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推进主题出版方面,高校出版社存在欠缺整体竞争力、持续输出量、申报稳定性等三方面的不足,同时呈现擅用资源、取长补短等专业出版优势。“十四五”时期高校社具备成为主题出版“新引擎”的潜力,具体可在延伸“学术/教材型”特色主题出版、深挖“泛主题出版”优质资源、加强“青少年主题出版”选题开发、拓宽主题出版“走出去”路径等四方面奋力前行。 【关键词】“十四五”时期;主题出版;高校出版社;教育出版
1 面向“十四五”的主题出版重要性彰显
作为以党和国家的重大主题为表现对象,对其中的重要活动、重大理论或重点事件展开的“重量级”出版活动,“主题出版”日益受到出版业的关注。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客观要求,国家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理论梳理的现实需要,助推“主题出版”的价值意义愈发凸显。2015年,“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在9个子规划中将“主题出版”列于首位,对主题出版规划给予重点政策倾斜;2019年,中宣部出版局指导评选的“中国好书”中,主题出版类书籍占比达到近1/6;根据统计,2012年至2020年,国家相关项目基金对主题出版物的资助占比接近50%[1]。“十三五”时期国家着重加强“主题出版”的整体推进与集中宣传,“主题出版”工作越来越得到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出版单位的高度重视。
面向“十四五”新阶段,“主题出版”事业被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国家宏观形势看,持续肆虐的疫情延续,使突出党的坚强领导、弘扬“白衣逆行者”抗疫事迹、提振中华民族凝心意志的主题出版重要性持续凸显;动荡严峻的全球局势,推动与世界勾连互通、彰显“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的主题出版紧迫性加速提升。
具体政策制定看,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首次专节论述“做强做优主题出版”,并且总计11节规划组成中有6节论述了“主题出版”的建设内容[2];中宣部《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明确规定,入选“年度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每种选题,将为所在出版单位加1.5分,甚至超过国家级资金资助项目的奖励分值(每种1分);《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申报指南》特别提到,入选2021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项目,将按“事后补助”方式,以正式出版物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且不占用年度出版基金项目申报名额[ ]。总体来看,“十四五”时期针对“主题出版”的政策红利,极大激发了出版单位对于主题出版类选题的策划“内驱力”,体现出国家层面对主题出版事业的空前关注。
2 高校社主题出版的不足与优势
高校出版社作为出版单位中形态特殊的一种,是依托高校、面向社会、促进学术繁荣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出版阵地。聚焦“主题出版”,近年来高校出版社自觉提升针对大局的服务意识,深度结合自身的教学科研优势,总结创新实施“主题出版”的工作路径。
2.1 不足
2.1.1 高校社主题出版欠缺整体竞争力
将高校出版社视作一个整体,可见其在主题出版开拓方面尚未形成强大合力。根据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数据统计,高校出版社选题入选量仅为全国出版社选题入选总量的7.92%,高校社最少时一年只入选3种选题,任意一年中任意一家高校社入选的图书品种数都未突破5种;“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中,高校社入选“主题出版类”选题也仅占全国“主题出版类”入选选题数量的15.6%。考虑到高校出版社占全国出版社约20%体量的整体规模,高校社作为一个整体在推动主题出版方面的综合实力略显落后,尚欠缺作为一个整体的竞争合力。
2.1.2 高校社主题出版欠缺持续输出量
教育部“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项目”数据显示,高校出版社上报主题出版选题数在2016年至2019年逐年稳步上升,但2020年和2021年呈现出较大下降,这一方面与2019年后书号管控趋紧、质量检查升级、审读要求提升等政策因素有关(“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项目”申报条件为当年出版或该年度内即将出版的图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校社于主题出版的选题储备与应变能力方面“力所不逮”,侧面呈现出高校社主题出版整体输出“产能不足”的现实问题。
2.1.3高校社主题出版欠缺申报稳定性
根据2016—2019年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项目”数据分析,高校出版社历年来实际入选率波动很大,年度入选率最高时超过25%,最低时只有10%左右,这不仅部分体现了教育部对高校社主题出版物的质量标准和整体要求在不断调整,也客观反映出高校社主题出版整体缺乏“细水长流”般的申报持续性。值得关注的是,仍有一部分高校社始终未实现“零的突破”——多年来既未入选过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国家出版基金等项目中的主题出版或“泛主题出版”类项目,也未入选过教育部全国高校主题出版项目,甚至有个别出版社尚未策划出版过主题出版这一重要类型选题。以上情况说明高校社在主题出版方面尚未激发出全部潜能,暴露出当前高校社在主题出版领域缺乏选题稳定性和申报持久力的短板。
2.2 优势
2.2.1 擅用资源,专业突出
总体分析可见,部分“头部”高校社擅长调动社内外优势主题出版资源,在中宣部、教育部等组织评选的主题出版项目中成果丰厚、成绩斐然。如人大出版社主题出版选题储备丰富、专业精当且规模性强,具体在国家重大方针政策解读、党政党史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专题等选题策划方面具备雄厚实力。截至2022年6月,人大社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图书总量占高校社总量的1/4,合计72种图书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项目”,并在“十四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主题出版类”中入选4种选题,名列高校社入选数量前列。
又如北大社专攻人文社科类主题出版优势领域,体现出对国家经济研究、国家法治建设以及“一带一路”专题策划方面的主题敏感性。北大社仅于2016年和2019年在“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评选中缺席,其7年来共计9次入选该项目,反映出高校社中难能可贵的主题储备稳定性和选题规划延续性。再如教育部部属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合计有6种图书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3种图书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主题出版类),其重点发挥了出版社教育出版的特色优势,在高等教育宏观政策研究等方面凝聚了主题出版的核心资源与专业优长。
2.2.2 取长补短,锋芒毕露
众多高校出版社扬长避短,通过所依托高校的特色科研与教学师资优势,在主题出版领域脱颖而出。如北师大出版社、上交大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双一流高校的出版单位,近年来在“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评选中依托优势学科均各有2种图书选题入选,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新疆大学出版社等具有鲜明资源特长的高校社均各有1种图书选题入选;北师大出版社、南师大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等师范类大学社深挖“师范院校”独特的师资科研出版资源,均在“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主题出版类)方面有所斩获。分别解剖这些高校社的选题结构可见,其入选主题出版的优秀选题均充分发挥了依托高校的优势专长。
此外,在近年来未曾入选过中宣部主题出版图书项目的名单中,仍有众多以系列化、精品化选题大量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项目的高校社,如仅2018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入选29种,厦门大学出版社入选28种等等,这些高校社虽在中宣部主题出版项目方面尚未形成突破,但依托各自独特的专业性优势策划优质选题,在建设教育部“全国高校出版社主题出版”方面取得了不俗成绩。
3 “十四五”时期高校社主题出版提升策略
结合以上数据与优劣势分析可见,占据全国出版社1/5体量的高校出版社在主题出版方面尚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在空间,具备成为我国主题出版“新引擎”的巨大潜力。具体来看,“十四五”时期高校出版社可以在以下四方面重点突破。
3.1 延伸“学术/教材型”特色主题出版
高校出版社依托所在高校的教学科研师资和一流学科资源,在“科研成果转化”和“教材延伸出版”方面具备先天优势,高校社应进一步挖掘高校学术出版资源和教学研究成果,深化具备高校鲜明特色的“学术/教材型”特殊主题出版类型。
在中宣部出版局主办、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承办的“擘画‘十四五’ 奋进新征程——做强做优主题出版”活动中,北大出版社党委书记王明舟指出,“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在高质量发展要求下趋于一致,即“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内涵和外延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因此北大出版社正着力加强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融合,打造“学术型主题出版品牌”[4]。例如北大社入选“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专项规划(主题出版类)的《红色翻译史》选题,就是学术出版与主题出版深度融合的典型成果。
又如北师大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国内首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入选2022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作为一门研究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基本原理,又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概括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和运行规律的社会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力求解释社会发展的“中国之谜”,讲好“中国社会故事”,阐发“中国社会之治”,体现出依托北师大社教育出版优势下“亦教材亦专著”的主题出版策划新思维与编辑新理念[5]。
3.2 深挖“泛主题出版”优质资源
主题出版作为一种出版类型,本质上也是带有鲜明区隔属性的文化产物;因此,由不同内容和编排方式产生的主题出版物,一定会对应着划分清晰、风格迥异的不同“读者圈”。如果仅仅从主题出版的概念化固有形态思考策划方向,就易忽略掉对受众终端体验性和不同受众类型区分度的观察,便难以在主题出版方面找到高校社的优势切入点。正如知名出版人于殿利所说,“千万不要狭隘地理解主题出版”,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为目标,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为内容素材的选题,都属于主题出版”。[6]也即正因“主题出版的另一个倾向,就是‘泛主题出版’,相对于指向明确的主题出版题材,内容涵盖更广泛……教育出版社、美术出版社等等,都能够与主题出版找到契合点”[7],高校社更应避开传统大型人民社、党建社开展主题出版活动的优势资源,结合高校出版社的专业优势,在“泛主题出版”这一“亚类型”领域进行更多尝试。
例如北师大出版社依托北京师范大学的双一流优势学科心理学,策划出版了充分体现文理融合、实践性与理论性融合的心理学泛主题出版读物。其中,“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丛书”,作为国内首套将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深度结合的理论著作,体现出心理学未来发展的重要理论脉络支撑,代表作《主体立场的心理学》《心理学的批判:从康德到后殖民主义理论》等,以主体科学的理路致力于批判和重构传统心理学的基础假设、理论范畴和方法论,以学术理论的深度赋予心理学这一实践性较强学科的解放性新路向;又如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心理学与社会治理丛书”中,《比较的囚徒:什么决定了我们的选择和幸福》一卷,直面当下内卷的社会竞争现象,从心理学理论的专业视角深度解析当下社会“内卷”竞争的心理本质,以现实案例出发将“比较”对个体、群体和社会的影响娓娓道来,有助于帮助人们挣脱“比较”的枷锁,打破“内卷”的困境,作为一本专业“打破内卷的心理学指南”[8],在“泛主题出版”领域同样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3.3 加强“青少年主题出版”选题开发
凭借高校常年为一线大学生群体进行教学实践的特殊优势,高校社可以更多在主题出版领域针对青少年受众进行“分众化”的选题开发、理论深研和渠道拓展。曾有研究者以半年时间为研究时限,对北京一所高校100名不同年级和专业的大学生,进行了主题出版与主题阅读现状的深入的调查研究,统计分析发现,大学生期望有更多“属于自己的主题出版物”,大部分高校学生“认为当下主题出版物过于强调政治性,原创可读性强的少,雷同重复的多;生动有趣的少,应景生涩的多”[9]。即正如有研究文章所述,“以往我们把大部分主题出版物的读者定位在国家工作人员及社会读者上,不管是内容载体还是叙事方式都没有充分考虑到青少年的接受习惯”,而“针对青少年的主题出版还有很大空间可挖”[10]。
例如2021年北师大出版集团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初心往事——一百个党史故事(听书版)》,就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以一个个鲜活立体的历史事件作为“小切口”,融合有声读物细节生动、感染力强的融媒体特质,贴合青少年对于党史教育渴望通俗普及的现实需求,充分展示了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南京大学出版社深研青少年阅读习惯和思维方式,邀请南京大学资深教授莫砺锋先生改造编写出版的简写版《唐诗与宋词》,被评为“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秀出版物”,并入选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推荐的“苏版好书”;上海交大出版社策划出版的系列图书《人生第一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读本》(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大学版),北师大出版社根据“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黄文秀等青年楷模事迹出版的《青年的品格——黄文秀们》等,在青少年主题出版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来看,青少年主题出版读物,既能关注到青少年特有的学习接受能力,又把握住了名家编写卖点与主题热点趋势,成为高校社基于自身优势面向青少年群体做好主题出版工作的创新尝试;同时,主题出版物中蕴含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崇高的奉献精神、智慧的历史经验,对于青少年人格特质的养成、价值理念的引导、意志品质的塑造也具有极其正向的重要推动作用。
3.4 拓宽主题出版“走出去”路径
高校出版社背靠的高校平台,拥有常年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的经验优势,高校社理应充分依托日臻成熟的云端交流平台、丰富多样的融合互通资源并展望未来发展趋势,在不断打造主题出版国际化品牌的同时,夯实围绕主题出版物展现“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的文化软实力。正如有专家所述,“中国出版界如果没有大量贴近海外受众有影响力的优秀主题出版物‘走出去’,是很难完成‘深入交流、加深理解、相互支持’这一重要任务的”[11]。尤其在当前全球疫情常态化、国际局势纷繁复杂的特殊时期,从国家话语传播呈现的角度来看,“主题出版物的传播过程就是一个思想沟通和交锋的过程”,因此高校社应尽可能利用高校自身得天独厚的国际学术科研交流渠道优势,“通过思维和理念的交流沟通逐步建构起国家形象”,源源不断地“滋养主题出版的源头活水”[12]。
从国际合作成功案例看,国内众多高校出版社,已经在有意识地与国外高级别出版社谋求强强联合。2013年,外研社依托所在高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国际交流资源,分别与波兰对话学术出版社和法国印象文库出版社正式签约,宣布合建“中国主题编辑部”,有力加强了中国主题出版与目标受众间的沟通合作;2017年,人大出版社与美国圣智学习集团举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系列图书英文版发布会,与加拿大第八街出版公司举行“《抗战家书》英文版发布会”[13],实践着中国话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过程;2018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在俄罗斯建立“中国主题图书俄罗斯联合编辑室”, 探索中国主题出版图书翻译出版的长效机制;2020年,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入选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选题“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系列丛书,更成为贯彻我国主题出版“走出去”精神的重要体现。
从国内政策扶持角度看,“十四五”时期国家层面在不断加强“走出去”的整体引导,如通过“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版权奖励计划”等项目有效推动主题出版“走出去”,放大主题出版的国际影响力和“主旋律的国际传播声音”[14]。
这其中,国家“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作为中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重大项目,是与高校出版社开展主题出版“走出去”乃至“走进去”工作最为“对口”的国家级资助项目。因地缘与历史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古以来与中国文化渊源颇深,有些沿线国家还是华人聚集地,文化传统中也携带着浓浓的东方文化基因”[ ],因此这些国家对于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文化排斥性较弱;同时,“文化需求的不断扩大也将会转化为主题出版的潜在市场”[15]。
相对来说,英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缺少广泛的使用基础,因此对于优秀小语种翻译人才的培养与储备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正是大学社强于其他类型出版社的优势所在。许多高校社已经提前看到这片主题出版的“蓝海”,如2017年,北师大出版集团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友好合作文库”,旨在通过开展“一带一路”系列文化活动,启动“一带一路”友好使者项目,向双方人民介绍对方的文化,讲好丝路故事,传播友谊之声,宣扬互利共赢的理念;[16]2019年,北师大出版集团承办了由埃及文化部国家翻译中心发起的首届埃及中国当代小说青年翻译大赛,通过比赛培养优秀的小语种翻译人才,凝聚并进一步挖掘优质的出版资源;截至2021年年底,由北师大出版集团、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构建的“北京扎耶德中心文库”,不仅得到丝路书香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等国家项目资助,还已完成对《中国经典阿拉伯语译丛》《中国文学名家阿拉伯语译丛》《文明交流互鉴译丛》等“一带一路”主题出版系列丛书的打造,语种涵盖阿拉伯文、中文和英文,现已出版33个图书品种;又如人大社发起的“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聚拢了来自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的92家出版商、学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其中外方出版机构达到75家,涉及五大洲的27个国家和地区。[17]综合来看,这样的互惠互利不仅有助于积极促进“成员间作者、翻译、营销、版权信息、教育培训等资源共享”[18],更为高校社开辟主题出版图书“走出去”的对外推广渠道,突出了文化“软实力”方面实打实的“硬宣传”功能,深化了“文化自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中隽永持久的深层力量。
4 结 语
综上可见,面向“十四五”的新阶段,高校出版社应重点在延伸“学术/教材型”特色主题出版,深挖“泛主题出版”优质资源,加强“青少年主题出版”选题开发,拓宽主题出版“走出去”路径四个方面奋力前行。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各类国家主题出版项目的入选,只是对高校社发展主题出版的重要激励手段,而非核心目的。高校出版社应“保持选题战略定力,不以选题一时一次是否入选国家主题出版重点项目为唯一评价标准,而以选题是否回答了重大社会现实问题、是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为最终衡量标准”[19],最终将“主题出版”视为具有鲜明意识形态属性的高校出版社的一项伟大事业来常抓常新。也即“大学出版社一定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通过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持续开拓推进主题出版事业,为高校出版社成为我国主题出版领域的“新引擎”而不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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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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