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学术出版的现状、未来及存在问题等等关于“学术出版”的话题，永远是出版人心头的“痛”，有识之士更是忧心忡忡，关于“学术出版的春天是否来临?”等类似的研讨也曾开展过多次。本版特邀上海出版界两位出版人再次对于这一话题进行一番较为理性的梳理，不是想炒冷饭，而是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社长所言，这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出版未来走向和前途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出版人的社会责任的大问题。耐人寻味的是，对于记者的“开放式”命题，两位出版人却给出了一个近乎相同的观点，这难道不也说明了点什么吗?

　学术出版，永远是系在中国出版人心头的一个解不开的结。它是出版人的追求，又是出版人的疼痛；它是出版人的骄傲，又是出版人的无奈；它是出版人的资本，又是出版人的伤口。从去年底到今年初，一场关于学术出版的讨论又在业内引起关注，讨论的一个焦点是：在中国，学术出版的春天是否已经来临?有一种观点认为，春天已经到了，该是我们大干一场、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但是也有人认为，春天还远着呢。更有极端的观点：学术出版的春天永远不会有了。
　我参加了这场讨论，我持第二种观点。我认为，中国学术出版的春天远没有到来，中国的出版人依然在学术出版的严寒中煎熬。时过境迁，在这场讨论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又快半年的时候，回过头来想一想，恐怕有必要再作一番梳理。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出版未来走向和前途的问题，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出版人的社会责任的大问题。
　下面就是我梳理的结果，贡献出来，就教于海内方家。

　(一)
　何为学术出版?学术出版与出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对这个问题，不必作学究式的考据，我们考察古今中外的出版史，都向我们揭示，出版的最初动力几乎都指向传播学术。所以，我们可以说，学术传播的需要催生了出版，出版又反过来促进了学术的传播。学术与出版是一对情侣的结合。而商业的需求恰恰是这种结合所孕育出的“硕果”。使人始料不及的是，男女双方结婚了，他们的儿子却越长越大，最后要把自己的爸爸妈妈一口吞掉。当然，这是后话。
　由此，我认为，传播学术(请注意，这里的“学术”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学术，它包括思想与技术)应该是出版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职能。也就是说，学术出版本来就应该是出版的题中应有之义。如果出版脱离了学术，如果出版抛弃了学术，那么，出版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那么；我们用什么来推动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呢?
　在这里，我想把“学术出版”的语序做一番调整——“出版学术”，我认为，这就是出版的基本要义所在，这就是出版人必须承载的的道德重负。

　(二)
　学术催生了出版，而出版的诞生却与生俱来地带来了它的另外两个功能：娱乐性与工具性。于是，出版的商业化也就不可遏制了，资本主义则把这种商业化的倾向发挥到了极致，以致出版就成了“商”。
　出版成商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它极大地推动了出版业，使出版成为一种重要的产业，使出版有可能以一种以前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速度和规模得到扩张和发展。同时，它也引发了出版技术的革命，极大地提升了出版物的品质和丰富了出版物的品类。这是商业化为出版带来的正面效应。但是，它也同时带来了负面的效应：学术出版因其经济收益的不理想而被边缘化，甚至被遗弃。
　学术出版被边缘化的现象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即使经济发达如美国也不能例外。但是，发达国家自有他们的应对之策，那就是一、学术研究基金和学术出版基金的资助；二、学术出版物的高定价。国外大学出版社对学术著作出版的资助属于第一类，商业出版社的高定价学术类图书属于第二类。事实证明，他们的策略是成功的，这一机制有效地保证了学术出版在出版商业化的大潮中觅得自己的席位而不被淹没。
　反观我国，由于还没有有效的保证和促进学术出版的制度和法规，学术出版无法得到资金的保证，使出版社视此类出版物为鸡肋——弃之可惜，食之无味。更要命的是，国人对扶持和资助学术出版的观念滞后，或者说，中国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学术出版予以关注并给以帮助的意识，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钱吃喝，大把大把地把钱丢在球场上、丢在舞台上，而不屑出一点小钱来资助一本学术著作的出版。当然，这里有一个制度上的缺漏问题——我们的法律对公益性的捐助并不保护，我们的税收制度更不鼓励公益性的捐助，所以，民间的资金很难进入学术出版，更谈不上建立学术出版的基金和基金会，所有的资助只来自一个方向——政府。可是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杯水车薪，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学术出版的资金问题。
　那么，高定价行得通吗？这里有个购买力的问题。发达国家的高定价基于他们的高购买力。如果出版社要按照收回成本的方法以小印数高定价来给学术图书定价，那么，绝大多数的学者无力购买。而他们可以接受的定价又无法做到小印数。所以，这同样是一道解不开的方程式。
　社会把学术出版的责任全部交给了出版，殊不知，出版的肩膀根本担不起这副担子。

　(三)
　学术出版的不景气还与读者群的萎缩有关。据最新的调查，中国人的阅读指数连年走低，2006年走到了历年来的最低点。阅读指数只是统计的人们的阅读量，还没有统计人们的阅读类型，如果再加以细分，我可以肯定，学术类图书的阅读指数一定更低。有一项调查还指出，我国的大学生没有良好的阅读习惯，他们基本上不读书(不读与学业无关的书)。我所供职的大学可以印证这项调查：我们在学校的新校区开了一家书店，一年下来，除了专业书和英语四、六级考试的书，其他的书基本没有人问津。
　读者群的萎缩和阅读指数的低下，和我们的教育有关。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人文素养的缺失使我们的学生成了工具而不是人。孔子说：“君子不器。”就是说，人不能只是一种工具。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他具有人文精神，是因为他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可是，我们的教育只注重知识与技能的训练，而缺乏人文精神的关怀，于是人被训练成了“器”。
　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学术出版的夏天(我的意思是它比春天还热)——
“四人帮”粉碎以后，学术出版被人们的求知热所追逐而不断升温，那时学术图书只要出一本就售罄一本，出版人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这是人们对“文化大革命”中读书无用论的反动，是对蔑视知识，仇视文化，打击学术的一种否定。一旦条件成熟，读书无用论立刻烟消云散。所以，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读书无用论只是伤及我们的皮肉。可是，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下，新的读书无用论却要伤及我们的筋骨。
　如果说那是人们被迫的无用论，那么，这是人们出自内心的无用论呀!
　这，就是阅读指数连年下滑的症结所在。
　治疗新的读书无用论，最有效的办法是加强人文精神的教育和培养，让我们的学生知道人之所以为人，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充实和提升，令他们的视野得以拓展和延伸，给他们的生活涂上色彩和趣味，这样，读书才能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阅读才能成为他们一生的习惯。
　那样，学术出版的春天才会真正的到来。

　(四)
　有人说学术出版是一种小众的出版，意思是说，学术出版面对的只能是一小部分精英阶层。
　这话有一定的道理。纯而又纯的学术书，高端、专门的学术读物，它的读者对象一般都比较窄。但是这并不是说学术出版只有小众这一条死胡同。设计得好，策划得到位，学术读物同样可以成为大众的出版。一部“胡云翼文集”把它拆散成《胡云翼说诗》、《胡云翼说词》、《胡云翼选词》、《胡云翼重写文学史》，小众就成了大众。在这方面，广西师大出版社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
　在目前学术出版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如何使学术出版走出小众的困境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大课题。

　(五)
　根据我的经验，好书是不怕找不到市场的。真正的好书，一定可以赚钱。可惜的是，我们的好书实在太少。
　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我们的出版，尤其是学术出版，引进版的书一直在唱主角。我同意这样一种观点：书，一旦被引进，用中文出版了，它也就成了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必过于拘泥于它是不是引进版。用这种眼光来看问题无疑显示出我们的胸怀，和一个大国、一个雍容大度的民族的巨大包容精神。但是这并不能代替我们自主的创新，和我们民族的原创。大量引进版学术著作的长期垄断市场，只能说明我们自主原创能力的低下和自主创新产品的匮乏。
　这与弥漫在我们空气中的学术浮躁有关，而学术浮躁又与我们的评价机制有关。请想一想，要求一位教授每年必须有三本以上的著作出版，这样的著作可能是有质量的吗?我们的评价体系把量化当作惟一的法宝，必然导致浮躁。请看看那些不断出现的“著作等身”的学者、教授们的大作，有几本是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呢?学者们不潜心于学问，为职称和金钱劳碌，出版人到哪里去寻求好书呢?
　一方面是学术出版的困难重重，一方面又找不到好的学术书出版，于是中国的学术出版陷入了恶性循环。无奈的出版人，只能把目光投向海外。

(六)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作一个总结了：
　我们企盼学术出版的春天，可是它离开我们还很远。我们企盼学术出版的春天，可是这春天决不是单靠我们出版人就可以唤来的，他有赖于全社会的努力。只要我们的教育不改变，只要我们的种种不利于学术发展和公益事业发展的机制不改变，学术出版的困境就不会改变。
　但是，这同样不能成为出版人无所作为的借口。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要求我们克服困难，不折不挠地为学术出版的繁荣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出版物来培养读者，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让出版来锻造我们的民族精神。这也许很难，也许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但只要我们持之以恒，只要我们不知难而退，我们也许能成功。
　中国的出版人努力呀！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5.30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