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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出版：需要勇气耐心和行动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张宏

2006-05-31 14:50:21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5.30第4版

　引子
　1999年版《辞海》对学术的定义非常简单，就是“指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这个定义颇为精练，给人留下很多评判的空间。那么推论开来，学术出版也就是介绍或研究专门学问的作品的出版活动了。两者的结合，把它们各自的本质特性放在一起，用目前时髦的话讲，便是“知识经济”了。这里便产生了一对矛盾，即学术本质上的专业性、受众面的狭窄与目前出版活动不得不服膺的经济效益潜规则之间的矛盾。正是这对矛盾在学术人群和出版界多年来形成了对学术出版的某种思维定势。

　对于学术出版的某些思维定势
　学术人群和出版人群对学术出版的某些思维定势，可以简单地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两方面的群体都认为出版学术作品大多是无利可图的，因而如果某种学术作品能够得到一个出版机会，作者可能要感恩戴德，出版者或许也会认为是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这是从经济利益角度进行的思维；二，出版者会认为学术作品出版是有意义的，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可或者认证、能否按照正常的出版程序接纳出版则抱迟疑态度；而在学术群体一方，则大家普遍认为自己的学术成果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因而肯定是值得出版的；三，出版学术作品，因为了第一种思维，学术作品的创作者认为自己出些资金，或者放弃稿费权利，或者包销部分或者全部图书等可以接受或者理解，出版者则认为接受并出版学术作品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贡献，其他方面则双方都应该承担些责任。例外是对于那些国家级或有很大影响意义的作品出版者根据自身能力会乐意接受出版。于是便有了时下学术出版中很多作者和出版者之间默契的潜规则，学术出版在很大程度上越来越多地受到了经济杠杆而非学术价值本身的制约调控。这显然是跟学术出版的真正意义相悖的，因为学术出版的核心和前提应该是学术价值本身而非其他。

　学术出版的核心和前提是学术价值本身
　出版的使命是传播知识，积累文化，开启民智，贡献文明。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术出版，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判定，它的核心和前提就是学术价值本身。任何一部学术作品的出版，出版者衡量并决定取舍时，首要的评判标准应该是作品自身的学术价值及其可能产生的学术影响。但这个标准在当今实际出版活动中早已经被大大异化了。经济意义上的标准我们在上文中其实已经提到。站在出版者的立场上，在时下出版业竞争之激烈、生存之艰难的状况下，对学术出版中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也很能够给与理解，况且学术出版还受到整个社会学术环境的影响。当整个社会环境充满了对学术的趋同和支持时，学术创作和学术价值才能得到充分的接受和认可，而学术出版也才会相应地进发出其应有的生命力来。而从学术作品本身来看，其真正价值如何评判，实在不是作为承担学术出版任务的出版社所能够科学完整地下结论的。近年某些学术人群个体的学术信用的缺失，无疑为学术出版的前景雪上加霜。

　大学应是最能体现学术精神和价值的空间
　学术活动与学术出版很大程度上都离不开大学这个空间。在当今中国，最能体现学术精神和气氛的空间应当非大学莫属。在大学这个环境里，学术作品的创作数量是最多的，而大学也是学术人群最集中的地方。大学，用当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话讲，应该是“大师之谓，非大楼之谓”，即应该是出学问家的地方，同时也因为了这些学问家，大学便理所当然地应该充满学术气息，展现学术精神，树立学术风范，鼓励学术创作，推进学术出版，并进而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学术环境的策源地。然而如今，行政权大于学术权已经成为当今中国大学不奇怪的现象。学术研究要借助非学术因素，学术研究也常常会异化为功利性的“学术表演”。于是，剽窃、抄袭、学术造假等等。无不使得原先为人们所敬仰的学术净土蒙上了诚信缺失的阴影，而学术浮躁也同样成为了学术诚信缺失的双胞胎兄弟。
　当学术打假已经成了一个可以吸引学术人群甚至一般大众眼球的头条新闻时，当人们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印象，即学术原来也并不是那么高深或者纯洁的时候，除了学术本身外，学术出版同样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无疑也会延缓学术出版发展的步伐。自然，我们也必须看到整个社会目前对净化学术道德、完善学术规范正在做的努力。而这，应该是学术和学术出版的某种希望所在。因此，探讨学术出版，大学首当其冲，而大学出版社更是义不容辞。假如大学的学术氛围都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异化或者走样的话，学术和学术出版的前景就不能让人乐观。

　大学出版社的首要使命是学术出版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办者丹尼尔·科伊特·基尔曼(Daniel Coit Gilman)在1878年创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时曾经有过一句名言：“于大学而言，推进知识发展并且将知识不仅在那些可以每天聆听讲座的人中间传播——而且在更大更宽范围的人们中间传播，这是它最高尚的职责之一。”这句话具体而明确地阐述了美国大学以及大学出版社的职责和任务，至今仍被奉为美国现代研究型大学的中心职责及大学出版社的主要目的。换句话说，时至今日，欧美大学出版社仍以学术出版为其主要使命，虽然在经济浪潮的冲击下也面临着生存或者毁灭的问题。而其学术出版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不仅仅造就了众多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更显而易见的是各类学术成就的层出不穷，并进而产生了影响人类生活的众多科学技术和人文学科的发展，带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在中国，尽管现在没有确切的数据可以说明，但近年来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上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全中国108家大学出版社跟西方大学出版社相似，它们对学术出版肩负的使命和重视程度要大大超出其他类型出版社，而每年大量学术成果的出版，无疑不断地证明着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学术出版的重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将会主要由大学出版社来承担。
　这当然跟大学出版社所背靠的大学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有关。即便这样，大学出版社也背负着重重的生存压力。如果政府、社会、机构、个人等不能有效地支撑和帮助学术研究支持学术出版，即便很多出版者，包括大学出版社，能够继续其使命，学术出版还是会步履艰难。

　学术出版难主要在于出版者生存的艰难
　我们有无数个理由相信，学术出版是件造福人类、功德无量的事情。然而，西方大学出版社在常规的学术出版补贴制度下都还要发出生死存亡的呼声，更何况这种补贴制度非常微弱甚至可以基本忽略不计的我国的出版社呢?孔子云仓廪实而知礼节，现在的出版者或多或少的要先效益后学术了。一个生存问题成了头等大事的出版社，肯定会把学术出版放在第二位考虑。在这一点上，经济效益虽然不能说是个最好的理由，但至少是个最重要的理由。
　此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学术人群或者大学这样的学术环境本身对学术的无比重视，与社会环境整体对学术及学术研究背离的条件下，学术出版的道路依然不会平坦。

　结束语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其实一直在呼唤着学术出版的春天的到来，因为人类数千年文明需要在我们的手中延续和传承下去。而学术发展的实际和出版活动的现实却又让我们在召唤学术出版的春天就要到来之时感到非常的迟疑。或许，凭着学术人群的学术良心，凭着出版者们的神圣使命感，加上社会对学术环境的不断净化，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会亲历学术出版的春天。而现在，不管是学术人群还是出版者，我们所需要的，可能是一些勇气和耐心，以及去创造学术出版春天的激情并采取一些具体的行动。
　那就让我们真诚地期待着。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5.30第4版

本版责编：江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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