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时代基础教育类期刊学术价值坚守与学术影响的开拓面临自身与外界的双重挑战,基础教育类学术期刊应从本领域研究范式、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数字时代阅读方式变革等多角度思考,通过立足本体的学术品位坚守,放眼领域的异质平台构建,主动构建与作者读者关系,以及加强与行业评价主体的对话等方式,坚守学术价值、拓展学术影响,从容面对挑战,实现转型升级。 【关键词】基础教育;学术期刊;学术价值;学术影响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领域中语文学科教学的讨论热度一直居高不下,不管是中高考的改革还是课程标准的发布,媒体探讨语文学科的声音尤其多。谈论中高考作文、名著阅读等话题的声音远远超过讨论数学、物理等学科,似乎人人都可以指出语文教育教学的问题所在。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以下简称“《中语参》”)创刊于1972年,于学术研究的荒原——“文革”时期——破土生长,从白皮书到被认定为国家学术期刊,参与、见证了半个世纪来语文学科教育教学研究的发展。作为期刊编辑,有时也不得不直面不同的声音和论调,进而思考:“我也说两句”式的研究是否反映了语文教育研究中逻辑力的缺乏,这种局面是如何造成的?深耕语文学科教育领域的期刊在学术价值的传承和学术影响的开拓上还能做出哪些努力?要回答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组关系开始探讨:
第一,事理与学理:语文教育研究的分野。
事理是指事物和事情本身的规律、机理、道理、意义,学理可以理解为观念中的道理,它难以仅仅通过实际发生的事情来说明,而只能通过纯粹的理性思考去阐释 [1]10-13。事理研究更多指向经验性,而学理研究更多指向规范性。经验研究要努力揭示本质原因和事实的真相或真实状况,规范研究要辨明或揭示根本的普遍理由,说明我们提出的目的、价值、原则等根本道理[1]8。但教育本身是复杂的,经验、事件和观念看法很多时候是混合在一起的:观念往往影响教育行为。因此,我们既要分析事理,更要分析背后的观念缘由,将二者综合起来考虑。但实际上,从笔者接收的较多投稿来看,一些研究往往止步于事例研究,即用经验阐述事理,而疏于探究其背后学理。不少研究者主张实证研究、现象研究和现场参与的研究,有人甚至把是否有中小学教育教学经验、是否实证作为判断研究价值的标准,这其实有失偏颇了。因为规范研究往往并不能直接提出解决一线问题的技术性或工具性方略,往往被一些研究者所轻视,实际上,经验研究无法取代规范研究,二者都是有必要的,用其一否定他者,都是片面的。
第二,基础与高端:基础教育期刊的学术影响未得到足够重视。
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语文教育教学领域为例,有论者认为“中学语文学科所要培养的语文能力则着重于规范的、基础的能力。这种能力是语文能力向高层次发展的基础,也是学生学习其他学科的基础,更是他们将来走向社会生活的基础”[2]。但是,深耕基础教育领域的学科教育期刊,其学术价值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有论者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认为“基础教育类期刊是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的重要学术支撑”, “期刊学术评价对于专业性强的基础教育类期刊有必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支持。以学科教育期刊为例,国际上被SSCI索引的学科教育类期刊约有35种,约占SSCI教育学索引的15%……期刊分布在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我国无一期刊入选。在国内,我国入选CSSCI(含扩展版)的学科教育类期刊仅有《数学教育学报》1种,仅占CSSCI教育学索引的2%,相比而言,我国对于学科教育期刊的关注度不够” [3]。再看国内学界认可度较高的另一学术评价工具“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据笔者统计,最新一版的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目录(第九版2021-2023年),收录了1990种学术期刊,其中教育类(含教育学/教育事业,师范教育、教师教育,电化教育,学前教育、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学科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自学)期刊共有81种。在这81种之中,基础教育类的各科教育期刊共15种,语文学科教育类期刊仅2种,约占教育类期刊的2.5%,极小的占比与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并不匹配。
第三,传统与流行:数字时代学术期刊影响的消解。
数字时代学术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学术品质面临不小的挑战。传统阅读时代,学术期刊对学术成果的发布具有先天优势,但随着数字化浪潮对社会生产与人们生活方式的深刻改变,学术期刊不免面临挑战:原有的平台权威与品牌价值优势逐渐削弱。从作者角度看,自媒体的崛起让研究成果有了更多发表途径,多媒体数据库强大的搜索、整合、关联功能让研究成果发布更加高效,传播速度加快。作者亦能借多种媒体凸显其研究成果,打造其个性形象,增强自身影响力。从受众层面看,数字化进程使得读者更倾向快速及时、移动化、碎片化的阅读方式,传统期刊阅读方式与学术期刊传播方式亦不免受其影响。由此可见,数字化形态期刊或将成为未来学术期刊发布的重要形态之一。传统学术期刊的出版、发行模式也必然随之变革,探寻一条更加顺应受众和时代发展需求的综合性立体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再结合自己工作实践,笔者认为基础教育类期刊学术价值及学术影响力的坚守与开拓,或可从以下几方面做些尝试:
一、立足本体,保持思维水准与学术引领性
期刊不应仅仅被动地反映学术成果,而是应该以敏锐的眼光去发现新的学术动向,勇于承担期刊在推动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使命。就编辑出版环节而言,提高期刊质量的关键是做好选题策划和栏目策划,而做好策划的关键在于准确、高效地捕捉本领域前沿信息。学术期刊不仅要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更要重视解决理念问题,将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需要期刊编辑有宽广的学术视域和敏感的学术洞察力,同时要求期刊编辑要有比教师或研究者更开放的学术视野和胸怀,既能看到作者们的研究盲区,又能容得下针锋相对的学术争鸣。
长期以来,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术研究往往存在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这是不争的事实。积极地看,这些年理论研究者与一线教学领域的互动在增多,这些不断更新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包括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是否已经渗透到基础教育领域,是原封不动地搬过去的还是做了相应的转化,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由此,基础教育类期刊在理论研究者与一线教师之间搭建对话的桥梁,促进双方了解的深入,显得特别有必要。正如数年前钱理群先生所谈及的:“这当然不是说,要将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直接搬用到中学语文教育中……关键是要根据中学语文教育的特殊性质和教学实际,进行科学的转换与创造,这就需要打破大学与中学、教育界与思想文化界相互隔绝的状态。”[4]笔者所策划的《学人视角》专栏就致力于打破学界壁垒,邀请大学、思想文化界相关学者与中学教学一线教师就基础教育中的一些基础性的、困惑较多的议题展开探讨,以呈现不同领域思维的交锋、融合。如针对一线教学研究中热门的文本阐释理论,笔者邀请相关学者与教师代表一同考镜理论源流,梳理不同流派理论侧重点与教学行为的联系,从知其然走向知其所以然,廓清迷雾,去弊求实,实事求是探究理念与实践的问题。
二、放眼领域,打造具有异质优势的学术交流平台
所谓异质优势,可以理解为基于期刊自身风格、学术品位及其个性特色所产生的“溢价”效应。这里还需借用经济学的另一个概念“品牌识别”,“品牌识别,就是品牌营销者希望创造和保持的,能引起人们对品牌美好印象的联想物。这种联想物暗示着企业对消费者的某种承诺。”[5] 当期刊的品牌价值拥有了识别效应,那其溢价的可能性也就相应增大,作者与读者由此产生期待也会提高,这是期刊实现异质突破的基础。
期刊主体可以尝试打破传统思维,将期刊的内容制造属性拓展到其他领域,实现价值裂变,让单维的纸媒转化为一个立体多维的IP。IP直译为“知识产权”,但在互联网的语境中,IP可以指一个符号、一种价值观、一个共同特征的群体、一部拥有个性特色和广泛影响力的内容产品。期刊是IP的核心内容,核心内容之外,可以衍生出具有品牌集群效应的有形或无形的产品,并进行深度开发,如将期刊选题策划深化为专题研讨成果,或将学界关注的热点拓展为学术研讨活动,还可以将期刊聚集的资深作者合成为本领域专家智库等。
IP打造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人,不光要注重对期刊的内容贡献者——作者——的遴选,也要关注期刊编辑的重要作用。因此,编辑的各项能力素质、行为方式等也会对IP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从这一层面说,对期刊编辑的素养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术期刊的编辑不仅要“站在期刊发展的全局,对媒介产品、用户、市场进行再审视再构建”[6],更要有一定的价值坚守,不迷失于市场的压力,不放弃学术追求的方向。这样的编辑在市场化的职业发展道路上必然走得艰辛,但这仍是其走向学者型编辑的必经之路,也是期刊维护学术尊严必不可缺的力量。
近些年来,互联网浪潮之下纸媒式微之声不绝于耳,自媒体的崛起、专业新媒体的涌现、同行的激烈竞争,几乎大多数传统学术期刊都面临着不小挑战。因此,沉淀自身特色、坚定价值持守显得尤为重要,此外,对于一些专业领域内的热点问题,期刊应持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避免人云亦云、追逐热点。
三、强化影响,把握内容转型与关系建构的主动权
学术期刊的权威与公信力在传统阅读时代毋庸置疑,但数字时代,期刊应直面挑战,顺时而动,要在固守学术传统与接纳发展创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以开放的心态看待传播方式的变革,摈弃“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固有观念。
对于基础教育类期刊而言,首先,期刊编辑在强化专业素养的同时,应主动从幕后走到读者、作者中去,采集、调研学术生态中的第一手资讯,并积极学习各项新技能力求出版融合,改善用户体验。网络平台的交互性、体验性、共享性可以进一步延伸和扩大学术期刊主、客体的沟通交流,营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氛围。编辑身份应突破单一文字工作者的局限,向内容创造者、产品经理等复合型角色转变。基于深度挖掘与深度互动的要求,编辑首先要善于学习,并乐于学习,要有自己明确的研究方向、专业范围,只有如此,才能与作者、读者形成高质量、有效度的对话。生活中的关怀与帮助必不可少,思想上的深度共鸣往往有助于达成稳固、长久的编读关系。
如前所述,基础教育尤其是学科教育类期刊其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与其研究成果产生的影响力并不对等,这是否说明评价体系自身亦存在一时难以纾解的困惑或矛盾呢?不同学科之间(尤其是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从业者、受众群体、社会影响力方面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不具有可比性,但不能由此忽略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再者,不同学科采用的研究方法、学术规范也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期刊或可主动寻求与学术评价体系的对话,主动参与到学术评价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工作中来。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学术型的资深编辑对完善期刊评价体系进行了深度研究并提出了意见与建议,如《文史哲》编辑部刘京希先生就提出:“现有的绝大多数评价体系并未因此对评价对象作出相应的界定区分,而是用‘一把尺子’进行一揽子衡量。”“引入定性评价、增加二级学科期刊的分类等……搭建以读者、学者与业界同行为评价主体的基本架构,以此对学术期刊进行内容为本的评价,并最终构建起超越功利的、合理可行的民主化学术期刊评价体系。”[7]
综上,基础教育类期刊在数字化浪潮中面临自身与外界的双重挑战,要想坚守学术价值,拓展学术影响力,必然经历一番转型期磨砺,但这也为期刊的创新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金生鈜.教育研究的逻辑[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 [2]倪文锦,谢锡金.新编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6. [3]张楠,王光明,田波琼.基础教育类期刊的学术影响:领域、主题与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2):18. [4]钱理群,孙绍振.中学语文教育改革对谈[J].书屋,2005(9):58-59. [5]胡君,左振华. 品牌管理[M]. 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8:54. [6]杨贻军.全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编辑力的提升[J].中国编辑,2020(6):85. [7]刘京希.构建公正理性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M]// 李宗刚,孙昕光. 新世纪以来学术期刊研究资料.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8:473.
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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