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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掌握国际传播规律为途径，以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为导向，开展和推进学术外译事业，对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从国际传播要素的框架出发，提出了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的内涵，并分析了大学出版引领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及现实路径。
【关键词】大学出版；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社会资本；路径探析
引言
“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 是“十四五”甚至未来很长时期内中国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战略需求。学术外译出版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系统构造中的核心组件，被专家和学者形象地誉为新时期的“丝绸之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及学术理念、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历史使命。
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大中华文库”项目的启动为标志，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中华文化海外传播事业的投入，进入21世纪后已先后推出“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丝路书香出版工程”以及专门致力于推动中国学术出版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学术外译事业由此迎来了重大机遇期，无论是出版数量还是内容质量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然而，今天的“译出”与中国翻译史上的“译入”存在很大差异。中国的文学文化要成功“走出去”，必须综合考虑作者、译者、赞助人和出版机构等各种因素。[2] 对学术出版来说更是如此。虽然近年来一直是国家层面在对外译选题的思想性和方向性做整体规划，并且承担了“赞助人”的角色，但是具体工作则是由著译者、出版者和海外合作者分别承担的。这一方面有利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一问题反映到学术外译的研究现状上，就是头重脚轻，较少从整体上研究外译事业，造成了研究对象的分散，阻碍了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
一、学术外译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中国“走出去”战略深入推进及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大背景下，围绕国家译介传播行为与政策、外宣翻译实践的路径和策略、特定领域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史以及译介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等主题领域，以国家机构为行为主体的对外译介研究成为学界热点。[3]但是现有的外译研究存在将译介与传播两个环节割裂的问题，重视对前端翻译环节的研究而忽略对中端编辑出版环节的审视与关注，以及对后端传播效果的追踪与反思。
在中国知网检索可知，截至2022年10月，在现有 “学术外译”相关文献中，除了学术研讨会报道及综述（24篇），多数集中在文学、文化、典籍翻译领域（49篇），以及作为“国家社科基金”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研究（43篇），主题为“海外传播”和“走出去”的只有16篇，而“体系建构”的更是仅有5篇。这表明当前的学术外译研究更多关注国家的政策影响、文学文化领域的内容以及翻译策略等实用性、技术性、宏观性问题，而较少关注传播主体、传播载体及传播受众等理论性、结构性、具象性层面，思维模式更多地集中在“自我”而非“他者”，缺少对国际传播规律的总结及对国际传播效能的追踪考查。
根据2010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结项书目信息，通过CSSCI和Web of Science两大数据库，从立项年度、负责单位和学科分布三个角度，分析外译项目原著和译著在国内和国外的被引频次，可以发现国际学术界更为关心中国当下的社会、法律、经济等研究领域；而一些中国民族特色小学科仍需加强宣传力度，增加其国际影响力。[4] 这一结果反向印证了当前国内学术外译研究对结构性问题的忽略，及跨学科交叉性研究的不足。
新形势下，学术外译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行为、翻译行为、经营行为，其本质上更是一种国家行为、文化行为、传播行为。对出版工作者而言，明确学术外译的战略定位，加快构建学术外译传播体系，加强对学术外译全流程的研究，帮助中国学术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在国际思想文化和学术舞台上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已成为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
二、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的内涵
近年来，“锐实力”概念风行欧美，很多国家指责中国通过建立孔子学院等方式对其进行渗透和分化，影响了其价值观的独立性，并因此号召加大对中国背景的国际传媒文化合作项目的审查，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发起攻势。[5] 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刚当选，即扬言要以“威胁学术自由”之名关闭全英的孔子学院。话语权之争的存在，说明国际沟通有误解、有批评、有反对甚至有指责，需要积极回应，需要高质量的话语生产与传播。
在这种严峻的传播环境下，提升学术外译传播效能是从根本上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出发点和突破口，是中国话语体系走向世界舞台的必由之路。该问题涉及跨语言、跨文化的话语转换，其国际传播视野与意识需要贯穿学术外译的主体、选题、内容、翻译、传播媒介等全要素与全过程，即国际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翻译选题的内容分析、翻译与其他相关的传播媒介分析、国际学术受众分析以及译著学术影响力的效果分析。[6]
首先，从传播者的角度，围绕学术外译的工作一直以来强调翻译者的重要性，而淡化了原作者、再创作者作为内容输出前端、编辑出版者及海外的合作出版者作为输出中端的作用，忽视了他们作为学术外译的共同传播者的身份。这一厚此薄彼的行为直接造成了外译主体概念的模糊、离散和分裂，导致学术外译长期处于译者冲锋、单打独斗，作者和出版者打配合、打游击的“散兵游勇”状态，无法从结构根源上有效调动各方智力资源，提升外译质量。特别是，编辑出版人作为连接内容与读者之间的“枢纽”，其作用和地位应该引起重视。
其次，从传播载体的角度，长久以来学术外译工作都被视为语言现象而非新闻传播现象，停留在传统模式下的二元简易模式即“纸面”输出。制度优势一方面保证了大方向，一方面也容易导致急功近利和懒政，忽视了对内容的精雕细琢和对国际传播效能的长远考虑。譬如，虽然目前国家和地方新闻出版规划都列入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内容，但相关规划十分零散、缺少统一体系，彼此间的协同也不够密切。[7] 因此，在国家有关部门发挥规划体制这一制度优势的同时，各出版单位之间互通有无、取长补短、通力协作，共同助力外译出版“走出去”就显得十分必要。
最后，从传播受众的角度，“走出去”只是学术外译的第一步，之后的路走得怎么样，有没有抵达终端读者，需要关注更需要落实，对海外传播效果追踪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学术外译难以凝结为强势的国际话语，存在一定程度的“自说自话”，而著译者对此又爱莫能助。这是“话语逆差”存在的症结所在，也是当下和未来学术外译领域应该重点关注的课题。
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就是将学术外译视作一个连续的、立体的、完整的传播体系，将图书的选题策划、改编翻译、编辑出版、海外宣传发行，与传播学的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受众三要素对应，以掌握国际传播规律为途径，以提升国际传播效果为导向，来开展和推进学术外译事业的活动和研究。学科配合、内容综合、思路调合、方法融合应该成为中国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研究未来发展的基本方案。[8] 尽快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系，加强著译者间协作，重视对出版前端的选题策划、中端的评价、受众终端的研究，应成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
三、大学出版引领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的社会资本分析
在学术外译事业中，相对于著译者及其他类型出版社，大学出版社通过文化传播在文化产业中所积累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依托母体大学能够调动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及预期获得的扩散性收益，都呈现出明显的优势。
首先是结构性社会资本优势。宏观层面，在前述各项学术外译工程中，除“中华学术外译”采用出版社与译者申请人联合申报的形式外，顶层设计就已全部排除个人申报，可见国家在这些项目拟定之初即对出版机构寄予厚望，在产业结构政策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以“中华学术外译”为例，从项目申报及立项主体考查，截至2019年，出版机构立项共570 项（65%），个人立项共302 项（35%）[9]，即在唯一一个允许著译者参与的项目中，出版机构也获得了更高的政策红利。从国内申报出版机构的属性来看，2017—2021年立项的前20名中大学出版社就占了10家[10]，申报数量更是占到了总数的44%，远超大学出版社在出版业中约19%的占比。微观层面，在大学社的选题中，学术类占比较高，2018—2020年，学术类选题每年数量较为平稳，三年共计44 511种，占大学社选题总量的25.07%[11]。
其次是关系性社会资本优势。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著译者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呈现出同质性，即关系网络的构成以熟人为主体，指向封闭性和内聚性。在学术外译中，该特性表现为著译者更关注如何在高校内部的竞争中获得项目的申报或转化机会，以课题立项、获批经费与成果发布为落脚点，是一种排他的学术行为。换言之，著译者个体更适合“单打独斗”。大学出版机构则不然。作为一种基于现代企业结构建立的组织，它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本质上具有异质性，体现出高度的开放性。不同类型、地区的大学出版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组建各种联盟，集中优势精力，推出精品出版工程；也可以基于市场机制和项目需要，在教育行政及相关部门、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的组织和协调下，探索出更多创新的共同发展之路[12]，更多是一种文化行为和传播行为。 相对个体学者及其他类型出版社，大学出版社更能对学术精品及前沿创新性资源进行集中鉴别整合、精准定位和有效配置。
最后是扩散性收益优势。鉴于目前高校的考评机制，从输出科研成果、完成科研任务的角度，个体学者更加倾向于“短、平、快”的内容输出，更多关注单体社会评价与经济效益，而较少从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全局开展谋划学术外译事业。相比之下，出版人尤其是同时身为科研工作者的大学出版人，在这方面就拥有更多的考量。特别是2018年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来，社会效益、社会责任成为出版人的历史使命，更应该成为出版人的价值追求。[13] 从国家战略需求角度开展选题策划，并针对海外需求端的期待对中国学术进行专题式、系统性推介，有效提升我国学术外译的话语穿透力，对大学出版人来说具有更现实、更迫切的意义。换言之，大学出版人能够从学术外译的传播事业中获得更高的扩散性收益。
因此，无论从社会资本的持有还是产出角度，由大学出版人引领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都具备了更多的现实可能性。
四、大学出版引领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的路径探析
1. 因创作主体而谋，发掘著译者共同体
从源头上看，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离不开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了顶尖的智力资源，具有从事这项事业的天然优势。仍以“中华学术外译”为例，2017—2021年的立项课题中共有来自191所国内高校的科研人员参与外译项目，参与立项的国内高校数量逐年增加，呈现稳步上升趋势。[14] 但是这些个体的力量是单薄的、分散的、有限的。这在客观上呼唤既懂专业、又懂语言，能够持续在某一领域精耕细作的著译者共同体的出现。研究如何聚拢好、组织好、服务好这些人才，是大学出版人应该思考的一门学问。
大学出版人依托母校的优势学术资源，以外译事业为契机，在内容的发掘过程中，提升主观能动性，引领构建著译者共同体，充当人才的“伯乐”，是使命之所系、价值之所在。这样才能从源头入手，优化“选择内容—改编内容—翻译内容—输出内容”各个环节，形成资源集约、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著译者队伍，发挥领军学术人才、文艺创作人才及翻译人才的合力作用，保障学术文本的内容质量、表达质量、翻译质量，确保外译作品的有的放矢，为构筑强有力的对外话语体系精准助力。
2. 应传播内容而动，建设编辑出版共同体
大学出版人虽然既不是学术文化的原创者，也不是产品的使用者，起到的却是“桥梁”作用，架好文化学术之桥，让“天堑”变通途[15]， 从国家的外宣大局出发，以传播内容为原点，以合作共赢为终点，展开工作的半径，打破各占山头、各自为政的现状，重新整合选题策划、编辑出版资源，引导学术外译出版向集约化、专题化、立体化的方向转型，构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内容体系，这个过程就是建立编辑出版共同体的过程。
以“中华学术外译”2018和2019年立项的6本语言学著作为例，立项图书分别指向字形、词语、句型、语法、方言及外来词，不仅涵盖了一个完整的研究维度且语种均为英语。但由于每本著作均来自不同的编译者、出版者，不难预见，它们在海外出版的状况也必然是零散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在国家立项的基础上，大学出版人能够建立协作共同体，对6本外译图书的海外出版进行联合策划、整体编辑，以“汉字汉语研究著作翻译文库”的丛书形式共同来联系各自所合作的海外出版机构，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推出，则由于专题图书的内容完整度、研究广博度、装帧标识度，对潜在的目标读者显然更具吸引度，传播效果必定更加理想。
南京大学出版社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不仅和世界主要学术机构建立业务联系，还与东京大学出版社、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实现精品学术互通互译[16]，其本质就是中外合作的编辑出版共同体。此外，浙江大学出版社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都在与海外出版社的合作实践中成绩斐然。这些都是大学出版人探索建设中外编辑出版共同体的有益实践。
3. 顺目标受众而为，建设对外宣发共同体
学术外译作为国家面向世界的智力成果展示，从政治的角度，需要达到正向舆论宣传、沟通文明之目的；从传播学角度，需取得目标受众的话语认同、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对其文化背景、阅读期待、阅读习惯与偏好等的研究就十分必要。
顺应国际学术传播领域专业化、数字化、社交化趋势，大学出版者应在构建编辑出版共同体的基础上，积极对标国际一流出版平台，探索建设中华学术对外信息服务平台，集成信息检索、在线阅读、专题查询、图书购买等多项功能，为海外目标受众提供全方位服务；应与时俱进，在纸媒的基础上创新数字化呈现方式，如增加移动化、互动化、图文化的阅读模式，以满足不同海外受众的阅读习惯；应以“中国学术出版人”的身份，联合海外出版者在境外社交平台推出“云发布”“云直播”，强化互动与服务，扩大外译图书的影响力与覆盖面。
与此同时，参照《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年度报告项目》[17]，开展基于传播受众视角的对出版载体的评价研究，对国家层面已经立项的各种图书的海外传播现状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并对海外传播效果进行持续追踪，总结国际传播规律，提升国际传播效果，才能从结果倒推问题，将研究反哺于实践。这应该是学术外译研究的应有之义和未来的趋势所在。
结语
学术外译是一项内涵丰富、结构立体、外延宽广的系统工程，兼具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重大意义，是一项既强调特色又指向融合的文化传播工程。大学出版机构承担了目前最大体量的外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在出版社基础上相继成立致力于引领学科建设与行业战略规划的出版研究院，外译事业对大学出版人来说当义不容辞。
大学出版人应齐心并肩、提高站位，怀抱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文化自觉，积极回应时代的重大关切，积极投身并且引领学术外译事业，勇挑时代赋予大学出版人的历史重担，探索大学出版创新发展之路，为中华文化的可持续输出、高质量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为我国由文化大国向文化强国的转型、升级提供智力支撑和学术依托，让中国学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注释：
[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2/1026/c1024-32551597.html.
[2]谢天振，王志勤.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学术月刊，2013（2）:21.
[3]顾忆青,吴赟.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译介与传播研究：评述与展望[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115.
[4]王伟.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成果(2010—2016)引用分析[J].情报资料工作. 2019(5):16.
[5][7]王大可，李本乾. “逆全球化”下国际传播变局与中国出版“走出去”实践空间. 中国编辑，2021（6）:19,21.
[6]陈琳，胡燕.学术话语对外翻译传播的逻辑、问题与策略.上海翻译,2022（5）:58.
[8]张威,李婧萍.中国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研究:回顾与展望(1949-2019).外语与外语教学,2021(04):35.
[9]姜春洁.中华学术外译的社会资本分析（2010—2019）.外语研究,2021(1):85.
[10]王壮，郭雪，卢明嘉，赵军武.创新推动我国学术出版高质量“走出去” ——基于“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7—2021年）立项结果的统计分析.科技与出版,2022(8):24.
[11][12][14]吕建生，赵玉山，邢自兴.我国大学出版图书选题结构分析报告—基于 2018—2020 年 CIP 数据的分析.现代出版,2022(1):106，112.
[13]李玉平.让“社会效益评价”助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04-11.
[15][16]金鑫荣.以学术出版为职志 为文化繁荣担使命. 中国出版，2021（3）:23，25.
[17]何明星，张维特，后宗瑶. 2021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1-8-27.
The Connotation, Social Capital and Paths of
University Publishers Initiating an Academic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Abstract: To promote the cause of academic translation by conducting the communication law and improving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is strategic to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o form an international discourse power that matches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 statu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ncept of initiating an academic foreign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and the social capital and practical paths of the university publishers as the initiators.
Key words: university publisher, academic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practical paths
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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