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出教材学术精品，育人文社科英才”为出版理念，在出版的学术精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术译著，比如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科学译丛”、“宗教学译丛”、“国外经典哲学教材译丛”以及《亚里士多德全集》十卷本、《康德著作全集》九卷本、《蒯因著作集》六卷本、《劳特利奇哲学史》十卷本等。在编辑出版这些作品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全流程编辑规范，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著译者交稿规范》（简称“交稿规范”）、编辑流程规范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加工规范（第五版）》（简称“编辑规范”），以这些规范为准绳，不仅保证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学术类译著的图书质量。

　　一、“交稿规范”

　　译稿交给出版社时的质量对书稿的最终质量影响很大。我们以“交稿规范”为依据，加强对译稿交稿质量的管理。“交稿规范”对译稿的要求主要包含四方面：

　　一是总体质量要求和译稿的流程要求。对于对翻译流程，“交稿规范”强调译者要先译索引，并将译好的索引作为工作手册，以便确保在出现同一专业名词时，译者采用同样的译法。这一规定对多人合作的翻译作品更能起到很好的规范作用。

　　二是专有名词的翻译与外文标注。对专有名词，要求按当代通用和标准的译名翻译，主要依据《辞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语姓名手册》和《世界地名译名手册》，力求规范和准确。但是，领袖人物、著名人士及常见地名须用习惯译法（如哲学家罗素不能译成拉塞尔，亚当·斯密不能译成亚当·史密斯等）。译名在文中第一次出现时，要用括号标注出原文，以后再出现时，则只需要译名即可，但领袖人物、著名人士及常见地名可以不注原文（如马克思、莫斯科等）。

　　三是注释的基本规范。注释规范的基本原则是清晰、统一、简明。一般说来译者注采用圈码标记、页下注的方式，在第一次出译者注时标明译注的形式，以便与原书注区分。原书注采用直角方括号标注，位置、序号依照原书，以文内夹注的形式标注的引文出处原文照录。当原注、原编者注、译者注并行时，需要以统一的形式用文字说明各注的归属。在注释的内容方面，凡是引文出处，只需照录原文即可，而解释性和叙述性的内容则要求准确译出。

　　四是索引和参考文献的处理方式。索引的翻译要确保准确性，用语要前后一贯。参考文献中的书名、版本信息等内容均原文照录，并与文内夹注的内容相对照，以保证准确无误。

　　为了保证“交稿规范”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我们还制定了译稿质量的评审制度。这一制度主要由策划编辑主导，文字编辑监督，分为样章预审、译稿过程沟通、交稿初审、质量打分几个步骤。

　　第一，样章预审。在选定译者前，由策划编辑审读译稿的样章。特别是对初次合作的译者，必须先审读样章，再确定译者。有时会同时请两三位译者同译一本书的同一章，在比较中选择译者。当然，对合作过、比较熟悉的译者，审读样章这一环节也可以采用灵活的处理方式。以选择《康德著作全集》的译者为例。编辑出版《康德著作全集》是在苗力田先生的倡议下启动的，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李秋零教授担任主编，他既精通德文，又是一位康德哲学的研究者，他的译文精准、流畅。对这样的译者我们自然可以放心地省去样章预审的环节。

　　第二，确定译者后，由策划编辑将“交稿规范”小册子或电子文件交给译者，并对重点内容进行讲解，从而保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在译者翻译的过程中，策划编辑要与译者保持顺畅沟通，及时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交流、随时解决。

　　第三，译稿交稿时策划编辑要依据“交稿规范”对译稿进行初审，对不合格的译稿要退译者修改，或者商译者另外约请校译。对于前期沟通较好的译者，这一环节的工作就相对简单，可以直接进入到责编的编辑加工和打分阶段。

　　第四，在译稿进入编辑流程以后，由负责的文字编辑按“交稿规范”的要求逐项对译稿质量进行打分，从而督促策划编辑严把译稿的质量关。

　　“交稿规范”作为译者进行翻译的操作规范，有力地保证了译稿的质量，特别是在专有译名和专业译名的把握方面为译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有助于译稿的学术质量和翻译质量的提高。以“交稿规范”为准绳的译稿质量评审制度则确保了“交稿规范”的执行。

　　二、编辑流程规范

　　编辑流程是编辑加工的具体步骤和过程，严格规范的编辑流程能够使书稿的编辑加工符合其自身的规律，有效地保证书稿的质量。为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制订了译稿编辑加工的流程图，虽然这并没有形成一个严格意义的规范性文件，但依照流程图工作却成为译稿编辑加工的一个传统。编辑加工流程的关键环节主要有以下几个。

　　（1）审读索引，检查重要的名词术语、人名地名是否有误译的情况。这是在正式编辑加工之前就需要进行的一项工作。译稿中经常出现的一类错误就是译名的差错，而索引中则集中了全书重要的专业术语和人名地名，而且索引通常是中英文对照的，对索引进行细致的比对、检查就能够发现一些重要的错误，而且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看出译者的水平，从而在编辑加工过程中提高警惕。

　　（2）判断漏译。在编辑无法逐字逐句对照原文修改译文的情况下，我们采用以段为单位进行比对的方法来判断漏译。我们通过对照段落的首句和尾句，对照英文和中文的篇幅比例，查找关键词(如大写英文字母表示的名称、机构简称，阿拉伯数字，注释的内容等)等，来核对译稿同原著的篇幅和关键内容是否相符，检查是否漏译。

　　（3）通读全书，提出疑问。书稿是否存在误译，往往是能够通过上下文是否符合逻辑，是否符合常识来判断的。遇到个别有疑问的地方时，应对照原著，做出记号。问题简单时编辑自己解决；如果属于专业问题，可请译者集中核实，这样既可保证质量又提高了效率。

　　（4）修改文字，使之符合中文习惯。在译稿中经常会出现英文式的句子，以致于整个译稿生涩难懂。所以，我们要求编辑对不合中文习惯的被动句、过长的定语以及动宾搭配不当等译稿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提高敏感性，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加以合理修改。

　　（5）提高各审次的政治敏感性。政治问题在译稿中是经常出现的，有的比较明显，有的虽只是个别字词不当，但一旦出现政治问题就会成为极为严重的错误，责编在编辑加工的过程中对政治问题要高度关注，并有责任就疑难问题提请二审、终审编辑关注、解决。

　　三、“编辑规范”

　　在编辑加工流程中，“编辑规范”（正16开127页）是我社书稿编辑加工的基本依据，其中既包含有关参考文献著录、数字用法、量和单位标点符号等用法的国家标准，也包含我社多年积累的经验和传统。这一规范对提高工作效率，提高译稿质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由于内容要求很多，在此不便一一介绍。在实施这一规范的过程中，我们有以下一些具体做法。

　　（1）将“交稿规范”与“编辑规范”有关内容要求有机衔接起来，与译者进行充分沟通，理解译者在某些细节方面的特殊处理，在不违背规范的情况下，尊重译稿的特殊性。

　　（2）在个别的细节上采取简化的方式处理，从而节约时间，以便编辑把主要精力放在书稿学术质量把关上。比如，注释中的出版社名称、地名都不要求翻译，全部照录原书。这一方面减少编辑核对这些专名的工作量，另一方面也便于真正使用这些信息的读者看到原始信息。加工索引时，在中文版本的版心旁边标注索引词在原著的页码，索引中的页码保留原著页码，这样做不仅方便读者，也避免了编辑查找索引词在中外文版本所在页码的麻烦，减少了工作量。

　　（3）关注易错点，设置编辑底线。我们对编辑的要求是，无论是什么专业的书稿，编辑必须能读懂。如果编辑读不懂，那普通的读者也必定读不懂。如果编辑对某个句子或一个段落完全不知所云，要么是因为专业差异，要么是因为译稿出现了错误。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编辑搞懂这个句子就是在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为以后的编辑工作打下基础。如果是后一种情况，我们就减少了出现错误的机会。最容易出现错误并很可能贻笑大方的是有关中国名人、名著的翻译，因为几经转译，如果译者译错了，很可能已经面目全非，编辑不对照原文、查找资料很难猜测出译者译错了。所以，如果编辑对译著中提到的中国的人名、著作名、历史事件、名言一无所知，就必须核对原文。通常说来，国外学者谈到的有关中国的内容是相对著名的，生僻的内容较少，如果出现了编辑对书稿中提到的有关中国的内容一无所知的情况，出现差错的可能性就比较大。像门修斯（孟子）、常凯申（蒋介石）这类译名，如果编辑抱着“外国人讲到的中国人，我怎么会竟然不知道”的想法去核查一下，就可以避免了。

　　（4）选用适合的工具书。我们通常以《辞海》和商务印书馆出的译名手册为参考书，但有很多国外人名或术语，通行译法与词典并不一致，有些词语可能尚未形成一致的译法，所以有几种通行的译法。此外，我们在译稿中除了关注人名的译法外，有时也要标注英文原名和生卒年。为了方便，我们有些编辑就自己归纳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中经常用到的人名、地名、专有名词以及相关信息，查找时非常方便，既有助于书稿的统一，也节约了查找大部头工具书的时间。

　　以上就是我社在编辑出版学术类译著时的一些做法，这些做法对提高书稿质量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但真正确保翻译书稿质量的关键，还在于有良好的学术著作翻译管理机制，建立学术著作翻译规范，培养高水平的翻译队伍，这才是治本之策。

来源： 《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0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