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出版社基于母体大学发展学术和教学需要而存在。我国大学出版社以近五分之一的数量规模在我国出版业市场占据关键位置，又因其源生大学的特点，大学出版社在转企改制后的十余年间或多或少地存在游离教育出版、学术出版等本位阵地的情况。为此，回归大学出版的存在逻辑，基于他山经验的考察与社史书写的现实需求的考量，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互动有诸多可能性。大学出版社在把握源生大学的优势基础上，既能够守住大学出版的本位阵地，又能奇招频出在众多大型出版社间异军突起，把握市场机遇。二者可形成互为反哺的可持续发展合作机制。
　　【关键词】大学出版；互为反哺；学术著作；出版社史

　　大学出版社改革的方向不应完全脱离大学科研，大学出版社离不开大学，大学也需要大学出版社。因此，母体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校社互动”是大学出版社发展必然把握的一条发展线。从大学出版“校社互动”的常规模式来看，大学出版社一般依托母体大学的学科优势，开发大学最有优势和特色的资源，抓住机遇，打造了许多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但这仅限于母体大学具有扎实学术影响力的基础上，换言之，这是基于一流大学打造一流大学出版社的基础思路。但我国大陆现有的114家大学出版社并非都无差别地适用该思路，这便决定了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常规互动方式一定程度上是不完全兼容的。探索更为普遍适用“校社互动”模式需要立足多点，有必要在充分认识大学出版社的历史渊源与存在逻辑的基础上，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态度充分吸收全球知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经验，并立足大学社建设的客观需求。

　　1.我国大学出版溯源及其存在逻辑

　　我国大学出版社最早溯源是南洋公学1898年创设的译书院，次年张元济受聘任译书院主事。南洋公学创始人盛宣怀表示，译书院的宗旨和意义在于“兴学”，这既反映了我国大学出版社的开端，也说明了大学出版自诞生以来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出版发展缓慢，直到20世纪70年代，内地仅有“一家半”的大学出版社。此处一家便是创建于1955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0年停办，1978年复社；而“半家”则是创立于1957年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但于1959年停办，基本名存实亡，1980年复社。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出版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984年已成立的26家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成果受到教育部和文化部的高度评价[1]，1989年世界大学书展之际，我国大陆已有60多家大学出版社[2]，1991年大学出版社规模达到90家。1999年，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大学出版社经济效益陡然走升，整体实力增强。[3]据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统计，截至2022年，我国大陆共有114家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出版社中占比约19%。从最早的“一家半”到全国出版社近五分之一的规模，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最大动力无疑是母体大学对于教科书出版与学术著作出版的持续要求。

　　“大学出版工作是我国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支持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支柱”、发展大学出版事业要“坚持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方针”。放眼海外，大学出版社的存在逻辑是一致的，服务教学和科研是第一要义。耶鲁大学出版社前任社长切斯特•克尔接受《出版商周刊》采访时表示，学术出版是“大学的第三种职能，没有学术出版，大学是不完整的”，“要让大学变得完整，就要拥有出版社”。而要让大学出版社体现存在价值，则需要立足大学出版存在的逻辑根源。大学与大学出版的本质都是知识的传递，大学出版社是学术出版领域的中坚力量，担负着服务大学发展和传播学术成果的使命。2009年，出版社转企改制完成，大学出版社同样在列，这便意味着大学出版社需要更主动地参与市场竞争。转企改制后，“大学社更多地迎合市场的需求，在市场要求和赢利指标压力下，其文化属性和学术使命感从总体上看有所减弱了”[4]。在学术出版领域，大学出版社有着得天独厚的作者优势、内容优势、确定的目标读者优势，这些都来自背后的母体大学。因此，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互动协作对于发展学术出版、促进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有关键意义。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声誉与影响力的形成是基于其高品质的学术著作，而大学又通过高品质的学术著作的影响，成为声名卓著的学术机构。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互动对学术出版事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邬书林表示，“世界一流大学办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世界一流大学出版社为世界一流大学服务，这是国际上的重要经验”[5]。

　　2.英美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互动方式考察

　　英美两国的大学出版相较我国发展历史较长久，历史底蕴与成就颇受世界瞩目。作为世界大学出版社的先驱和标杆的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跨越五个世纪的历程中，为全球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学出版异军突起，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哈佛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为代表的大学社在百余年的经营中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英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经验杂糅着多种可作借鉴的校社互动模式。

　　2.1上层管理、选题决策与学术把关的深度互动

　　英美两国代表性的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互动十分紧密，并且表现在上层管理与核心出版环节的互动，这种互动方式集中表现为出版委员会、出版理事会等“校社互动”的中介组织的发展。这些组织建立在大学出版与大学的深度互动基础上，同时也是对学术著作出版的品质要求，代表性组织有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委员会、牛津大学出版社监督委员会、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理事会、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委员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理事会和编辑委员会。英美顶尖大学出版社都在这种校社互动组织的指导下从乱局走上发展正轨，并创下卓越的社会声誉。

　　作为世界大学出版社先驱的英国双壁，剑桥大学出版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校社互动组织更多地表现为大学出版社的上位监管组织，从出版社的日常管理、出版方针确立到书稿选择等多个方面。剑桥大学出版委员会的历史追溯至17世纪末，剑桥大学决心不再充当印刷特许机构，主动负责学术出版项目，出版委员会应运而生。出版委员会不仅负责出版社日常事务，也会精心选择出版内容，为大众传播知识。[6]牛津大学出版社监督委员会，监委会负责确立出版方向，制订政策，委员会成员在出版过程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每一种拟出版的新书必须先提交监委会审批，个别委员更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保持紧密的联系，就其学术专长提供协助。

　　在美国的大学出版社间，校社互动组织更多地表现为母体大学对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出版把关。1913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及出版理事会召开首次会议，确定了出版社的职责和使命，首要目标是出版高水平的学术著作。[7]出版社理事会成员由哈佛大学理事会任命，成员主要为哈佛知名教授及业界知名人士，以此维护哈佛社的学术水准。195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成立出版委员会，时任耶鲁校长格里斯沃德表示，耶鲁社应该“成立一个成熟的教师出版委员会”，讨论图书选题、书稿及其他有关出版社发展方向的大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创立之初虽为私营企业，但于普林斯顿大学联系密切，在出版社理事会和编辑委员会的监督下开展出版活动。[8]出版社理事会成员负责出版社的预算审批、确定出版社使命和发展目标。编辑委员会成员来自出版理事会，均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现有6人，来自社会学、历史学、历史学、心理学、文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编辑委员会负责审核通过同行评议后的书稿，他们肩负着监控出版流程、执行出版决策的责任，确保所有作品均能代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术水准。

　　英美大学出版社的校社互动的中间组织在大学出版社和母体大学之间构建了一种发展助力与监督导向的平衡。它体现了母体大学对于大学出版社背负声誉的负责，也体现了母体大学对于大学出版社发展的重视。反过来，大学出版社仰仗于这些中间组织的管理、指导与把关，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品牌影响力的学术出版道路，也更直接地触及母体大学顶尖的学术资源并以此进入相关学科的学术共同体核心圈。

　　2.2学术著作出版的广泛互动，基于“讲座图书”出版模式的思考

　　“讲座图书”出版，从字面上理解即对学术讲座的内容进行编校，最后出版为书。但此处的“讲座”并非我国大学场景中习惯认知的单次两小时左右的讲座，它是连续性且多次的讲座活动，介于短时间讲座与长期固定授课的形式之间。这类讲座主要设立于大学内部，并在设立之初明确了讲座活动聚焦的学科或研究主题，主办方定期邀请相关领域的代表学者进行周期性的讲座活动。讲座进行期间或结束后，大学出版社将同主讲人进行讲座内容书稿化的合作，最终形成不同讲座的系列图书矩阵。

　　“讲座图书”出版广泛存在于美国大学出版社间，美国大学出版协会成员都或多或少将本校举办或由本校学者发布的讲座内容出版为图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哈佛大学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以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以美国大学出版社中的代表，同时是“讲座图书”出版成果最为丰富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和耶鲁大学出版社为例。哈佛社目前形成了13种讲座丛书的出版规模，[9]据不完全统计至少已出版313种讲座图书；耶鲁社目前形成了14种讲座丛书的出版规模，[10]不完全统计至少已出版262种讲座图书。

　　“讲座图书”出版模式通过讲座运作与图书出版的过程，集中体现了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密切互动，并且这种互动是非常积极的，反映了大学出版社对大学的反哺情感。对讲座捐赠设立者而言，设立讲座是为了以大学或其他研究机构为平台，聚焦特定主题，推动研究发展。在大学环境下，讲座活动使得参与的学者群体得到聚合。通过讲座活动，大学为大学出版社提供高品质的学术出版资源，并提升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影响力；反过来大学出版社出版讲座图书提升学术出版影响力。在“讲座图书”出版模式下，一方面讲座图书本身作为大学内部产出的学术成果直接影响大学的社会声誉，又通过讲座图书在相关学科范畴形成聚合效应；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方面的影响又会被大众和学界投射在了母体大学，由此影响学界对大学的评价。“讲座图书”出版模式是基于欧美大学的学术文化传统形成的，背后的讲座设立和运作都不是我国大学可以直接照搬，但“讲座图书”出版模式背后的发展逻辑值得我国大学和大学出版的思考。讲座图书出版的底层逻辑是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资源共享，大学出版社反哺母体大学的学术发展。换言之，大学和大学出版有着无限的可能。

　　3.大学出版社社史书写需求下的互动可能性

　　进入21世纪20年代以后，我国大学出版社集体迈入“不惑”之期的发展进程，社史书写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跨度，相关社史文献的整理和书写工作需要受到更多关注。就目前大学出版社已开展的相关工作来看，我国大学出版社纷纷在逢五逢十的社庆之际，都进行了一些纪念画册、文集、书刊目录的汇编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更长远的社史书写做了积累。

　　3.1出版机构史书写的前置经验

　　20世纪早期，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等出版机构在不同时期都进行了的机构史书写，出版了《中华书局三年纪略》（1915）、《创立三十年商务印书馆志略》（1926）、《大东书局十五周年纪念册》（1931）、《大东书局之过去情况和今后计划》（1933）等长文或著作。这些早期的社史书写为如今繁荣的民国出版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也确立并拓展了出版机构史书写和文献整理的传统。

　　放眼海外，英美国家的大学出版社在社史编写方面起步较早，准备充分，有着丰富的社史著作的产出。牛津大学出版社社史著作包括四卷本《牛津出版史》；《牛津出版手册》、尼克劳斯•巴克的《牛津大学出版社及其知识传播》；哈里•格雷厄姆•卡特的《牛津出版史》；彼得.H•萨克利夫的“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 Informal History”；查特吉的“Empires of the Mind: A History of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 India Under the Raj”……剑桥大学出版社社史著作有三卷本的《剑桥出版社史》，M.H•布莱克的《剑桥出版史》和《剑桥出版小史》，西德尼•罗伯茨的《剑桥出版社史：1521-1921》。美国多所知名大学出版社都对本社发展历史进行了书写，其中有《哈佛大学出版史》《耶鲁大学出版史》《加州大学出版史：1893—1953》《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世纪百书》等。无论是大众出版机构还是大学出版社，社史书写对出版社的意义不仅是对历史回顾，也是出版社文化底蕴的积累和品牌形象的塑造。因此，重视社史书写不能以出版社的存续年限为衡量指标，社史文献整理与社史书写应当贯穿出版社存续发展整个过程中。

　　3.2我国大学出版社社史书写存在的问题与现实需求

　　我国大学出版社在社史书写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尽管众多大学出版社在逢五逢十的时间点会出版纪念文集或纪念画册、书目等图书，但部分相关主题的图书略显粗糙，编撰体例多为现成文章的汇编，未能体现出史料梳理的有效价值。大学出版社社史书写的不足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出版主题研究的深入。2021年，《厦门大学出版社社史》出版看似是大学出版社社史书写的一个瞩目成就，但从机构史著作的标准来看，该著作更多地表现为出版社工作文件的整理，存在名不副实的嫌疑。但《厦门大学出版社社史》的出版一方面回应了大学出版社社史书写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由点及面地反映出来了我国大学出版社社史编写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表现为大学出版社对社史书写的重视度不足；社史档案文献完整性不足，缺乏科学管理；社史书写的专业性不足。

　　我国现有大学出版社大部分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最早创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已有60余年的历史，1984年之前创立的26家大学出版社几乎整体迈入建社四十年的跨度。出版社本作为人文色彩极其浓厚的市场主体之一，大学出版社又因其源生大学、联系大学的特殊性，在经年累月下沉淀厚重的历史底蕴。对大学出版社而言，社史书写是总结历史的经验，探寻发展规律，也是对大学出版底蕴的积累。大学出版社档案文献的管理、挖掘，社史资料的整理为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互动创造了直接机会，人文社科与图书馆文献档案管理专家能够为大学出版社提供高水平的社史书写服务。

　　4.校社互动可能性与大学出版阵地的坚守

　　大学社出版委员会、理事会组织架构、讲座图书出版、以及社史书写需要的底层逻辑是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资源共享，大学出版社反哺母体大学的学术发展。换言之，大学和大学出版有着无限的可能。这种校社互动的可能性也让大学出版社能够更有力地坚守本位出版阵地。

　　4.1大学与大学出版的可能性无限

　　从大学出版社诞生根源来看，原本大学和大学出版是密不可分的，最初大学内师生的学术成果需要通过出版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于是大学出版社作为服务大学学术传播的组织出现。我国大学出版社在转企改制的影响下，逐渐远离了大学，也有些忽略了大学内部的出版资源。大学与大学出版本是鱼水之缘，大学内部源源不断的学术产出如同活水迸涌，能够为大学出版的发展提供可持续的动力。对大学而言，大学出版社是发展学术，提升学界影响力的必要助力。

　　大学和大学出版社的可能性无限，但这种无限的可能性需要大学和大学出版社去共同拓展。对大学出版社而言，重新评估大学内部的出版资源是必要的，这既是回应我国目前“双一流”建设发展目标，也是大学出版社回归初心的表现。对大学而言，尽管我国缺乏“讲座图书”出版模式的学术文化背景，但大学内部的学术产出是持续性的。大学需要关注学者的学术产出，支持学术成果的发布，营造更浓厚的学术氛围。在此基础上，大学与大学出版进一步加强学术出版领域的互动，二者发展的可能性或许无限。

　　4.2 建立社史文献管理专项，发挥母体大学学者专长

　　我国大学出版社整体发展历史大多在四十年以内，是否意味着尚且不用进行有系统的社史书写和研究，待百年之期之后再进行？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华中师范大学范军教授以颇具前瞻性的眼光指出了，大学出版社需要写出一部全面的、完整的、丰厚的中国现代大学出版史，急需各出版机构组织收集整理自己的史料，编写刊刻自己的社史[11]。在转企改制深化多年后，大学出版社吸纳新员工的要求与其他大众出版社无明显差别，社内员工与母体大学的联系疏远，学者出身的大学出版人更少。在档案文献资料的管理和社史资料整理方面，来自母体大学的人文社科领域学者和图书馆档案文献管理人员更能够准确把握文献资料的价值。此外，我国大学出版社领导人员的变动颇多，来自母体大学的学者进行档案文献管理与社史资料整理更能够维持此项工作的延续性，从而避免文献资料的遗失与人员调度带来的交接问题。为充分发挥母体大学的资源，大学出版社可面向母体大学设立社史文献管理专项项目或经费，实现“校社互动”的反哺互助。

　　4.3聚焦学术著作出版，以学术精品为发展方向

　　我国大学出版社市场导向和改制因素的影响下，近年来“大学出版不断受到商业性的影响，导致大学出版的品质有所下降”，“原本应以学术为己任的中国大学出版社，出于经营压力，大多涉足中小学教辅读物的出版”[12]。中小学教辅读物尽管还在教育出版的范畴下，但还是略有偏离大学出版的使命。

　　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宗旨所在，也是正名存身之本。学术著作出版一直以来都是条极其狭窄的产业线，无论是受众群体还是盈利空间，“狭窄”都是学术著作出版固有的特质。这种特质也决定了学术著作的出版业务难以实现可观的经济收益，遑论比肩大众出版领域中的现象级畅销书案例。但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而言，学术著作都是其思想深度、理论高度与精神向度的集中体现。因此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学术精品不仅是企业发展方向更是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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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Lecture series [EB/OL].[2022-11-05] .https://www.hup.harvard.edu/subjects-and-series.php.
　　[10] Series & Editions[EB/OL].[2022-11-05] . https://yalebooks.yale.edu/series-e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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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张志强.大学出版的可能性:大学与大学出版的互动[J].出版科学,2012,20(02):5-7.

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