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中华学术外译历年立项公示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2019-2021年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机构合作网络的演化状况，为决策者有效优化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行动者主体的结构提供依据。研究发现，越来越多机构加入到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中，合作网络呈现出比较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传统社科类强势出版机构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大学出版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联合申报项目中从合作广度、资源中介等方面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研究发现三种典型的合作模式，分别为基于关系资本的邻近优势嫁接型合作模式、基于认知资本的学术资源整合型合作模式和基于结构资本的规范制度嵌入型合作模式。研究指出需要通过社会资本整合提升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合作效能。
　　【关键词】社科学术图书；出版走出去；合作网络；合作模式

　　1.引言

　　学术出版既是对本国前沿学术研究成果的集中性组织呈现，也是各国创新能力的博弈与话语权竞争。学术交流的无国界属性使得学术出版在国际传播体系中具有天然优势，事实上，学术出版走出去成为落实对其他国家形成知识、思想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20世纪中后期，美国、法国、德国、英国等出版强国都设置专门的项目、专门的组织或者专门的出版基金来推广本国的学术图书[1]。对照而言，从早期的《大中华文库》工程 （1995）、到中期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4）、中外图书互译计划（2008）、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2009）、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再到近期的中华学术外译（2010）、丝路书香工程重点翻译资助（2014）等一系列项目的实施，我国也在持续推动中国文化和学术“走出去”[2]。其中，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于2010年设立了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项目旨在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扩大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国际学术话语权，让世界更加了解“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截至2021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历年立项总数达1400余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设立10余年来，出版机构在翻译授权和对外输出途径方面的社会资本受到了各界关注，项目申报方式等方面也越来越完善。

　　作为一个国家学术成果与全球学人对话的平台，学术出版在推动全球学术交流方面具有重要的媒介作用，已有研究对这一议题积累了相当丰厚的研究成果，但现有对学术出版走出去相关的研究更多将视角聚焦于科技期刊这一载体，而对于学术著作为载体的学术出版走出去关注较少。此外，在研究问题上更关注走出去的现状与问题、支持政策、提升策略等描述性研究，而忽略学术出版走出去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已有研究虽然已涉及对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行动者主体的重要性进行论述，但对行动者主体构成的合作网络及其结构演化等具体属性却无系统深入研究，不同类型主体在合作网络演化中发挥什么作用？合作网络结构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具有怎样的演变？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更好地优化配套政策支持体系对行动者主体的支撑匹配度，并对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行动者主体结构进行合理地动态调整，以便实现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结构性优化。

　　本研究所选取的数据来自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发布的中华学术外译历年立项公示栏目，由于2019年申报方式变化，变为个人作为项目主持人，出版社作为责任出版单位，两者分工共同完成项目。因此，本文以2019年为时间节点选取了2019-2021年共3年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577项（2021年度235项，2020年度191项，2019年151项，不含期刊类）。一个社会网络是由多个节点和各个节点之间的连线组成的集合。本文研究关注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合作网络，因此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具有合作关系的出版机构和大学为节点，以共同承担一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连线构建机构合作网络。本文主要关注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的网络密度、中心度（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 以及核心－边缘结构等指标揭示合作网络的结构性特征。

　　2.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结构特征

　　以2019-2021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合作申请矩阵数据为数据源，导入UCINET软件，生成机构合作网络图，对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的演化进行分析，对机构在各网络中的位置和角色进行研究，并使用NetDraw软件绘制机构合作网络图（见图1、图2、图3）。其中，红色圆形节点为社科学术图书合作网络中的主要行动者主体——出版机构，蓝色方形节点为社科学术图书合作网络中的主要行动者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网络节点大小代表该节点的点读中心度，节点越大，与该节点相连接的行动者主体越多，连线粗细代表连接关系的数量，关系线条越粗，即两个节点之间的合作承担中华外译项目越多。

图1 2019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机构合作网络图

图2 2020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机构合作网络图

图3 2021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机构合作网络图

　　2.1整体结构分析：中心边缘型合作结构

　　结合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是一种接近中心边缘型的网络，网络凝聚力较低，同时具有较低度平均度。在中心边缘型网络中，部分核心节点占据大量的联系，而大部分节点占据的联系较少，节点间的地位和权力分配差距较大，网络容易受到部分核心节点的影响；同时，节点间的联系不紧密，网络结构相对松散且稳定差。从2019年到2021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虽然吸纳了更多的行动者主体，网络规模有所扩大，但其网络凝聚力和度平均度指标变动微弱，整体而言，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仍然存在行动者主体多元性不足且垄断性程度较高的现象，出版机构之间存在资源配置不均衡的可能性。

表1 2019-2022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结构特征

	2019	2020	2021
网络规模	118	142	176
网络关系	132	174	223
网络密度	0.01	0.009	0.007
网络凝聚力	0.094	0.162	0.165
网络度平均度	1.119	1.225	1.267

　　2.2网络中心性分析：相对稳定的网络关键节点

　　中心性是社会网络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中心性高的节点在网络中拥有更高“权力”，在社会网络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在社会网络分析中，对于中心性的指标主要有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等指标。在机构合作网络中，点度中心度指的是与某机构有直接合作关系的机构数量，机构数量越大，机构的点度中心度越高，机构在网络中的社会地位也越高。综合2019-2021三年合作网络中度中心度TOP10的节点数据，可以观察到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的关键节点即高度中心度的节点波动较小，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华书局等7家出版机构连续三年都是合作网络中的TOP10节点。从出版社属性来看，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三类主力军：依托高等院校的大学出版社（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等），隶属于国家科研机构的出版社（如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具有深厚学术出版传统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是网络中的核心节点，这与已有研究中提出的“‘中华学术外译’出版物，应当由国家级的出版机构联合国外有影响力的重要出版机构共同出版”观点相印证[3]。尽管这些关键节点在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过程中拥有国际合作出版与版权输出经验，相较而言拥有显著的社会资本优势，但从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行动者主体多元性而言，目前进入国家主要资助项目计划的地方性出版机构是明显缺失的。

表2 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度中心度TOP10出版机构
（2019-2021）

序号	2019		2020		2021
	出版机构	度中心度	出版机构	度中心度	出版机构	度中心度
1	北京大学出版社	1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7
2	商务印书馆	14	商务印书馆	19	商务印书馆	28
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14	中华书局	20
4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	浙江大学出版社	12	北京大学出版社	18
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10	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5
6	复旦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7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2
7	人民出版社	6	南京大学出版社	7	译林出版社	11
8	中华书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武汉大学出版社	5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6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9
9	清华大学出版社	4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5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8
10	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	3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4	南京大学出版社	7

　　3.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团队与模式分析
　
　　在理解与解释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合作团队及其合作行为时，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视角。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组织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所获得的实际和潜在的资源总和，一般可从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和认知维度理解和衡量社会资本[4]。对于长期依赖国家政策资源输入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尤其是学术出版走出去，在制度框架下发掘自发的团队合作模式有利于整合游散的社会资本，提升行动者主体的实质性参与与内生性动力。社会资本整合对于提升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效能具有重要意义。一是社会资本的特征集中表现为信任、规范和网络，社会资本整合提升了合作的可能性，进而提升合作效率。二是社会资本能降低交易成本。在一定的信任范围内，非正式协调往往比正式制度具有更高的效率。三是社会资本通过资源的整合与重构，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促进合作效能的提升。中华图书外译项目申报中2018年开始出现出版机构与个人联合申报的新现象，并在2019年作为新规给予制度化足以说明社会资本整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兼备外文写作能力和专业学术背景的学者个人与掌握版权和对外输出途径的出版机构，彼此已经意识到“优势互补”的必要性[5]。

表3 2019-2021年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典型合作模式

出版机构类型	责任出版单位-申请人所在单位合作关系示例	社会资本类型
国家级出版机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20）	结构资本-网络
大学出版机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浙江外国语学院（202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内蒙古大学（202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2021）	认知资本-规范
地方出版机构	南京晓庄学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美术出版社（2021）	关系资本-信任

　　3.1基于关系资本的邻近优势嫁接型合作模式

　　关系资本指网络节点间以二元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形态，往往是社会资本积累的逻辑起点。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结构中，基于二元关系的合作结构是最为基础的合作模式，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基于亲情、友谊、地缘等特定关系属性类似，机构合作网络中基于关系资本的合作最初也多基于地理邻近性、内部系统一致性等产生信任和合作的基础。例如在中国社科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中，一种较为典型的合作模式是基于地缘的关系资本合作模式，这在项目申请人所在学校相对缺乏学科优势基础的优质资源时尤为明显，例如2019年一项获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所在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和本地出版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组成的合作模式，2021年获批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齐鲁工业大学和山东美术出版社组成的合作模式，都是一种基于地域邻近优势的资本嫁接模式，通常集中在一些地方性的出版机构中。这类合作模式在整体中国社科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中是一种较为边缘性的、短期的关系资本结合模式，难以扩展为更为深入的认知资本与结构资本等相对更为稳固并具有全网络的合作幅度。这与其他学者提到的“一些有特色的地方性出版社没有竞争优势，宜从他们中选取一批有地方或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立项资助”[6]的问题和建议是不谋而合的。在建构多层次、多主体参与的、立体的国际传播格局的大背景下，地方出版机构基于关系资本的合作模式理应受到制度化的平等对待甚至倾斜，在立足地方的前提下，在兼顾国家整体战略目标前提下，从地方视角出发，用地方叙事向世界讲述中国学术。

　　3.2基于认知资本的学术资源整合型合作模式

　　认知资本侧重于强调群体范围内的共享资源以及群体活动层面的共享愿景。由个人关系性嵌入导致的关系型资本属于微观范畴，由结构性嵌入导致的结构型资本属于宏观范畴，认知资本则属于中间形态的资本类型。从结构上看，认知资本属于自我网络结构到整体网络结构过渡中的局域网络[7]。从发挥中国学术资源优势，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看，能够实现“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的主体无疑是既有外文写作能力又熟悉相关研究领域的学者。这其中，大学出版社拥有天然的关系资本优势，其与高校科研人员、学术翻译主体共享一套独特的话语体系和价值标准，能够促进二元关系外第三方主体的跨关系互动。在关系资本积累基础上逐渐生成认知资本，而发展出基于认知资本的在更广泛群体范围内的共享资源与愿景。例如大学出版机构在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中的高度中心度节点占据重要份额，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连续三年都进入TOP10网络节点。以2021年中国人民大学为责任出版单位的中华外译项目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单位既覆盖本校研究人员，也包括浙江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地方院校，并且其翻译语言涵盖除英文外的俄文、蒙古文、西班牙文、韩文、斯瓦希里文等多元语种。这类合作模式是整体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中的中坚力量，能够跨越一定网络范围形成局域网络的联通与合作，形成更为稳定的局域性文化、规范和价值体系。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基于认知资本将自身积累的国际出版资源与国内外出版界共享，搭建“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邀请学术机构和高等院校共同形成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8]。

　　3.3基于结构资本的规范制度嵌入型合作模式

　　结构性嵌入将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关系分析上升到整体系统层面。结构资本具有跨群落特征，在合作网络中表现为特定群落内行动者主体 与群落外行动者主体的互动或群落间的互动关系。部分行动者主体可能跨越不同群落的结构洞而享有相关的信息优势，处于网络中心位置的节点拥有更多的机会来利用和控制信息与资源。例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是深度嵌入在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合作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其掌握的信息、资源、关系等优势能够转化为联通全网络的合作资本，使得在责任出版机构-高校科研人员联合申报的中华图书外译项目中，能够形成制度性的规范，从而影响整体网络结构。在中国社科图书走出去的过程中，项目整体的流程把控、与外方出版机构的沟通工作往往由对国际版权贸易、国际合作出版经验丰富的出版机构负责，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在社科图书国际出版过程中所积累的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嵌入性结构转化形成整合不同层次高校科研主体、连接不同类型出版机构的重要基础。例如，在外译项目实施过程中，国内出版机构起到了重要的桥梁搭建和监管的作用。有着丰富的外译项目管理经验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会在外译项目申报前，把最新出版的图书推荐给各外方出版机构，并签署出版协议或意向书，使得项目操作更为顺畅[9]。当结构资本积累的程度使行动者主体占据网络核心位置时，往往会形成与外语类院校等具有翻译资源保障的高校机构的稳定合作关系，从而实现跨群落间不同资本的置换与粘合。例如，202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功合作获取4项中华图书外译项目，覆盖法文、英文、波斯文等语种。

　　社会资本三个维度并非相互独立、互相排斥，而是相互影响、互相转化的。在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过程中，伴随着行动者主体的加入与退出、关系的缔结与重构，实现社会资本的累积变化，而三类社会资本对于整体社会资本的贡献也伴随着合作网络演化此消彼长，体现出合作网络演化过程中社会资本的流动性。

　　4.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社会资本整合策略

　　4.1关系资本整合：学术资源与翻译资源的连接

　　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需要对学术资源与翻译资源的有效整合，而整合的路径往往依赖于出版机构编辑、作者以及译者等个体的关系资本。例如，有学者指出当中华外译项目指定的日本出版机构目录中的日方出版机构均以“著作内容与出版机构的方向领域不符、担心外国人的日语写作能力、签订合同也未必能履约，又或者需要预付部分出版经费”等等拒绝翻译出版[10]，作者个人通过个人关系网络联系以出版学术著作见长的晃洋书房，最终促成了翻译出版计划。这类不在推荐目录内的机构，需要国内学者、译者既有的关系资本整合，使外方出版机构在面对翻译出版事宜中的谨慎保守态度得到缓解。又比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章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曾拒绝一家国内出版社的外译申请项目，主要是担心出版社采取招标方式选择译者的方式，会导致译者的学术素养、对著作的了解程度都难以保证，因此他选择“宁肯不出”，并直言如果没有专业的操作、不能按照海外学术著作的规范流程来规划出版以及后续落地，译本的内容和效果都会大打折扣[11]。因此，在译者选择与对接的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作者个人的关系资本整合。此外，在整合学术资源的过程中，应当兼顾地方性院校与地方出版机构的资源对接。传统社科类强势出版机构以及大学出版机构在联合申报项目中从合作广度、资源中介等方面都起到了关键作用，处于网络核心位置，但地方出版机构在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合作网络中的弱势位置，尽管存在部分基于关系资本而达成的地缘性合作，但这种合作往往是非固定且难以拓展的，往往存在地方院校的相关学术资源、学者资源、翻译资源难以有效与地方出版机构对接的问题。地方出版机构在国际出版方面政策鼓励与国际人才队伍建设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推动地方出版机构的优秀学术著作走出去的过程中，可以拓展与现有网络中具有结构资本优势出版机构的合作。例如2021年中华外译项目中有一本书《中国山水画史》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三家单位联合申请立项，兼顾了地方出版社、语言类高校与具有翻译出版资源的出版社的资本优势。

　　4.2认知资本整合：责任协调与利益分配的平衡

　　随着外译项目申报政策的不断调整，从2019年开始，中华图书外译项目申报主体变为科研人员和国内出版机构两方，这在合作网络中形成了出版机构和科研单位的联合申报现实，尽管基于关系资本、认知资本和结构资本能够给予合作关系一定的规范性和互惠性，但涉及更为具体的资助经费分配等问题时，依然存在社会资本难以协调的责任困境。需要在申报的制度设计中鼓励出版机构与学者个体、高校单位的对等合作，赋予双方同等的项目运作管理权，也可增加更为明确的限制性规定或约束性条款，规范学术出版走出去项目中的责任与利益分配，从而发挥政策制度公信与社会资本的协调作用。例如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主要类别之一，在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中具有与其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等重要的地位，针对中华外译项目，鲁东大学外语学科加强学科建设，围绕服务国家“走出去”和“一带一路”重大发展战略，打造了多语种中华典籍与当代学术外译学术团队，构建起了本领域特色鲜明的学术高地，取得了系列重要学术成果，近三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5项。此外，考虑到社科学术图书外译过程中跨语境的学术译介的现实难度，往往需要目标国母语译者与国内译者共同合作翻译，因此可以适当在制度设计时向海外汉学家和译者开放申请资助，以调动海外汉学家和译者积极性，延伸中国学术外译的资助链条。最后，建立资助政策的体系化、层次性通道，例如除国家官方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外，中国人民大学还配套有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外译项目，已经签约和出版学术著作近170种[12]。在此基础上，可打通不同内部体系资助政策的申请互通与双方互认，比如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可以申请浙江大学外译项目，形成制度协同。

　　4.3结构资本整合：平台搭建与资源共享的影响

　　将合作网络中行动者主体的协作固化为流程和惯例，进而提高合作、解决问题以及产出的效率是结构资本整合的主要功能，因此，结构资本通过建立一个知识共享、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平台，来减少合作成本，提高合作效率。海外学术出版市场的主要渠道被大型的国际学术出版集团所垄断，学术出版若不经由与这些出版机构合作，其所推出的学术出版产品就难以进入目标国的主流的传播渠道，如海外主要的大学图书馆和高校科研单位，因此整合结构资本，形成平台性的共享资源网络格外重要，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发起设立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2009年改名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作为合作体发起单位，主动贡献自身十多年积累的国际出版资源与国内外出版界共享，合作体成员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享合作体中的国际出版合作机构资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为使国内外学术出版机构能有充分交流互动的平台，自2013年开始定期举办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高端论坛，为学术出版同仁提供信息交流与经验分享的平台[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积累了丰富的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对接的经验，形成了完善的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流程规范，通过将国际合作实践转化为结构资本，辐射整个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合作网络。社会资本的形成是一个逐渐积累的动态过程，在学术图书走出去的不同阶段可能具有不同的特征，合作网络中的行动者主体从所嵌入的网络中获取和调配资源，整合各类资本，可以有效提升中国社科学术图书走出去的整体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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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姜春洁.中华学术外译的社会资本分析（2010—2019）[J].外语研究,2021,38(01):8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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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一带一路”出版合作优秀案例丨人大社：“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版合作体 绘就国际学术出版新篇章.[EB/OL]. https://mp.weixin.qq.com/s/KVn3Sc__r8x7zhHQo8OYfA. （2020-11-30）.
　　[9] 吕秋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助力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基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2020年的统计分析[J].出版参考,2021,(11):26-32.
　　[10] 姜春洁.中华学术外译的社会资本分析（2010—2019）[J].外语研究,2021,38(01):85-90.
　　[11] 学术出版走出去，还需爬坡过坎[EB/OL].https://m.gmw.cn/baijia/2019-04/22/32761639.html.(2019-04-22).
　　[12] “独树一帜”的人大社，如何备受海外市场青睐？[EB/OL].https://mp.weixin.qq.com/s/7Y7KkIp-wEIi37IX0tO1Aw.（2021-10-28）.
　　[13] 刘海涛.学术出版“走出去”研究[M].民族出版社,北京,2018:53.

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