷提出了建“云计算中心”的计划，其中不乏政府投资促成从而成为当地一张簇新的“城市名片”，其结果却是每月的收入仅够支付一名前台接待人员的工资。希望这样的现象别在数字出版领域里蔓延。

　二、科学发展观就是要与时俱进
　科学发展不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发展的基础和发展的现状，更要强调认清发展规律，掌握发展的时机和步伐，而与时俱进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在出版业后改制时代，就需要在企业的内部运作机制上做文章，才有可能使改革的成果进一步扩大。

　1、动真格的，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运作制度
　今天，中国的出版企业大部分已经完成了转制改企的前期工作，形式上的公司制改革已经实现，过去的出版社已经成为公司制的文化企业。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目前的出版有限公司与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企业相距甚远。所以，在中国出版的后改制时代，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在改革取得的第一轮成果的基础上，在内部运作机制上下功夫，要动真格，建立起现代企业的运作制度，也就是公司的治理机制。
　我们目前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理解还停留在是为了更好地实行相互制衡的问题上，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董事会、监事会职责不明。监事只是监督别人而自己不承担重要决策的责任，对董事会也不存在任命和授权的问题，因此也不可能实行有效的监督；董事会虽然有任命和授权的职权，也承担重要决策的责任，但又与监督高层管理人员相脱节。二是过度干预，高层管理者缺乏积极性。由于现在的出版企业都是国有控股的缘故，董事长习惯于“首长制”和“第一把手”的感觉，加上董事会缺乏健全的专门机构和外部独立董事的普遍缺位，董事会议事和操作程序不规范，越庖代疽，高层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也就无法发挥。三是还在坚持“资本雇佣劳动”的观点，认为劳动者只能从属于资本，因而只有人力资源的观念，把人仅仅作为公司开发和利用的一种资源，就像公司的图书资料、印刷设备一样，这种观点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受到批判，可我国还把它作为金科玉律。我们忽视了资本不可能自行增值，它不过是被动资本的道理，只有人力资本才是主动性资本，公司的技术创新者和企业家是公司价值增值的主要源泉，他们不仅仅是被激励和被雇佣的对象。显然，公司治理结构的建立只是初级阶段的工作。
　在出版的后改制时代，我们遇到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建立起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转制改企的改革就无法取得应该有的效果。笔者以为，在完成形式上的转制改企以后，我们一是要建立起由公司所有权、公司监理权、公司治理权和公司经营权组成的公司治理制度体系。二是要让公司治理的目的变权利制衡为科学决策。公司治理制度是因为拥有公司剩余索取权的股东和作为代理人而拥有公司法人财产权的经营者两者由于法人财产权和终极所有权的不一致性而派生出来的，它的作用是为了保证公司有效的运行和公司的全部参与人的利益，而衡量制度的标准就是是否实现了公司决策的科学化。三是由此而来的公司治理机制问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明确提出了公司治理机制是比公司治理结构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公司治理观念。只有健全了由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发挥作用的内部监控机制和通过资本市场、产品市场和经理市场发挥作用的外部治理机制，公司的有效运作和科学决策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当然，目前中国的出版业在股权多元化问题上只是处于试点阶段，所以这也为公司治理机制的真正形成留下了障碍。

　2、跨所有制，解决产权结构、股份多元化
　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运作机制的同时，我们的出版企业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主体，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这个问题的束缚长期以来影响了我们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出版业的很多痼疾无法得以根治皆源于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跨”中的“跨所有制”的问题。
　跨所有制，说白了就是实行股份多元化。我国的出版业无一例外地是国有独资，因此法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人，法人代表也无法代表自己所管理的国有资产，企业法人在真正意义上的缺失是我国国有企业的通病。所以突破国有独资、一股独大的现状，从经济学意义上彻底解决一个产权结构的问题，通过股份制改造，实现股份多元化，股份持有者明确了，产权才可能真正得以明晰。这恐怕也是中国出版业改革深化必将遇到并且将必须解决的问题。
　股份制改造的目的主要就是发挥产权的经济功能，而现代产权制度又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由此可知，实行股份制改造应该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首先形成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实践证明，只有形成了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才能使企业永远充满活力，现代企业制度才可能真正建立起来。产权结构的多元化，就是要引进多个投资主体，改变国有独资或国有绝对控股的股权结构，大量吸收社会资本、民营资本甚至国际资本，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国有资本可以放弃控股地位，清除一切政策和产业性障碍；而产权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可以通过“黄金股”的“一票否决制”实现，另一方面将通过加大政府市场管理力度去实现。这样有利于转变经营机制，调整产业结构，有利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其次是确立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股份制改造的前提是明晰产权，而明晰产权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投资人的所有权（股东）和法人财产权（董事长）、经营权（总经理）的分离，就使不同层面上的责、权、利关系作了合理配置，使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了责权利相统一的内在机制，就是在集团内部母子公司之间，也应通过股权关系进行管理，通过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那种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来行使管理职能，从而避免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企不分现象的发生，既保证了所有者的权益，又保证了经营者应得的经济利益。这是股份制改造在初级阶段必须完成的任务。
　中国的出版企业在实行股份制改造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起由公司所有权、公司监理权、公司治理权和公司经营权四种权利要素构成的科学的权利体系，致力于资本运营，不断优化要素配置，盘活存量资产。对于集团而言，就是要提高集团企业的运营质量，积累实力，做大做强；最后在重新洗牌的过程中，通过规范的整合兼并或是强强联合，逐步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经营，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有可能打造出中国出版业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

　3、分类管理，真正给予民营书业“国民待遇”地位
　科学发展观需要实事求是地看待分析中国出版业的现状，我们就不能不直面体制外的民营书业。从上个世纪的以发行为主业的民营书商，到本世纪的逐步转向出版业上游的众多的工作室、文化出版公司，一直是个敏感的话题，尽管对于民营书商从“二渠道”的称呼到2003年政府管理部门正式明言取消“二渠道”的称呼，尽管众多的工作室、文化公司从当初的地下状态也终于得以承认浮出水面，但对于政府管理部门来说一直是难言的痛。。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2009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让民营工作室浮出水面，纳入政府管理视野，也就是在政策的层面上正式承认了民营工作室在中国出版业发展进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诚然，我们应该承认民营出版企业对于市场反应的敏感、选题策划的能力、运作机制的灵活，他们是中国书业和图书市场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据统计，2009年全国民营书业机构操作的图书品种达10万多种，占了全部品种的三分之一；在教辅书领域，年销售码洋超过2亿元的已经有20家；约占全国45%的北京民营出版机构，年策划出版图书近5万种，约占北京地区出版图书总量的40%，策划的畅销书约占市场份额的40%。民营书业成为中国出版业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已是铁定的事实。但是，如何加强对民营出版企业的管理和引导仍将成为政府管理机关下一步管理工作中的一个重点。民营出版企业的良莠不齐，加大了出版管理的难度。长期以来，地下运作所形成的痼疾会时时扰乱我们的视线，因此在将民营出版企业纳入政府管理机构管理视野的同时，我们如何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对民营出版企业分类指导，在充分发挥民营出版企业活力和能量的同时，在规范、有序的原则下，制定现阶段的“游戏规则”，将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改革推进过程中的工作难点。
　笔者以为，对这种现象如何进行规范管理，不仅是一个敏感又复杂的课题，而且它还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花力气去研究它。在现阶段，我们采取的总原则态度应该是在许可的范畴里允许这些“准出版单位”公开与出版单位合作，制定出明确的底线，在规范管理的前提下阳光操作。应该采取分类管理的原则，对于民营工作室、文化公司涉足出版领域，应该限定其在与出版社进行的选题合作中，要求正式的出版单位必须守住这一底线，在目前的出版管理体制的大环境中，也只能放到这一步。而对这种形式作这样的限定，也是为了鼓励他们参与出版社共同投资的图书中心或者出版公司，这种形式在目前出版改革的过程中是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摸索的，这种深层次的合作应该到什么程度，可以进行到哪一步，是很有实践价值的探讨课题。笔者以为，在实验阶段，应该注重在项目的合作上。这种以项目合作为基础的投资多元化的股份制图书公司，既有利于正规的出版单位利用活跃在书业内的这批人才的聪明才智，又能获得运作资金上的帮助，而出版单位又控制着整个操作的主动权，这样合作成功的范例已经不在少数。目前图书市场上经常出现在榜单上的一批畅销书和精品图书，出自于这样的合作方式的占了很大的比例，它已经显现出其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对于我们的出版体制改革应该说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示。至于出版社的分社、图书中心，则完全可以放开，允许异地发展，以打破出版组织和出版资源的区域化，这种形式目前已经成了正式的出版单位尤其是各出版集团规模扩张的主要手段。

　三、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战略前瞻
　科学发展观不仅要能够实事求是地认清形势，清醒地辨证地看待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不仅是要脚踏实地地应对现实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有序地务实地深化改革、推进改革，而且必须要以前瞻性的思维、先进的出版理念，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探寻健康的发展之路。

　1、科学发展战略取决于前瞻理念
　科学发展战略的形成必须确立一种先进的出版理念，它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既能清醒地估量中国出版业的真实现状，又能把握出版业发展的规律，以一种正确的、前瞻的、与时俱进的思想与观念指导科学发展的战略。这样一种理念不仅我们的政府管理部门要有，而且我们的出版企业的掌门人要有，我们每一个出版人都必须具有。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在《关于科学出版发展观的初步思考》一文中指出：“科学出版观不仅有助于我们做一个与时俱进的出版人，更会保证我们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明确的判断力，从而因势利导，大力弘扬先进文化，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现代化建设推波助澜。”
　我们在努力扩大规模，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高涨的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一方面如何注重我们本民族文化的整理、积累与建设，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传承与创新，而且同时也注重外来优秀文化的引进和吸纳以及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输出与传播。这尤其体现在我们对于文化精品的态度上。正如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在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谈会上要求我们的那样，“认真研究内容创新问题，多关注那些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多讨论一些国际性的话题、国计民生的话题；多组织出版能够纳入中华民族永久记忆乃至世界记忆的精品力作；要深入探索如何通过丰富多彩的出版表现形式，在全世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主导权的问题。”
　要正确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就必须提升出版人的出版理念，把弘扬人类优秀文化、传播先进科学知识作为我们每一个出版人不懈的追求和自觉的行动，在实现这样的理想中体现出版人的自我价值。因此，责任感、使命感又将成为先进出版理念的核心。

　2、科学发展战略立足于正确规划
　目前出版界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新一轮改革，就是希望通过转变体制，改革机制，增强活力，提升竞争力，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走创新之路，走适合自己发展的创新之路。出版业是一个内容产业，创新是她永远的灵魂，不管如何改革，创新一定是她唯一的道路，惟其如此，才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大做强。由此可知，出版业改革的目标追求就是要探索适合自己的正确发展模式，绝不可以把目光仅仅定格在是否转制改企的问题上，关键在于明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明晰自己的立身之本，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规划，确定自己的战略定位，努力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自己应有的份额。
　正确的发展规划，首先来自于对自己发展现状的清醒认识。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2009年的出版业数据统计，在一连串的数据里面，隐藏着许多值得我们出版人深思的课题，应该说这些数据绝不是单纯统计意义上的数据，在这些数据的背后，可以使我们对中国出版业发展现状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对出版总量的数据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出版品种总量2009年比2008年增长10.07%，其中书籍增长8.86%；总印数2009年比2008年下降0.36%，其中书籍增长4.53%；重版重印率2009年比2008年增长6.61%，其中书籍增长5.36%；出版物总定价2009年比2008年增长5.68%，其中书籍增长8.9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答案：1、图书出版业规模的扩大，主要还是体现在品种的增长上。2、在品种增长的前提下，总印数却仍在下降，说明图书平均印数下滑，利润的下降是必然的；重版重印率到2009年终于出现上升势头，这应该是可喜的现象。3、在总品种快速上升的情况下，总印数仍没有止住下滑趋势，而总定价2009年又比2008年增长5.68%（其中书籍增长8.94%），这说明图书销售总量的增长有相当程度是依靠定价的提高。由此可知，中国图书出版业创新不力、精品匮乏、经营粗放的现象还没有得以根本性的扭转。
　正确的发展规划，其次来自于对与先进发达的国际出版业的比较中发现的差距的认识。
　柳斌杰署长在讲话中又一语中的地指出：“我们同国际上同行业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产业集中度和产品差别化程度较低，结构性矛盾依然比较突出；重塑市场主体的任务仍很艰巨；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市场还未形成；我国出版传媒业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影响力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地位还不相适应；政府的职能转变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任务还很艰巨；复合型高端人才匮乏，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急剧增加而整体素质亟待提高，管理新媒体的水平还不高”。斌杰署长的讲话把我们正确的发展规划制定的目标要求以及重点和难点都已经阐述得十分明确了。
　我们应该“盘点”自己的家当，理清自己的思路，研究出版业的发展态势，探索出版领域的发展规律，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规划，经过正确的定位，亮出自己的改革追求的目标。

　3、科学发展战略得力于持续积累
　科学的发展战略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积累、积聚的过程。强调科学发展观，不仅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过去，也不仅要清楚地认清自己的进步，更看重自己的将来的发展。发展是需要积累的，而积累是多方面的。
　一是出版资源的积累，包括作者资源、内容资源、品牌资源、渠道资源以及服务对象等资源。只有将出版资源持续积累，并加以科学的整合，不断提升资源的增值力，才能达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品牌产品到品牌板块，再到品牌产品群，就是一种持续不断积累的过程。二是资本的积累。出版业要发展，规模要扩大，新技术要上马，这就需要资本的积累。出版集团的建设，上市公司的组建，就是希望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和手段，积累资本、积聚资本，用于打造中国出版的航空母舰，确保出版这一主业得以健康快速地发展。在中国出版业改革不断深化，大型出版集团资本运作阶段的到来，我们尤其应该强调在壮大主体，做强主业上下工夫。无论是上市筹资，还是兼并重组，其目的是为了出版业的进一步发展，那种筹集了资金不会花钱乃至于乱花钱的行为将不仅无益于出版业自身的发展，或许还将给出版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尤其在社会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有在自己最熟悉的领域，练好内功，养精蓄锐，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认清形势，认识自我，在战略上不盲目投资扩大规模和领域，在战术上不盲从跟风，在选题原创上下工夫，彰显自己的特色，只有这样，“壮大主体，做强主业”才能落到实处。三是人才资源的积累。随着新技术时代的到来，人才问题显得更为重要。要建设好品牌工程、名牌工程，搭建好新的发展平台，靠的还是人。出版业的竞争首先表现在人才的竞争上，有人说过，中国出版业首先缺的不是资金，而是人才，这话不无道理。无论是品牌工程还是名牌工程乃至技术平台的建设，都必须要有一批领军人物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什么时候我们的出版业拥有了一批真正的出版家、编辑家，我们出版业的持续发展就有了基本的保障。
　无论是出版资源的积累、出版资本的积累，还是品牌特色的积累、人才资源的积累，一句话，就是出版业核心竞争力的积累。什么时候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充分持续的积累中得以快速提升，那我们的科学发展战略的实现就一定是肯定的、必然的。

　参考文献
　[1]王玉梅．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要准备“啃硬骨头”[N]．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8-22．
　[2]吴培华．中国书业，你走好了吗[J]．出版广角，2002(4)．
　[3][6][7]认真学习、深入贯彻、坚决落实李长春同志重要讲话精神——柳斌杰在2010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座
谈会上的讲话摘登[EB/OL]．中国新闻出版网．http://www.chinaxwcb.com/2010-07/20/content_202040．htm．
　[4]张懿．云计算“发烧”了，谨防“传染" [N]．文汇报．2010-9-26．
　[5]贺圣遂．关于科学出版发展观的初步思考[N]．中国新闻出版报．2005-10-31．

来源：《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1月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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