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双一流”建设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向前迈进，解决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能力不足、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够精准、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等问题的重要途径。“双一流”建设要取得成功应重视科研与成果的转化，首先，应夯实基础学科的研究力量；其次，持续推进新工科、新文科等学科建设，破解卡脖子、卡脑子、卡嗓子问题；再次，充分挖掘大学出版社的能动性，助推学术成果转化。在此背景下，大学出版应依托母体，在教学科研、学术出版方面不断创新，为母体大学做好服务的同时，更应发挥自身优势助力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最终实现双赢。
　　【关键词】“双一流”；大学出版；共同体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强调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第一轮“双一流”评估工作之后，我国在2022年初又启动了第二轮“双一流”建设。

　　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出版是学校教学与科研成果转化的重要渠道，担负着教材出版、学术出版的重要任务，是展现学校教学与科研成果的重要窗口，是大学学科建设、学术繁荣、人才培养和影响力扩大等社会功能的拓展与延伸，是学术生产体系的重要一环。大学出版社和母体学校有机结合，一起发展壮大，是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

　　一、大学出版社在高校“双一流”建设中的作用

　　一流的大学办一流的出版社，一流的出版社为一流的大学“添砖加瓦”，这一点在世界主流的大学排行榜单，如THE、QS、US  News、ARWU……中体现明显。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是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依靠的不仅是其优质的生源、齐全的基础设施、高水平的师资力量，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拥有世界一流的出版社。自1955年我国成立大学出版社以来，当前大学出版社已有140家；与此同时，42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全部设有出版社，95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中设有出版社的有48家。60多年来，大学出版社在普及大学学术事业及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大学出版社是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如果说大学的院系、研究单位负责生产知识，那么大学出版社则肩负着推广、普及知识的重任。他们各自发挥促进学术发展的不同功能，却又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大学出版社的定位应该是服务于“双一流”建设，把知识生产与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作为重要准则，社会效益永远要摆在第一位。 [1]吴培华曾说：“大学出版人一旦在出版领域中由自然走向自觉，其本身的能量和优势就会淋漓尽致发挥出来，从而将自己推向本领域最前沿。大学出版社就是要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服务，就是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目的，把高校创造的文化成果推向社会，用社会文化成果推动高校教育的发展。离开这个原则，也就是放弃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义务，有悖于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2］

　　二、大学出版社是母体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助力引擎

　　大学出版社植根于母体学校，与母体学校有着紧密联系，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哈伯就说：“大学出版社构成了大学的一个有机的分支。”处理好与母体大学之间的关系，是保证大学出版社繁荣发展的基础。在我国，2002年发布的《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强调：“高等学校出版社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教育事业发展需要，结合教育改革和发展实际，出版高等学校教学所需的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工具书以及其他教学用书，推动高等学校的教学工作和学科建设。” 2015年和2018年，国家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再次明确了大学出版的职能、使命和任务。教材和学术著作是大学完成立德树人任务和推进学科建设的基础。当前，我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高校教材、教学参考书和学术著作的品种一般占各社新书品种的60％～ 70％，由此可见大学出版社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

　　高远的文化立意和办社宗旨，是大学出版社安身立命、长远发展及存在价值的根本。哈佛大学目录（1913—1914）记载：“哈佛大学出版社首先是为了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而创立的，它旨在通过广泛发行全世界最重要学者的作品来推动知识进步。它还通过印刷大量系列出版物帮助及时传播原创的研究成果。但是，它并没有计划与商业出版社竞争，因为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发行有利可图的书籍。”［3］在我国，大学出版社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个独立的商业实体，同时又是大学中的一个知识教育机构。这就决定了大学出版社不仅要考虑学术的理由，也要考虑财务上的可行性。但是“如果被学位论文和其他‘二流专著’所淹没，任何出版社都无法履行其更高的职能；除了一流的学术作品，还应当出版解读学术并向更广泛的读者展示学术成果的书，不管这些书是大是小。”[4]出版社不能仅仅做科研成果的机械记录者，而是架起了广大读者与科研工作者的沟通桥梁。出版社也不应只是忠实的、平铺直叙的记录知识，而应通过自己“中间人”的角色，不断助力科研成果从学问迈向“学问+”。

　　三、大学出版社助力母体高校“双一流”建设的路径

　　近年来，有些大学出版社存在诸如过于商业化、没有很好抓住母体学校“双一流”建设机遇、没有服务好母体学校“双一流”建设等问题。因此，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中大学出版社如何与母体学校互融共生，如何高质量发展，如何进一步推动母体学校“双一流”建设，就成了学界的共识。

　　在日本，大学出版社与研究室、图书馆被称为大学的“第三势力”。东京大学出版社的石井和夫指出：“大学是靠教育和研究及出版这三位一体的机能对社会发挥作用的。”作为“第三势力”的大学出版社可以助推大学的“双一流”建设。[5] 在中国，教材和著作是高校完成立德树人任务和推进学科建设的基础。因此，大学出版社助推母体学校“双一流”建设，是大学出版社应有职责和内在要求，大学出版社应该主动对接“双一流”建设，不断提升品牌教材和精品著作出版能力，在母体学校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传播、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助力作用，实现与母体学校相促相长的高质量发展之路。[6] 王加俊、吴从新指出，在“双一流”建设中，高校出版社的使命与高校的使命是紧密联系的，对出版社来说，高校一流学科的建设是出版社的基石；对高校来说，一流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离不开出版工作。[7] 大学出版社要结合母体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方案，更好地支持和服务母体高校的“双一流”建设，更要放眼全国，服务更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8] “双一流”建设需要一流的大学出版社，一流大学出版社需要一流的母体大学，如何借助“双一流”建设进一步提升大学出版质量，同时通过高质量大学出版助推“双一流”建设，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是摆在大学和出版社面前的新课题、新任务［9］[10]。  杨迎春、王星等指出，大学出版社在工作过程中要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国际交流等方面服务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理念，从选题策划、出版品质、学术影响上等着力，组织策划相应的出版工程，辅以严苛流程与制度保障，集聚国内外资源，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服务于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11][12]

　　（一）构建教材、专著、期刊“三位一体”的出版系统

　　以教材、专著、期刊为核心的学术出版构成了大学出版社助推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的“三位一体”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教材是核心，是主体，专著和论文是两翼，是支撑。它们在这一系统中相互作用，进而影响大学出版社助推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的效果。高校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在推动学科建设、促进教学改革、培养人才、传承文化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学术著作是学术成果的主要呈现方式，对实现学术价值、传播学术思想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期刊以其前沿性优势，在高校学科建设、发展中有无法忽视作用，是反映高校科研成果的重要阵地。例如，在教材建设方面，为主动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落实国务院和教育部提出的科教融合和产教融合发展战略，浙江大学出版社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于共同设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致力于在新工科人才培养、工程教育教学、学术出版和教育咨询服务等方面更好地服务我国高校“双一流”建设。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浙江大学出版社与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共建学术研究与出版平台，与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共设文科高水平基金，打造协同创新出版平台，出版了一系列高水平著作。而在期刊出版方面，浙江大学出版社共有22种学术期刊，其中JZUS-A (Appl Phys & Eng)、JZUS-B (Biomed & Biotechnol)、FITEE、WJP、HBPD-INT、WJEM、BDM、AM-JCU、FQS 等9种期刊被SCI数据库收录，有10种期刊先后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8种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1种期刊（浙大学报人文社科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期刊资助项目。教材主要与高校的立德树人有关，学术著作和期刊主要与高校的科学研究有关，三者在助推高校“双一流”建设中扮演着不一样的角色。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特点，即广纳高水平的学术科研成果，严格评审、审稿规范，依托数字平台，集聚一流学者，传播优秀学术成果。只有教材、学术专著、期刊三位一体，才能助力高校在立德树人和科学研究方面结合得更加紧密，不断推动中国学术国际化和国际学术中国化。

　　（二）依托学术优势，构建高水平出版品牌

　　哈佛大学校长博克在致L.H.巴特菲尔德的信中说：“不能简单地视哈佛大学出版社为商业实体。它是哈佛大学学术事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哈佛大学出版社不仅在全世界有极高的美誉度，而且对世界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过程中，大学出版社是重要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应遵循母体大学的发展理念，依托母体大学特色及优势学科，抓住“双一流”建设的历史机遇，结合母体大学的一流大学建设方案和一流学科建设的实施计划，制定出版社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大学人才聚集、学术资源丰富的优势，发挥学科辐射作用，整合优质资源，研发高层次精品教材和著作，塑造自身的出版特色和学术品牌，打造高水平出版体系，贯彻大学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国内发展比较好的大学出版社大都与母体高校的各个院系建立了紧密联系，积极利用学校的优质学术资源和独特的发展平台，通过设立学科发展基金，共建学术研究与资源集聚平台，提升出版社核心竞争力。例如清华大学出版社的计算机系列教材，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大飞机出版工程”，复旦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等，都是大学出版社服务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典范。

　　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中指出，高校出版社“要出版研究和解决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中重大问题的学术著作，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努力形成高校出版既有‘高原’又有‘高峰’的良好局面”。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是未来中国产业转型发展的关键，也是我国“数字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起“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2018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再次强调要“加快数字中国建设”。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布置2020年经济工作任务时，提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标志着提出多年的“数字化”命题加速落地推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强调，“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这些凸显了我国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决心。

　　浙江大学以中国数字化转型实践为背景，通过对数字学科化、学科数字化及其互动机制等社会科学重大变革的研究，揭示数字社会独特发展规律、传统世界向数字世界演化规律，构建世界一流的数字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群，为我国高质量建设数字中国提供社会学科领域的智慧。浙江大学出版社结合母体大学相关学科积淀与人才储备等优势，策划了“数字社会科学丛书”，聚焦数字经济、数字创新、数字治理、数字法治、数字传媒五大板块，致力于高质量反映传统二元世界向人、物理、智能、信息构成的数字四元世界演进的规律，以及数字世界的经济规律、治理规律和传播规律。

　　“数字社会科学丛书”不仅获批国家“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专项规划项目，而且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支持。依托浙江大学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双一流”学科，浙江大学出版社以编撰丛书的方式，助力浙江大学整合数字社会科学相关学科优势研究力量，交互探索和融合创新，探索数字世界独特的经济、治理和传播规律，推动构建数字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基础理论与应用；建立多学科融合发展机制，进而整合优势研究人才资源，构建国内一流、国际竞争力较强的理论研究人才队伍和成果转化人才队伍，形成跨领域、跨学科、跨院系的高水平创新研究团队；同时，链接国际合作网络，与国际著名高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依托顶尖大学战略合作计划和海外一流学科伙伴提升计划等。

　　同时，浙江大学出版社也是国内第一家与国际知名出版社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出版社，通过集聚国内外优质资源，拓展国际视野，实施出版“走出去”工程，为大学出版增添国际元素，扩大母体大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影响力，走出一条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大学出版社助推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道路。

　　（三）创新出版形式，整合内容资源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文件指出“要以先进技术引领驱动融合发展，用好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革命成果”，同时“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这些为“十四五”时期大学出版社助推母体大学从“双一流”建设指明了方向。

　　大学出版社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整合多媒体资源和增值内容。数据库作为社会学科发展的战略性资源，是未来学术研究和学科竞争的关键因素，浙江大学出版社以“数字社会科学丛书”为基础，构建政府—企业—学校三位一体的数字社科数据库，与国家统计局一起组建国家统计局—浙江大学数据中心，共享国家局关于我国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信息的基础数据库；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共建浙江大学—阿里巴巴数字经济治理专业数据库，共享阿里巴巴集团关于数字经济、数字创新、数字治理方面的实时大数据。数字社科数据库的核心还包括组建动态数字数据库，一是利用数字技术，对重大数字社科问题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形成学校独特的数字社科数据；二是探索提升数据资源开放性的体制机制，构建由企业组成的、随时可以调查的资源网络。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H5、VR、AR、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技术不断迭代升级，在出版形式的“多媒体—融媒体—全媒体”演进过程中，最活跃、接受能力最强的正是头脑敏锐灵活的大学生群体，他们习惯享受新技术带来的流畅体验，获取知识、信息的路径更加多元化。 大学出版社应深入分析受众群体的特征，充分挖掘教育出版资源，重视数据库等信息平台的研发和应用。

　　四、结语

　　近代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教育理论及教育经验，建立起了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我国的文化传统、话语体系、思维模式、学科范式都和西方有明显差别，历史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全盘西化”会失去传统文化的根基，我们应当有信息也有勇气坚持中国特色、打破西方文化霸权的垄断。如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在世界上亦居于前列，理应依托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满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求，“着力凝练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充分展现中国学术话语的特色和优势”。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不仅要在国际上讲述中国思想、中国制度，还要发出中国学派的声音；不仅要传承传统的、经典的文化，还要展示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产业技术革命交叉融合产生的新变化。”[14] 习近平总书记说：“高等教育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一批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学科，而“离开大学谈论大学出版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15] ，大学出版社首先应以教材、学术专著、期刊三位一体服务母体大学；其次要依托母体大学优势学科，努力构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出版品牌；最后，大学出版社应以前瞻性的目光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趋势，积极创新出版载体，正视自己在母体大学中的定位和作用，发挥自己学问“中间人”的作用，助力母体大学“双一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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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