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嘉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辑  章思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合作部主任  刘光宇
　　施普林格亚洲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编辑  李琰

    主持人：大家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的出版合作一直在积极展开，从零起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通过版权贸易等方式，引进外国优秀文化作品。同时，在开放过程中，也将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出版物推出国门，宣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引进来”与“走出去”一直是国际出版合作的主题。

    在国际化背景下，除了版权贸易，出版合作有了更多的形式与可能性，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中国青年出版总社、人民卫生出版社等，先后以合资、独资和收购的方式进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出版市场。培生、剑桥等优秀的国外出版社也逐渐注重和打入中国出版市场。更有中外出版企业进行项目出版合作，共同创作。一些重要的国际书展也是扩大中外出版交流合作的好机会，如法兰克福书展、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和伦敦国际书展等，众多参展商齐聚一堂，了解他人、展现自我。国际化和出版合作还会更加深入。

    本期沙龙，我们邀请产学研界专家共同探讨和总结：“国际化背景下”的出版产业正经历着哪些新的动向，分享她们对于国际合作的看法。首先有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副总编辑章思英!

    章思英：首先简要介绍一下外研社国际合作历程，虽然比较简短，但还是比较成功的。外研社成立于1979年，经过30多年发展，目前我们每年出版5000多种产品、1000多种新品，其中50％都是与国际合作相关的，这些产品有的是引进的，有的是合作出版。

　　截至2012年1O月底，与我们建立合作关系的已经有391家公司，这些公司一直与我们有合作关系，并且是活跃的合作关系。最开始是把他们的版权引进过来，并且在中国出版。如朗文公司的《新概念英语》，还有《走遍美国》。我们一直维护这些产品，并通过不断更新，扩大产品线，所以这些产品一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在中国学习英语是改革开放以后的潮流，我们的很多产品在2001年之前已经成名了。从2004年开始，我们也在进行版权输出，最近输出的是《突围》——前任副总理李岚清讲改革开放初期时面临的挑战、高层决策的过程和他们的决策背景，牛津非常看好引进了英文版权；另一个是对剑桥大学出版社输出厉以宁先生的作品《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之路》。

    除了纸质图书还有数字输出，像我们拥有版权的《汉英辞典》，输出到美国一家技术公司，并且做成了APP产品。规模比较大的输出产品是《汉语900句》，这是对海外汉语初学者开发的产品，到目前已经有接近20个语种，现在还在不断地增加。

    还有和麦克米伦公司共同开发的《走遍中国》，是针对海外学习者学习汉语的，我们把版权卖给他们，然后共同策划编辑，是双方深度合作的一个产品。

    我们和李琰老师公司合作的《中华学术文库》，领域已经超过语言学习类，是人文社科领域比较新的产品，现在已经出版了四个作品。

    另一个是跟吉尼斯世界纪录公司合作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2014年由外研社出版，这个书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里面有些图标有3D标志，你用手机下载一个苹果应用AR，打开软件，对着书中的图，它自己就动起来。今年我们在国际书展上看了效果，还是挺好玩的。

    我们在推荐产品和“走出去”的同时，也把中国学者推向世界舞台。在2012年伦敦书展上，我们组织一场论坛活动，请厉以宁先生和英国一位经济学家对话，当时现场效果非常好。

    外研社的国际合作原则是机会开放、互惠双赢，职业化操作规程，讲求良好信誉。我们讲的是国际合作，事实上现在也特别重视和国内同行进行合作。我们蔡社长经常讲的一句话，“没有竞争者，只有合作者”，所以我们也特别期待更多地与国内同行进行合作。

    主持人：非常感谢章老师的分享，接下来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国际部刘光宇主任。刘老师是非常资深的版权经理人，其实版权经理这样的职业在国内的人群并不多，是小众的。如果把国营、民营各种行业的都算上也只有近千人。所以这么小众的人数能够坚持下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下面请刘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谢谢。

    刘光宇：很荣幸能够在这儿和大家交流，我也觉得很忐忑，我的优势就是我接触版权的时间比较长，而且人大的平台比较好。“胸怀天下，服务中华”，这是人大社国际部的定位，也我个人的定位——就是要放眼全天下，脚踏实地地服务好小到部门、出版社，大到国内出版行业。

　  人大社版权引入的一个思路或近路，就是先和资源比较丰厚的国外出版公司合作，因为人大社的出版地位，这些社也把人文社科类的选题，一般先给人大社优选权，特别是教材方面，这样我们就拿到不少好书。《工商管理经典译丛》已经有上百个品种，现在还卖得非常好。很多不断更新版本的书，都是那个时候
做出来的。

  　以《经济科学译丛》《工商管理经典译丛》两个译丛为开端，又陆续出版多个译丛，如《当代汉译学术名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丛书》《毛泽东研究译丛》等，在业界都形成品牌，取得了很好的业绩。

    除优质教材和学术著作外，我们还尝试拓宽我们的学科领域和合作对象，人大社无论从选题策划、编辑加工，还是营销渠道，都是比较擅长做教材的，其次是学术著作，大众类的书跟我们的教材和学术著作是不能比的，但是我们也试图以合作模式来弥补不足，就是跟一些中小型图书策划室或公司合作，出了一批大众类精品图书，如《毛泽东传》销量已经达几十万。现在大概有200多个丛书系列，单品加起来在销的有2400多种，2012年11月至今的印制码洋是1．6亿多人民币，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人大版权输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时的版权贸易主要合作对象就是台湾地区。一直到2005年前后，基本都是自然发展的状态，没有主动推版权。2006年前后，那时开始有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提法，而且有相应配套设施，人大社从2006年开始不断摸索，形成现在以人文社科、高端学术图书输出的版权输出特点。

　  人大社版权输出特色，一是权威学者和权威著作的版权输出，在版权推荐时我们发现非常吸引外方注意。比如戴逸先生的《简明清史》和程思危的《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经验丛书。

    二是国家重要领导人图书的输出与合作，做这些书基本是为了社会效益。领导人图书《李瑞环》算是第一本，在国内销量非常好，所以版权输出时更多注重社会效益。这些书基本都是和培生合作，出版了英文版还有俄文版等。

    三是以英语版本为基础的多语种开发。主要是韩文、日文、土耳其文、波兰文，还有其他几个语种。这些基本都是先有英文版，有了英文版之后其他小语种相对好推，这些年也慢慢做成规模。

    四是量质并重的合作伙伴架构。做版权输出的同行可能感觉到压力，政府有关部门要求我们达到一定的量，而我们的合作伙伴可以帮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有些是要做品牌，要出精品的，所以目前基本是量质并重的架构。《清代历史图录》专门是走图书馆的，这个书输出了几年，到现在每年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版税。这些基本是和培生合作的，合作伙伴，虽然不是那么有名，但是还有一些做得特别好，比如香港的天窗，大家知道英文翻译质量非常好，图书也很精美，所以有一些书交给他们做特别放心。他们的量不见得出太多，但是每出一本都是能拿得出手的。

    五是以重点合作伙伴为核心的联合选题开发与深度合作。比如《大国的责任》《中国的抉择》等，我们找这一类主题的书，试图把它们拿过来，与合作伙伴进行深入合作。这些书籍基本都是从选题策划阶段就想好了一定要“走出去”的图书，或者是为了“走出去”而策划的图书，在国内市场销量基本没有考虑。

    下面谈谈版权与国际合作工作的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自我评价。从最开始输出的时候，我个人有一点妄自菲薄心态，觉得中国各方面都很落后，觉得没有什么能拿出去和人分享，尤其人大社引进的都是好东西，都是很有市场的，觉得输出很难做。但是这些年被迫也好，还是不得不做也好，走过来之后发现应该对中国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就像“你恨它也罢，爱它也罢，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我们在国际合作的过程中就很深地体会到这一点，就是无论别人对它的评价怎样，我们他们都要研究中国，这就是我们工作有可为的出发点。

    第二，定位。人大社对版权输出非常重视，把这个当做任务考核，我们社完全是市场化的。社领导不干预选题，编辑会考核这本书卖的效益怎么样，单笔的效益怎么样，而在输出方面则有上层的主导和推动。在这种情况下两点特别重要，一是社领导是否支持，会直接影响到出版社版权输出的效果，有时候我们也和同行聊，有时候我们也羡慕有的社领导不太要求，能做就做，我们就是领导太支持了，感到压力很大，但是只要你能做好，各种资源在社内都是畅通无阻的，这也是人大社能有今天成绩很重要的前提。

　  版权输出还需要政府各方面资源的支持，如果社领导支持就会跟有关部门争取更多资源，他们出面和不出面最后的效果是不同的。至少对于人大社来说是如此。因为我们社不像外研社和北语社基本是天然产品，有一些优势，我们社科类的著作是比较难翻译的，我们基本是要依靠别的部门协助才能沟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很多资源。

    第三，人才和队伍。刚才侯慧主任也说版权经理人定位的问题，我们在部门招人时，要求能“出得厅堂，入得厨房”，条件非常高。我们从定位来说还是行政和服务支持部门。我们的团队还是比较强的，每个人都有优缺点，但结合在一起还是能打硬仗的一支队伍。

    我们社的想法从“走出来”到“走进去”，但现在还是版权合作、版权输出的形式比较多，下一步已经提上日程的是能够本土化和更加市场化，将来离开行政支持的“拐棍”后能够良性发展，这是我们下一步目标。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刘光宇老师，其实无论是外研社还是人大社，在国内出版社这个圈子里在“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都做了很多探索，有教训也有经验。对中国出版社而言，其实我们的“引进来”对国外出版社来说就是“走出去”。接下来有请施普林格亚洲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知名编辑李琰和大家一起分享国际合作公司的那些事情。

    李琰：谢谢大家。施普林格是一个跨国出版公司，从1864年在德国发家的一个家族医学出版机构，逐渐演化到现在成为一个全球50多个办公室，超过5000个员工的大型跨国出版机构，现在出版的期刊有2200多种，而且还在持续增加。每年出版图书接近2000多种。施普林格在跨国出版机构中算是比较早的。我们北京代表处2004年设立，那时只有自然科学和医学编辑任务，人文科学和数学编辑任务是从2011年开始的，到现在我们已经为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学者出版了几十种期刊，两三百种图书。

    另外一部分工作是和国内出版社进行合作出版，我接手的最重要一个项目是和外研社合作出版的《中华学术文库》，签署合同接近30种，已经出版四种图书，所以发展还是很快的。

    今天讨论的题目不仅是版权贸易，所以我想谈谈正在国际出版领域新兴的一种出版模式，叫开放获取。开放获取的概念在最大程度上挑战了版权的界线和有版权保护下的出版交流方式。

    开放获取出版主要是使期刊的文章以永久免费的形式在网上发表出来。开放获取期刊运行模式和传统的同行评议期刊是完全一样的，每篇文章的出版和接受都要经过严格的同行匿名评议程序。唯一不同的是，开放获取期刊收费是在出版之前的环节就完成了，任何人不需要买书，或者不需要订阅杂志就可以免费、永久地看到出版内容。

    开放获取显而易见的好处是以使科学研究内容和知识，得到最广泛和最不受限制的传播。开放获取期刊的实践到现在不足20年时间，已经有很多学术研究机构和学术资助机构，要求他们资助下的研究成果一定要通过开放获取的形式出版。

    开放获取期刊目录是一个跨国非营利性活动，每年收入全世界新开的开放获取期刊数量。DOA已经收入将近7000种开放获取期刊条款，其中21％已经是lSI收入非常高品质的科学期刊。更多知名学者和研究人员也越来越支持开放获取的概念。

    从2005年DOA开始统计全世界获取开放获取期刊的数量，到2011年底，增长趋势非常明显的。

    美国、英国、印度是OA期刊最大来源和市场，中国这些年数据不太高，2001年有18本，2012年只有1本，其实在中国开始的开放获取期刊也是每年不断增加的，包括和我们合作的OA期刊每年有1O本新刊左右。

    这是从研究资助角度来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资助机构要求他们支持的研究学者和他们的出版物都是要经过OA方式开放，也是非常明显的增长趋势。最关键问题是由谁来付出版费用。在全球出版的OA期刊付费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研究者个人自己支付的，或者是通过其他私人途径支付的，所以整个OA市场是由研究和出版经费支持的。

    这是—个比较有意思的发现，SOAP2011年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是全世界仅次于韩国第二大有出版经费支持的国家，所以很多人认为中国将是OA期刊最主要的市场之一。

  　Springer在全国也算是开放获取期刊的领先尝试者。总量来看，传统的订阅模式期刊仍然占大多数，OA期刊分作者付费和机构支持两种情况，现在两者加起来只有1O％份额，从2001年不到20种，到2013年8月份，已达145种期刊。

    当然现在开放获取期刊市场很乱，有很多非常小的独立出版机构，随便想一个名目就可以开一个OA期刊。无论是OA的还是非OA期刊，最终评定标准是影响因子，虽然影响因子指标本身有很多局限，但是大家公认为是评价质量最好的指标。在影响因子最高的8个OA期刊出版机构中，Springer遥遥领先，有176种带有影响因子的期刊，其他的几个主要是欧美比较有传统的科学出版社。

    现在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有非常高质量的OA期刊出版，每年都有大量文章发表，开放获取形式在期刊领域已经有市场接受共识了，下一步尝试是要把开放获取形式引入图书出版。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李琰老师特别专业，也特别精彩的分享。今天的沙龙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出席!

来源：《出版广角》2013年12月上（总第1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