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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与前瞻——论出版业三项制度改革
2004-05-18 14:44:26  来源: 
 
 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机制中最根本的制度,也是出版单位内部微观管理的基本内容。我国的出版单位目前普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带有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明显过渡色彩。在这种体制背景下,以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根本制度为突破口,对整个内部运行机制进行改革,这既是经济体制变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出版单位的现实选择。改革对于进一步明确出版单位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树立市场经济理念,理顺内部管理关系,提升出版单位的市场竞争能力、自我发展能力和科学管理能力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中国出版业近年来的持续发展形成了重要的推动,改革的政策导向作用无疑是正确和明显的。
 但是不能不看到,随着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在现行体制框架内进行的三项制度改革逐渐显示出其历史局限性,一些在改革之初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其效用日见衰减,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生产关系的现行格局陷入僵持状态,出版单位内部经营管理的现实与我们所希望达到的改革目标(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收入能多能少)之间,依然存在着相当的距离。

 一、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体制性障碍尚未突破
 目前几乎所有出版单位在劳动用工制度方面均处于一种双轨并行的状态,同一出版单位内部的职工存在两种不同身份,即所谓正式职工和聘用人员。聘用职工墓本上是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根据出版单位实际工作需要,通过劳动合同约定的方式获得相应的工作岗位及劳动报酬,单位也可以根据业务发展、经营效益的变化及劳动者自身素质、工作能力、实际表现等情况,及时变更或解除其劳动关系,用人单位的自主权得到了较好体现。聘用职工的引进、退出机制比较灵活,制度比较合理,体现了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成果和方向,但聘用职工的使用在目前的出版单位尚非主流,在整个职工队伍构成中他们仍处于补充和辅助地位。改革真正需要面对的是代表着旧的管理体制的正式职工群体,现阶段这部分人员仍然是出版单位职工队伍的构成主体,他们拥有“干部”身份,端的是“铁饭碗”,在劳动用工管理方面实际上享受着终身待遇,除了升迁、调动或离退休等途径外,目前的制度安排中尚没有其他的合理退出机制。目前针对正式职工所进行的改革一般只涉及部分附属利益的调整,如与单位工作需要和个人工作状态相关的工作岗位变化,以及与工作目标考核相关的部分收入调节,作为其根本利益所在的劳动用工关系却难以触动。这个问题不解决,“人员能进能出”的改革目标就不能全面实现,整个职工队伍必然难以激活。

 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呼唤源头活水
 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通过改革,出版单位内部干部选拔任用的操作程序及规范有了一定改革,公开化、透明化的用人机制打破了以往干部人事管理中的诸多积弊,通过竞争上岗等操作方式,变“要我干”为“我要干”,调动了积极性,培养了竞争意识,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干部任用中论资排辈、能上不能下等陈规旧习,干部人事管理观念得到更新。尽管在操作层面上真正做到“干部能上能下”还需要克服更多的阻力,而且目前的改革大体上仍集中于出版单位内中层干部的选拔任用,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在思想观念和制度环境方面,“干部能上能下”已不再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程序的合理性并不能保证结果的合理性。从实际效果看,由于劳动用工制度方面的改革不彻底,出版单位职工队伍缺乏必要的流动性,不需要的人出不去,需要的人进不来,造成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干部的选拔任用必然受到限制,缺乏竞争,往往只能矮子里面拔高个,结果不能尽如人意,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仍然难以获得根本性改观。

 三、分配制度改革——效率与公平的双重挑战
 在三项制度改革中,分配制度的改革涉及面最广,参与程度最高,它直接关系到每一位员工的切身利益,是整个改革中最敏感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三项制度改革的落脚点,改革实践中着力较多的也往往是这一部分。通过实施岗位工作目标管理考核等方法,职工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与其工作业绩挂起钩来,平均主义、“大锅饭”的现象受到了一定遏制。但综观整个行业的改革进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仍未能充分体现,体制性弊端依然突出。
 一是职工收入的很大部分未能和企业效益挂钩,固定收入在职工收入总体构成中所占比例仍然偏大,未能充分反映企业经营效益的变化。目前出版单位通行的分配模式是工资加奖金,工资性收入(包括政策规定的各种补贴)仍然是职工特别是正式职工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行业平均估计约占职工总收入的50%左右。而现行的工资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行政色彩十分浓厚,工资确定的主要依据是职工的身份背景,如工龄、学历、职称、行政级别等,核心因素是资历的积累。众所周知,在企业经济中,资历和效益是两回事,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现行的工资制度本身是非市场化、非企业化的,既不能体现职工实际的工作能力,也不能反映岗位贡献与“效率优先”原则。但因为这种渊源关系,行政性工资收入却被普遍视为“干部身份”的体现,是受到体制或身份保障的固定收入,现阶段基本上仍未能纳入改革调节的范围,“铁饭碗”仍未打破。
 二是新旧体制下的员工存在差别待遇,同工不同酬。目前出版单位聘用员工的待遇千差万别,大部分是通过劳动合同约定,领取固定报酬。相对于正式职工的工资性收入来说,聘用职工的报酬标准本身就不算高,加之其收入与工作业绩不能挂钩,势必影响这部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即使是在一些观念比较超前、改革力度较大的单位,聘用职工参与目标管理考核,在奖金分配、创利提成方面与正式职工享受同等待遇,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正式职工享受的行政性工资与聘用职工的企业工资存在较大差别,两种体制下的员工在收入上的差距仍相当明显,如果把正式职工在住房及医疗、养老保险等方面享受的福利保障考虑进去,则两者的实际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加大。当然,从改革目标看,并不是说对聘用职工实行企业化的分配方式不合理,但由于体制不同而形成的这种分配上的不公平,却不能不说是目前改革的无奈和遗憾。
 此外,分配形式单一也是目前分配制度改革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尽管改革已经历十余年,但分配制度的总体格局仍未有大的改变,工资加奖金的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在改革的思维中几乎已成定势,甚至于成了改革操作中难以逾越的底线。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一要求在目前出版单位内部的改革中还基本上没有得到体现。出版业是知识密集型产业,智慧型的创造性劳动和专业技能、管理等因素对出版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但工资加奖金的分配基本上仍属按劳分配范畴,上述生产要素的价值在现行分配体系中尚未得到充分的反映,形式单一,办法不多,机制不活,导致在分配中生产经营一线人员和辅助工作人员拉不开差距,高层管理人员和一般管理人员拉不开差距,总体上看,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色彩依然相当浓重。
 综上所述,我们在充分肯定出版单位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对目前改革的历史性局限仍必须保持十分清醒的认识。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对旧有体制安排的过多让步,改革的思维和举措更多地定位于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对原有制度框架更多的是变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突破,改革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或许远远大于实际的制度性结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三项制度改革的难点与症结集中体现为旧有体制束缚与企业生产力发展的矛盾,矛盾的焦点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形成的劳动用工制度和分配制度。我国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早已成为实实在在的企业,其经营的效益完全依赖于市场,并没有太多体制性保障,但由于在政治口径上出版单位仍属于事业单位,定性十分模糊,由此导致传统的干部管理模式向现实的企业用工模式的转换缺乏切实依据,而出版单位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力资源的管理上如果调配乏力,整个内部管理机制必然陷于僵化,所谓企业化管理便只是一句空话。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在现行体制环境下事实上存在的某种劳动就业特权和分配特权,使得代表改革方向的按照新体制要求进行管理的员工难以形成对企业的向心力和忠诚度,不能产生认同感和归宿感,这不仅隐伏着企业发展的深刻危机,并将对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提出严峻的挑战。
 改革的进程对于突破现行的体制束缚已经提出了明确的现实要求。体制性束缚不能有效突破,则阶段性的改革措施不可能成为经常性的制度设计,改革的成果必然无法巩固。但是,突破体制束缚的重任却不是基层的微观改革所能胜任的,它有赖于更宏观的制度安排。十六大报告高屋建瓴地指出:“发展必须坚持和深化改革。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突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这些论述为包括三项制度改革在内的所有改革实践创造了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似乎可以设想,随着三项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版单位内部经营管理机制将可能呈现出以下的新格局:
 一、出版单位的企业属性将得到进一步明确,在深刻认同出版物的精神产品特性和确保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将更自觉、更理性地按市场经济规律运行。
 二、在出版企业内部,将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建立起以岗位管理为核心内容的、面向全体员工的统一的劳动用工机制和收入调节机制,因身份不同而产生的劳动特权和分配特权将不再存在,竞争将在更加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展开。
 三、分配形式更加多样,除通行的工资、奖金模式外,在确保国有投资体制不变、投资收益关系不变的情况下,知识技能及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有可能根据其对企业效益的贡献率按照一定比例参与分配,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加合理,其潜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进一步释放,企业经营更具活力……
 时至今日,改革的政策空间进一步扩大,对于锐意改革、志在推动中国出版业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人们来说,这是难得的历史机遇。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政策和现实的双重可能性之间选准定位和切人点,是在新形势下继续深化三项制度改革必然要面对的课题,它也将进一步考验中国出版人的改革智慧和勇气。

摘自:《出版参考》2004-04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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