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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世界一扇看中国的窗户——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外研社社长李朋义

徐建

2005-12-08 14:34:45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5.12.06 第4版

　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外研社社长李朋义有一句话绝对上得了2005年出版界的经典语录。他说：“过去的20年，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外研社和其他出版社引进了大量的国外优秀出版物，为国人学外语看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而未来的20年我们也要像引进国外出版物一样，把中国优秀的出版物和优秀的文化推向胜界，为外国人学汉语看中国打开一扇窗户!
　说这句话的李朋义刚刚参加完了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法兰克福书展于1949年由德国书业协会创办，堪称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书展，其对于世界图书出版文化事业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被称作出版业的“奥运会”，是全球出版业展示实力、发展合作，实现贸易的重要场所。正是在这次法兰克福书展上，李朋义和他带领的外研社团队“出尽风头”——书展开幕第二天，著名的英国《Bookseller》(《书商》)杂志的头版头条就刊登了题为《China on worldstage》的报道，并配发了李朋义的大幅照片。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外研社与培生教育集团、麦克米伦教育集团的“‘对外汉语出版工程’海外合资公司备忘录签字仪式”。
　这是中国出版界在国外书业媒体上几乎前所未有的殊荣。当然，这也是李朋义的“窗口计划”——“对外汉语与文化出版战略规划”近乎完美的第一次亮相。

　我们需要走向世界的出版雄心
　李朋义的那句经典话语并不是孤立的，其实在它的背后代表了中国文化界和出版界的一种世界雄心。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汉语在国际上的作用日益加强，全球汉语学习人数逐年大幅增长，世界对发展中的中国正充满认知的渴望，这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极为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并没有完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得到彻底改观。世界对中国的认识还残留有过去时代的印迹，偏见、误解、丑化的个案在文化交往中时有发生。这种偏见、误解和丑化显然并不全是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并没有得到世界性的普遍彻底的理解，我们的文化国际化已经滞后于经济国际化。展望未来的10-20年，中国必将作为—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国与强国自立于世界的东方，提出与这一大国形象相称的、具有前瞻性的文化产品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规划，已是刻不容缓。
　中央有关领导显然对此也是关注有加：李长春同志强调“加强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不断提高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刘云山同志提出“积极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打造外向型文化产业和文化品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初步调研与讨论，外研社于2005年初制订了“对外汉语与文化出版战略规划”。该出版规划共分为15大系列，累计近2000个品种。外研社计划每年投资1000万元，10年陆续投资1个亿，在图书出版、汉语培训及网络信息服务领域积极探索汉语产业的国际化之路，切实推进汉语的国际推广工作。
　李朋义说，中国文化到底怎样走向世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能力，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产品出口的能力，作为文化产品中最为重要的生产者，出版社“外向型出版”能力至关重要。那么多年来，我们的出版社“外向型出版”能力一直不足，现在是大力提倡并积极发展这种能力的时候了。我们的出版界应该有走向世界，推广中华文化，做大、做强的雄心。
　这种做大做强并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好大喜功。一方面，我们拥有很好的出版资源。中华文化所崇尚的“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准则，中华文化所讨论的“道”、“人”、“天”、“命”，“仁爱”、“心性”等核心概念，中华文化所秉持的“谦和”、“宽厚”、“克己”等处世法则，中华文化所认可的“尊老”、“爱幼”、“尊师”、“重教”、“尚学”等传统美德……这些作为我们民族所赖以延续的独有的精神资源，配合五千年精神文明的文字载体——浩如烟海的华夏文化典籍，“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内容上它们足以让中国出版界在世界出版舞台上位置显赫。
　另一方面，我们的“外向型出版”显然也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从欧美各国的经验看，“外向型出版”在各国出版业中所占比重都比较大，有着巨大的市场空间，而中国虽然是一个文化资源的大国，但远不是一个文化产品的大国，更远不是—个文化产品输出大国，“外向型出版”比重—直较小，成长空间很大。

　让汉语出版在世界舞台自由跳舞
　出版显然已经成了我们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主要“旗手”，但这个“旗手”必须讲究策略。李朋义说，我们目前的重要任务，是按照市场化的要求，为实现运转文化资源的产品化、国际化，找到更为合适的出版形式，实现文化资源与文化创意的产品化，并通过这些文化产品，让所有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在习得语言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华传统道德与价值观的熏陶，进而为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推行“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创造最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
　李朋义介绍说，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非常重视对外汉语的推广和对外文化的传播，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国家汉办作为跨政府部门的协调机构正在有计划地派出教师，设立国外教学中心以及编写国别教材。特别是最近国家汉办将在1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汉语教学机构——孔子学院，显示我国政府已经空前地加大了海外汉语教学的力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共出版各类对外汉语教材670多种。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目前汉语教材的出版已有较大的发展，出版数量、种类都呈几何级数增长。
　在对外文化出版与传播方面，国家外文局以及外文出版社一直是我国对外文化出版的主要窗口，先后出版各语种关于中国国情和文化的期刊30多种。此外，还有计划地翻译介绍了我国古典文化以及部分现当代作家作品，其中“熊猫丛书”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文化部、广电总局等部委都非常重视对外文化宣传工作，组织了—系列的大型活动，如中法文化年项目等，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虽然有了那么多的努力，目前的对外汉语出版状况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国际影响力仍很不相称。主要存在以下不足：对外汉语教材出版缺乏系统性和计划性，重复出版现象严重，精品教材不多，缺少有影响的权威的汉语学习教材、工具书和文化读本；出版形式比较单一，基本还处在纸质媒体出版阶段，缺少综合性、立体化的语言教学手段与之配合；缺乏对出版资源的整合利用以及政府调控和引导，没有清晰明确的中长期出版规划；缺乏良好的运营模式和国际发行与推广的渠道，对外文化产品无法进入国外主流媒体和渠道。
　对于对外汉语出版的不足，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一言足以概之——“市场意识不足”。也就是说，我们的对外汉语出版在世界出版舞台上的步伐还太凌乱、太生硬、太不自然。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对外汉语出版舞步在世界出版舞台上自由萧洒?
　要把“走出去”工程做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我们必须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以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化手段与贸易模式，推动汉语与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李朋义认为，“走出去”工程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教学、研究与出版相结合的对外文化传播；国内现有资源的整合；同国外重要教育出版集团的密切合作；跨媒体、全方位的对外文化传播。其中最重要的三大要素是产品规划，产品制作与营销渠道。
　外研社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制订了他们的计划和开始了他们的世界出版舞台上的“萧洒舞步”。
　在产品规划方面，他们首先认真分析了他们的市场，它包括国内市场以及国外市场两部分。国内市场包括来华学习、旅游的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以及从事外文等公务活动的外国人。就国外市场而言，又包括了专业教育机构、华裔人群、短期汉语学习班以及普通的社会读者。他们的产品必须建立在对各个细分市场的充分认识之上；其次，他们在出版前期密切同国外同行合作，把了解国外读者特点的教育家、汉学家请进来，从而使最终的产品更符合国外市场的要求；第三，他们追求产品多样化。根据各个细分市场的不同需求来研究选题、组织出版，学术经典出版与大众传播相结合。对外文化传播产品将涵盖这三个方面的内容，由此细分为多种产品形式，最终形成一个由图书、音像、多媒体及网络产品构成的统一体。
　在产品制作方面，基于“走出去”出版战略的要求，他们将尽可能利用现有对外文化传播资源，进行广泛的横向合作，同时开发新的文化产品，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制作具有强劲生命力的产品。
　在营销渠道方面，他们利用外研社同国外众多知名教育出版集团的合作伙伴关系，同培生教育出版集团、麦克米伦教育出版集团等国际大型出版集团合作，在中国成立面向海外市场的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共同组织选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利用其畅通渠道，“借船出海”，使我们的产品进入国外主流社会，最终实现文化输出及可持续发展。成立面向国外市场的对外合资出版公司，将为他们提供一个整合的平台。通过购买版权、合作出版等一系列商业手段，集中、整合一切可纳入对外文化传播“走出去”战略的资源。在弘扬祖国文化的大方针指导之下，将现有出版经验与国外先进的管理运营模式相结合，使文化传播本身成为商业上可行的一个产业。在逐步实施“走出去”工程的过程中，他们将随时进行数据收集，最终通过网络支持建立起一个面向全球的中国文化爱好者的国际俱乐部。在此基础上实现资源互动，最终实现文化传播与教育培训一体化，为跨媒体的全方位发展做好准备。

　对外汉语出版需要有关部门援手
　虽然对外汉语出版，特别是外研社的“对外汉语出版工程”计划，李朋义几乎充满了掩饰不住的雄心和壮志，但他好象同时也掩饰不住对实施这一计划困难的焦虑。
　李朋义说，对外汉语以及对外文化出版既是关系到我国国际形象和文化发展战略的宏伟事业，也是一项政策性极强的工作。新闻出版总署的“走出去”战略令他倍感鼓舞，但同时他也意识到，发展汉语与对外文化传播事业任重道远，相形之下出版社的力量显得极为有限，政府的领导、支持和宏观调控将是保证这项事业成功的关键所在。
　他特别希望在这个“对外汉语出版工程”计划中，政府有关部门能施以援手。首先，他希望能成立以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等有关部门领导同志为首的“走出去”工程领导小组，随时对“走出去”工程的实施进行政策指导；其次，希望对“走出去”工程中经过专家论证可以确定并列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的项目及时立项予于以公布，避免同类选题重复出版，实行必要的宏观调控。第三，希望对“走出去”工程的实施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比如在国内各外宣部门现有资源的再利用、合资公司开办等方面提供便利条件。第四，希望参照他国政府鼓励对外文化传播的做法，为“走出去”工程中一些投入大、回报低但又具有深远意义的项目提供适当的政府补贴。为推动该项目的进程，建议目前采取向国家申请贷款或借款的方式筹措部分启动资金，待项目成熟或赢利以后，再如数归还国家，并用来支持其他文化事业的发展。具体来讲，可采取国家贴息贷款1个亿，出版社方面配套投入1个亿的方式。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5.12.06 第4版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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