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译者难觅，翻译周期与利润相矛盾，出版社探求更合理的翻译技术解决之道。

　　在刚刚结束的伦敦书展上，以主宾国身份亮相的中国出版业在“走出去”方面再度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而记者在针对出版社“走出去”情况采访的过程中发现，目前国内出版社在版权输出过程中面临着一大难题——翻译难。这不仅体现在翻译时间和上市周期间的矛盾、翻译成本与出版利润间的矛盾，更体现在翻译人才的急缺、特别是中译外人才缺失的环节上。

　　译者难找　各环节精挑细选
　　记者从中华书局副总编辑顾青处了解到，目前书局“走出去”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高质量译者极难寻找。“这是最大的技术问题，”顾青说，“我们的图书在进行中译英时，哪怕是国内相关学术领域顶尖的教授，做出的翻译也可能是‘中国味十足’的，外国人看不懂。而如果起用外国人进行母语翻译，他又可能对图书内容的专业性把握不够。”
　　在选择译者方面，中华书局主要采取两种方式。 一般比较普及的图书，出版社会请海外的合作方代理寻找合适的母语翻译，中间涉及到一些学术上的问题再由书局来协助解决。而专业的学术著作，出版社则会请作者本人推荐译者，无论是国内同行还是海外同行，作者认为可以信得过的，出版社就会考虑采用。
　　“现在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以国内的出版节奏套用到版权输出的出版节奏中，三五个月就得出，这是不可能的。”顾青如此说道，“一位学者认认真真地翻译一部三十万字、五十万字的书，没有两年是拿不下来的。翻译完成后，再排入海外出版社的出版周期中，又需要起码一到两年的时间。比如《于丹论语心得》这本书，这本书很小很薄，我们签署了数十种海外版权，现在才出版了十八九种，还有几十种没出。这其中的出版节奏跟国内是不一样的，‘走出去’是不能着急的，无论是找好出版社还是好译者，每个环节都要经过细细打磨。”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后简称中译公司）也从去年开始重振“走出去”大旗，输出一套“中译经典文库·中华文化精粹”。根据中译公司副总经理张高里介绍，这一系列已出版了三十多本，主要是出版中国文学及传统文化经典名篇，中英双语本，注有拼音、注释和白话文翻译，针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先后输出到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
　　成立于1973年的中译公司自身就分有翻译和出版两块主要业务，“中国文化精粹”这套书不仅有中译公司自己翻译的部分，也邀请了国内的知名教授进行翻译。虽然相较其他出版机构，中译公司的翻译资源较为充沛，但张高里依然坦言，好的译者比较难找：“汉译外的难度相对较大，国内外能进行高质量汉译外的译者人数并不多，而能够进行外译中的人相对较多。但无论是版权输出还是引进环节中，高质量的译者资源都是比较稀缺的。”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猿渡静子则表示， 低廉的翻译费使大家没有心情、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打磨自己的译文。“这一点同国外的情况很不一样。例如在日本，翻译费不止是按照每千字来计算，也有按照版税来计算的。当然这也是由于图书的定价低所限制。”

　　储备资源　海内外遴选人才
　　眼下，企鹅（中国）正在逐步扩大中国相关图书的出版规模，近期即将推出的盛可以的《北妹》以及刚刚签下的毕飞宇的《推拿》就是最好的体现。“我们每年都会出版十本左右与中国有关的书，其中有五到六本是中文书，在最近七年内出版了约三十多本与中国有关的图书。”周海伦介绍道。
　　和中华书局一样，企鹅选择译者也有两个领域的考虑：一种是专家译者，比如大学老师、研究人员等，在出版经典书的时候企鹅便会起用这些译者；另外一批就是专做文学翻译的译者，出版当代文学时会选择这一类译者加以运用。
　　周海伦说，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同译者交流，还同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和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举办了翻译培训班。在这个过程中，企鹅能够挖掘一些从未联系过的新译者。培训班的成员中译英、英译中的课程都有，中国人和外国人都有参加。“目前企鹅一直保持密切联系的有十名译者，但是他们都适合不同的翻译领域 。比如我们即将出版盛可以的《北妹》，就选择了一位女性译者，这位译者是我们之前从未联系过的，但是通过试译我们认为她非常适合这部作品，于是就达成了合作。试译的过程我们一般会同时找四到五位译者同时进行试译，从中挑选出最合适的译者。”
　　中译公司在走出去方面也同企鹅有过密切合作，根据张高里介绍，比如企鹅出版的 “伟大的思想”系列中的有关中国经典文学的部分，邀请国外翻译者进行翻译。“但是，同国外译者合作，翻译出版多部中国传统经典出版物的情况较少，大部分还是同国内的译者合作。国内的译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比国外译者更加准确。在译文方面，学术性、思想性著作相对来说对文字和内涵的精准度要求更高。”张高里进一步介绍说，“中华文化精粹”系列中有关诗歌的几部作品都是由北京大学教授许言聪进行翻译的，包括企鹅、兰登出版的一些有关中国诗歌的图书也采用了许言聪的译本。
　　当发生译者时间档期与出版周期发生冲突时，周海伦“愿意花费时间代价去等”：“比如我们购买了老舍的两本书的版权，并确定了一名非常合适的译者，但是对方现在时间上不合适，我们就一定会等他。”在这个问题上，顾青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只能等，绝对得等。为上市时间而牺牲翻译质量是白花钱。”

　　建言献策　要资金更要明市场
　　针对目前面对的翻译难题，出版社在头痛之余也积极建言献策。中译公司目前就在同国外的一些高校进行联合办学，每年派十几名员工出国接受出版专业的培训。“关于人才的储备，一方面我们不断挖掘新鲜资源，从外部引进，另一方面也在着力加强内部培训。”
　　而顾青则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政府层面的支持：“资金资助是很重要的。如果国家的翻译经费能够多资助一些，我们就能够有更多的方便，特别是一些小语种地区的版权输出。此外，国家在翻译经费的资助上要能够‘在商言商’，用商业合同的模式解决所有的问题。如果一个真正好的内容，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在政府层面资金的推动下进一步加强其‘走出去’的能力，这是将各方力量凝聚起来的最好的方式。”
　　而周海伦则从整个“走出去”的层面为国内出版人出谋划策：“中国出版人必须了解国外出版社中出版人所负责的领域，将合适的书给合适的国外出版人。‘你一定会喜欢这本书，因为你之前做过那本书。’这样准备是必要的。”
　　文学翻译方面，有的出版社会做翻译节选给国外的出版社，但是这篇翻译节选可能会比较潦草，这是不行的。递到外国编辑手中的节选一定要是质量最好的，若非如此，外国编辑就会将这段翻译的质量当做图书的质量而拒绝购买这本书。”

来源：《出版商务周》2012年05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