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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长谈大学出版

记者：曹巍

2004-11-01 16:26:26 来源：

　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大学出版社到今天，中国大学出版社走过了50多年的发展道路。经过举步维艰的初级阶段，大学出版社正在以其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中国出版业的一支重要方面军。它们依托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和人才优势，以各自不同的发展思路，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大学出版之路，为所在大学的教学科研和提升大学的知名度做出发自己的贡献。随着出版业改革的突飞猛进，作为大学有机组成部分的大学出版社也面临着种种问题：大学出版社怎样进行体制改革、大学出版的使命和职责是什么、出版社在大学中的地位和存在的价值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访了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的校长，他们从各自学校的特点，谈了自己对大学出版的理解和认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本文刊出时以采访先后为序。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1944年11月生，江苏扬州人。1966年于北京商学院本科毕业，1981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85年以来，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务长、教务长，商业部教育司副司长，商业部、国内贸易部教育司司长，国家教委高等教育司司长、计划建设司司长，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2000年9月起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兼任北京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的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国内建社历史悠久的大学出版社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迅速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中国人民大学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应当为学校发展、为人才培养、为社会繁荣服务。我认为，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方向不应完全脱离大学教学科研，不应与社会上其他出版社完全一样，不能够完全变成商业性的出版社，这是大学出版社最基本的定位。但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一种把大学出版社变成社会上一般出版社性质的趋势，对此我深表忧虑。我希望出版界要认真研究不同出版社的不同定位，这是我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一点看法。如果大学出版社完全商业化，只考虑个人、自身的经济效益，而不考虑或很少考虑社会繁荣的整体效益，那么大学出版社存在的价值何在?目前大学出版社改革中，表现出一种泛市场化的倾向，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依托于中国人民大学，没有中国人民大学就没有它的今天。因此，它不能脱离这个学校，而成为一个单个的、社会上的出版单位。
　我认为，改制是和需要连在一起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改革机制，怎样更好地为人才培养服务、为社会繁荣服务，这是改革的最终目的。所以，对大学出版业的改革要考虑到它特殊的定位，大学出版社与其他类型出版社应该有所区别，应该在充分调研、慎重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有利于大学出版社良性发展的措施和政策。还有，我个人认为，应该给大学出版社某种程度的减税或优惠政策，政府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
　1942年6月生，上海市人。1965年8月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工程力学系精密机械专业。曾任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上海市政府教育卫生办公室主任、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统战部长、上海海外联谊会会长。1995年至今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1998年12月起任复旦大学校长。中共十五大代表，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上海市第六、第七次党代会代表，中共上海市第七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七届、第十届人大代表。

　我想大学出版社不能完全走向市场，它与商业性出版社应该有所区别。复旦大学出版社经过不断的改革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方面，出版社在通过面向市场的改革中调动了内部员工的积极性，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复旦大学出版社为学校的学科建设、学术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由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品牌优势，许多优秀的教授成为出版社的重要作者源，这是出版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出版物面向社会传播对象的扩大和人们对知识含量高的出版物的需求量召益增加，大学出版社如何把潜力挖掘出来，使之既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又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学出版社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优势何在?因为它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它有了很好的学术品牌；因为它属于复旦大学，拥有一批知名学者和丰富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不仅对学校教学科研有利，而且还应满足社会对知识和文化的需求。出版社怎样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点，既要遵循出版业规律，充分发挥企业潜力使之具有活力，又要很好地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这两方面结合得好完全可以做到双效益。
　学校对出版社也有明确的定位，那就是发挥学科资源优势，宣传学校整体形象，为教授学者提供更好的学术出版园地。明年是复旦大学建校一百周年校庆，为了展示复旦大学优秀的学术成果，我们有一个出版计划，拟出版100种教材和100种顶尖学术著作，学校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出版社。
　学校对出版社工作很重视，由专门副校长具体分管出版社工作，我们选派的出版社社长也具有这样的理念。我们非常看重出版社的学术品牌，特别注意保护自己的学术品质，定期研究出版社学术出版情况，定期把优秀的科研成果交给他们，并对一些学术专著给予资金上的补贴。

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1951年7月生，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兼职教授，英国卡迪夫大学名誉研究员。1977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1987年于南京工学院获工学硕士学位，1994年于英国威尔士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东南大学副校长、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2001年4月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担任第五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机械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振动工程学会理事、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等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大学出版社属于大学产业的一个方面，在学校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北师大出版社在北师大所有校办产业中是办得最好的，之所以说最好，其评价指标有三：一是出版社这几年在文化出版事业中基本上把握住了方向。二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积极探索和利用学校的品牌，并按照现代企业机制去发展这个产业，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税收和综合实力方面，北师大出版社在北京市和全国的大学出版社中都是名列前茅。第三，利用学校的有形和无形资产，出版社这几年对学校的回报不论是社会影响方面还是经济效益方面都是巨大的，这为学校的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效益和影响。从这三方面来看，北师大出版社还是办得不错的。
　如何按照现代企业机制去运行这样一个传统的文化出版产业，如何利用高新技术的手段去改造这种传统产业，不断提高它的水平和效益，如何抓住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重要机遇，比如在组建出版集团、进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同时怎样在体制创新的前提下保证给大学以回报，北师大出版社今后的发展任务非常艰巨。但我有信心，出版社在学校的大力支持和重视下，在以往良好的发展基础上，一定会越办越好，最终使大学和出版社双方都受益。

朱崇实(厦门大学校长)
　1954年12月生，福建建瓯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2年厦门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82年至1985年任厦门大学法律系助教。1985年至1990年5月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大学国际经济系国际经济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0年5月归国返校工作。1990年至1991年任厦门大学法律系副教授、副系主任。1991年至1995年任厦门大学师资与职称处副处长、处长。1995年至2003年任厦门大学副校长、教授。2003年5月任厦门大学校长。中共厦门大学第七届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共厦门大学第八届委员会常委。

　大学为什么要设出版社，自然有它历史的必然。原因主要是出版社对大学的教学科研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大学出版社固然要讲经济效益，但它更重要的使命是能够促进它所在大学的整个学术水平的提升，如果它不能实现这个目的，作为大学出版社也就失去了创办它的初衷。
　大学是公益性的机构，也是一个社会服务性机构，赚钱赢利不是它的目的和专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把赚钱和赢利作为它的目标，大学的使命是提升和促进整个社会文明科学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目标应当与大学的发展目标相一致。我对厦门大学出版社的要求就基于这么一个思路。当然，我并不反对讲求经济效益，讲求经济效益与赢利是两码事，讲求经济效益意味着不要浪费，要提升管理水平，要用最小的成本做出最好的图书。所以，提倡大学出版社按照企业方式去经营，目的就在于提高它的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能力。
　学校对出版社发展寄予了厚望，希望厦门大学出版社跟厦门大学一样办出它的特色，走特色发展之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厦门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但只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同样可以有所作为。我们某些领域的研究是国内其他学校做不了的，像你刚刚提到的《透视中国东南》丛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我们地处东南，不仅与中国的东南，而且同整个亚洲的东南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厦门大学在中国东南和亚洲的东南所具有的影响不亚于国内任何一所大学。所以这套丛书一经推出就有很好的社会反响和广泛的读者群。学校一直把出版社作为教学科研的一个重要的支撑条件。厦门大学出版社进一步提高它的水平和影响力，真正使出版社成为厦门大学的象征，成为国内甚至国际上知名的大学出版社，如果做到这些，厦门大学出版社的任务和使命也就实现了。

谢绳武(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1943年11月生，浙江上虞人。1960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专业，t966年至1991年历任上海交大物理教研室助教、激光研究室副主任、应用物理系光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应用物理系讲师、系主任、教授。1991年至1997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博士生导师。1997年7月起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他长期从事激光应用和晶体中非线性光学的研究，主持承担了许多科研课题，并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1991年1月被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啥评丸“有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
　
　大学出版社是所在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上海交大出版社在教育部领导和兄弟院校的帮助下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我觉得我们社与清华大学这样的出版社和一些外国语大学出版社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学校给出版社定了两个出版方向：一是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要把我校教师的最新科研成果真实地反映出来，这是出版社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二是要办出与其他出版社不同的出版风格。像清华大学出版社早期出了很多计算机类图书，现在他们也改变’了以往的出版思路，与施普林格出版社合作出版英文图书，出版面更宽了。我给交大出版社定了另一个出版方向，就是要出一些科学家的传记。我们有许多著名的校友和在校的学者，如钱学森、吴文俊、张光斗等都是上海交大毕业的，这是得天独厚的出版资源，一定要好好利用起来。把他们的故事编成册子，一方面是对这些科学家生平的总结，另一方面也宣传了他们的人生价值，有助于社会精神文明的传播。这类图书许多人愿意看，同时也会收到很好的经济效益。交大出版社正在陆续推出这方面的图书。
　大学出版社是在不断的实践和探索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既要出精品、有影响的图书，又要考虑经济效益，做起来的确不容易。从学校方面来说，经济上我们没有给它上缴指标的压力。放水养鱼，让它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持续发展。
　我不赞成大学出版社完全变成纯社会经营的、什么书都出的商业性出版社，这不是发展方向。我个人认为大学出版社要市场化运作还应与学校紧密结合，学校给出版社很多的支持，如作者稿件、人力资源。每个大学出版社都应当充分利用这些资源使自己得到发展。

许智宏(北京大学校长)
　1942年10月生，江苏无锡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后考上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后留该所工作。1979年至1981年，先后在英国约翰依奈斯研究所和诺丁汉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自1983年起，历任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兼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92年10月至今任中科院副院长；1999年11月起任北京大学校长。1995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97年10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细胞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植物学会副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

　大学出版是文化的一个载体，它通过出版物来传播文化，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出版作为影响社会和人们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国外的牛津、剑桥、哈佛大学都有相当强的出版社，这些出版社为所在学校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其造成的影响也有助于学校知名度的提升。从这点来讲，北大出版社并不是最好的。应该说，北大出版社还具有很大的潜力，怎样能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出版真正办成一个重要的传播社会知识、推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产业，怎样转变经营管理思想，北大出版社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需要向兄弟院校出版社好好学习。有一点可以肯定，北大出版社要做精品的东西，出版最优秀的图书，但同时，因为它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它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使命，需要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是社会赋予我们的责任。
　至于改革，我想北大出版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很好地考虑经营理念。从大学来讲，我们有专门分管出版社的副校长。出版社是独立法人，它依赖学校提供原创的著作，包括兄弟院校和社会上的其他出版资源，出版社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北大出版社与一般出版社肯定不同，出精品、出版与教材相关的图书、出版著名的科学和人文著作是它主要的出版方向。北大出版社应该是个品牌，希望出版社用好这个品牌，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知名的大学出版社。

史宁中(东北师范大学校长)
　1950年4月生，江苏宜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自1991年以来，先后担任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副系主任、副校长、常务副校长，1998年任校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会成员、全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第二届高等学校理科数学与力学指导委员会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指导组召集人。2003年被评为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主要从事数理统计研究，取得了多项研究成果。他把约束条件下的统计推断首次引入国内，填补了国内空白，是国内外有影响的中青年数学家。

　东北师大出版社对学校的整个学术出版做出了很大贡献，出版社每年要拿出一定的书号和资金来支持学校学术著作的出版，其中也包括研究生教材和优秀博士论文的出版。学校很支持出版社的工作，帮助他们组织稿件，不少学者不仅自己写书，还帮助出版社组稿。学校对出版社工作的评价尺度是：是否赢利，是否获奖。我们出版社几乎每年都有图书获得国家级大奖和全国优秀教材奖。
　我认为大学出版社不应该像一般企业那样，把赢利作为首要目标。大学出版社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教育服务。过去出版社所得利润大多用于出版社的自我发展，上缴学校的不是很多。随着国家对大学出版社税收政策的改变，学校也调整了对出版社的一些政策，如过去对他们有赢利指标要求，现在原则上没有。出版社的选题结构也相应作了一些调整，尽可能地将图书重点转移到学术著作和高校教材上，其中也包括基础教育教材。
　随着高等教育形势的发展，在校研究生数量越来越大，目前，国内本科生层次上的教材很多，而专业的研究生教材非常少。这显然已不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我们想在这方面做点文章。学校对出版社总的希望是多出版好的教材，鼓励学者自己写，并鼓励他们在全国范围内、世界范围内组稿。另一方面，也希望他们继续发挥在基础教育教材方面已有的优势，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服务。

戴炜栋(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
　1940年生，上海人。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81年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获英语语言学硕士，2000年获美国韫斯洛大学教育学名誉博士学位。历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副校长、国家教委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兼英语组组长。现任教育部高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组长、全国核心期刊《外国语》的主编。

　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社创办至今不过20多年的时间，但它却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行码洋在全国高校出版社中名列前茅。我认为上外出版社有以下几方面特点：第一，它为学校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做了很大的贡献。因为它是高校出版社，主要以我们学校强大的师资队伍为后盾，反过来，它又对学校师资队伍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我们学校的学科带头人在出版社都有自己的教材、专著发表。第二，它的经济效益非常明显，成为学校计划外创收的最重要的一个来源。由于我们是文科院校，国家拨款有限，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当一部分是靠自己力量筹集。上海外国语大学近20年发展非常快，校园面貌焕然一新，其中主要的资金来源是靠出版社。另外，出版社还设立了奖学金制度，资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学生，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这么多年出版社一直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决不出版一本坏书，上海市委宣传部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
　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从长远看势在必行，但大学出版社与其他类型出版社有不同的情况。在大学的基础上创办的出版社必有其自身的特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高等教育服务，因此，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要特别考虑大学出版社的特点。对待改革我们的态度是坚决的，但步伐要稳重，要深入探讨和研究出版业内在规律和特点，寻找符合出版业自身规律的发展道路，要越改越好，越改越发展。

陈乃芳(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
　1940年11月生，江苏南通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十六大代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教管理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理事，《北京党史》理事会理事，《国际论坛》杂志主编。1964年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78年至1980年，由外交部派驻比利时大使馆兼驻欧共体使团工作。1984年至1985年公派在美国麻省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1985年至1988年任英语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党委副书记。1992年至1995年，由国家教委派驻比利时大使馆兼驻欧盟使团任教育参赞。1996年至2002年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1997年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至今。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外研社是我们学校非常重要的一个机构，虽然建社只有20多年，但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尤其是最近几年发展得非常快。外研社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快速的发展，我想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得益于社会的大形势。因为我们是外国语出版社，主要出版外语类图书，中国13亿人口中最起码有一半人在学英语，其中包括各种年龄层次的人，我们正是赶上了这个发展的大好机遇。第二，我们学校非常支持出版社工作。你们现在看到的外研社大楼，是学校打掉了两栋单身教师宿舍楼盖成的，在经费上，学校将盖楼前5年出版社上交学校的利润全部返还给他们。盖楼期间，学校常委在工地上先后共开了五次会议来协调盖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出版社重大的发展和战略决策学校领导非常重视，经过讨论后放手让他们去做。第三，得益于出版社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学校很信任出版社的领导班子，他们很有经济头脑，抓住了机遇，经过20多年的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无论是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都是可观的。由于学校全力以赴的支持，出版社每年都给学校一定的回报，这成为学校很重要的一项收入，大大补充了学校经费来源的不足。
　我个人认为大学出版社有其特殊性，不应与社会上完全商业性的出版社等同看待。大学出版社本来就是为大学的教学科研服务，同时也为整个国家的教育服务，它所出版的图书基本上是教育系统所需要的，或与教育有密切关系。希望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大学出版社体制改革这个问题。

摘自：《大学出版》2004－03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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