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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著作经纪人(第1期) - 《大学出版》2004年度 - 中国高校教材图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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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著作经纪人(第1期)
胡其山(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研究生)
2006-06-09 09:11:48  来源:《大学出版》2004年第1期 
 
 著作经纪人自19世纪出现并不断发展,如今在欧美诸国早已专业化、职业化;经纪人有着明确的法律地位并在整个文化市场中占有重要一席,对这些国内业界并不陌生。随着出版产业分工的逐步细化,国内一批书商、文化工作室凭着自身的实力正一步步成长壮大,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经纪人的角色。但相比于其他行业,如体育界、文艺界、房地产业、投资业,出版经纪人还远未形成气候。但可以预见,随着市场条件进一步成熟,相关法律的逐步完备,他们极有可能迅速成为文化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力量。鉴于此,有必要给著作经纪人以明确的价值定位,在理论上为这一现象的到来作一前瞻式探索。本文就出版经纪人价值的三个特征:最活跃的因素,最自由的力量,市场经济最彻底的实践者,作一探讨。
 
 出版过程,从著作权的角度看,就是著作权产生到实现的全过程。著作权是整个过程的起点,源头。经纪人作为著作权的代理者,他势必关注著作权在整个出版过程中的全部流动细节。其活跃的特征表现为两点:一是广泛,一是深入。所谓广泛,指经纪人不仅要同不同作者、各种媒体的各类编辑、版权商、宣传部门、制作设计、订单制作及营销人员打交道,还要时刻留意其他资源的市场行情及可能的商机,可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管现在不少出版社推行项目负责制,让一个编辑负责一本书或一套书的全部生产过程,但较之经纪人的“广”,则不可同目而语。所谓深入,即指经纪人深入到出版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察
遗补缺,探幽显隐,保证整个流程的顺畅。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新作家与编辑意见相左时,新作家往往缺乏勇气说出自己的意见。此时经纪人积极协调,使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再比如,面对一份原创作品,是直接与某家出版社签订合同,还是复制多份同时寄给若干出版社,通过刺激竞价最后得到更理想的价位,经纪人一般都会选择后者。美国的出版经纪人事实上取代了普通图书出版商的某些传统职能,例如,筛选书稿、寻找新作者、构思作品主题、吸引著作者进行创作,协助作者修改、加工、润色书稿,为著作者洽谈报酬和版权等。作为所有出版环节中的“润滑剂"和“催化刑”,经纪人拥有空前的自由。
 二
 虽然因法律地位不明确:目前国内“准经纪人,在市场中颇多掣肘,但与不少出版单位相比,其自由度上的优势仍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尽管完善的集体管理制度同经纪人制并不冲突(这已为西方的实践所证实),但目前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滞后现状客观上为经纪人提供了更多的施展空间,此处汉就第一点略加展开。
 出版业作为舆论宣传的阵地,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计划性。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历了由机关而事业单位,由事业单位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进而初步融入市场经济并提出产业化集团化,出版业仍然是一个特殊的垄断性行业。此垄断的后果表现为矛盾的两方面:一是出版业得以积累了充足的资本以应对WTO带来的新规则的冲击;一是计划体制导致的难以根治的管理落后,权责不分,因循守旧。尽管我们可以乐观地预期市场经济在我国的实现力度,但出版行业作为意识形态的阵地这一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而对经纪人而言,既然他不能享受计划体制带来的实惠,也就不必承受随之而来的羁绊。他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从一出现就以完全的市场竞争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各环节的竞争。首先,经纪人对自己商人身份有明确的意识。商人的天职就是推动市场,并在市场中为自己谋得最大的利益。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羞于言利的心态,在出版经纪人面前根本不能
造成任何障碍,相反他们以能在出版的各环节进退自如而自豪。另一方面,尽管经纪人也受大环境的制约,但他不像出版社还受专业、性质、地域等条块分割限定,其活动范围几乎是不限定的,其选择是多元的。内在方面,经纪人不会受到自身体制的困扰,其主观意图与行动效果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获得一致,二者之间不存在错位、延宕、牵制、矛盾。比方说,他们是彻底的“认钱不认人”,人情稿、关系稿、垃圾稿,在他们眼里毫无价值。他们深知市场是自己惟一安身立命之所,说他们真正在心里装着读者,是亳不为过的。他们仅须遵循市场规律,一切与“利”(当然得是来源合法)相冲突的行为,都是不理智的,注定被他们抛弃。他们的自由身份决定了他们处于十分清醒的状态,相比于出版社目前的无奈处境,这是他们独有的优势。
 
 如何理解著作经纪人是文化市场经济最彻底的实践者?
 如果我们直接切入市场经济的本质,即以市场为导向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那么则须先弄清著作经纪人的资源与市场究竟何指。经纪人的资源即由作者所托之著作权的财产权及各种邻接权,即狭义上的出版资源;至于市场,经纪人须面对两个市场:第一个市场为直接市场,即著作权的购买者,包括各种媒体、文化企业、翻译者以及外国版权商,也可称之为专业市场;第二个为间接市场,即著作权转变为物质产品后面向的大众市场。两者相较显然前者为主要的关注对象,但后者的影响也不能排除。
在弄清以上两个问题后,著作经纪人的“彻底性”就体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对资源如何优化配置上,下面同样从三个方面:质量优化、结构优化、效益优化逐一分析。
 质量优化著作权,此处特指其财产权及邻接权,作为一种许可使用(非法律意义上的概念)的权利,无所谓质量。质量所指是针对权利所代表的精神产品。就其价值而言,要求作品在学术上突破创新,或在艺术上新颖别致,或在理论上缜密深厚,包括作者、出版商和读者,在这一点上都有此一致要求,非经纪人所专有。尽管经纪人在作品孕育之初就介入了创作,尽管他在编辑之先就担当了“把关人”的角色,尽管他必须跟踪产品的整个市场流程,他关心的不过是两点:第一,作品本身须有价值:第二,精神产品向物质产品的转化是其价值保值及再创造过程,而不是被减损的过程。由此可知,正因为作品的价值被经纪人视为安身立命之本,自然地,当他与作者,或与编辑、出版商因为价值问题而各执一词时,他必然会固守价值至上观念,而不会轻易地妥协。诸如作者只求出版,不惜一味曲己以迎合编辑口味;诸如编辑为求稿源而良莠并蓄;诸如出版商为抢占市场而
粗制滥造等等,这种种行为都将在经纪人的“价值至上”前碰壁。这一彻底的“价值原则”可谓公私两利:于私能丰富优化经纪人的资源储各;于公能减少重复出版、跟风炒作等不良现象。
 与价值优化相伴随的是资源的使用价值的优化。如果说前者是静态的质量优化,后者则是动态的质量优化。这种动态的质量优化,即经纪人在直接市场上通过一系列操作,使资源在最大程度上通过间接市场发挥其特殊的有用性,满足人们的需要。也就是说,资源的质量(有用性)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间接市场的认可,经纪人在直接市场中的动态优化至关重要。因此,资源的使用价值优化对质量优化而言,更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一部作品诞生后,譬如说是一部长篇小说,经纪人就面临如下选择:直接出版;或者首先在报纸上连载:或者直接卖给电影公司;或者直接卖给国外版权商……每种选择的最终实现在满足人们需要上都是不同的。如果经纪人希望借电影的影响,使作品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且电影公司开出的价格令人满意,于是经纪人首先把作品的电影改编权卖给某电影公司。但事实上,由于该电影公司资本有限,目前无力运作此项目,或
者其选定的演职员队伍力量薄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电影改编权这一资源事实上无法发挥或无法充分发挥出其使用价值。究其根源正在于经纪人在直接市场上的操作失当,在于经纪人对资源使用价值优化的无知或漠视。因此,为了尽可能实现资源的使用价值,经纪人必须综合考虑作品特色一实际需求、预期价格,特别是购买者的运作能力及运作水平后,再作出选择,方能实现资源的使用价值的优化。
 结构优化随着一部作品诞生,其财产权及邻接权随之具备,同时,诸权利之间的结构关系也大体确定。对具体一部作品而言,其衍生的各种资源在整体中的地位不可能是平等均衡的,必然因作品的特色而有主、次之分,高、低之别另一方面,对经纪人拥有的全部出版资源而言,其内部必然有序地存在一个轻重缓急的关系,一个高下主次的关系,一个协调互补的关系。如果把作者比作一个交响乐作曲家,那么经纪人就是其作品的演奏指挥者,由作品衍生的出版资源即演奏人员面对的分谱。对一部优美的交响乐而言,它总是要讲究节奏的强弱,音色的搭配,调性的主次,甚至还包括大段的空白。如果指挥家一定要追求齐头并进气势恢宏的效果,令八音齐奏五色杂陈,那就违背了音乐的基本规律——和谐,就是一团糟了。同样,作为出版资源总指挥的经纪人,他必然要遵循各资源之间结构上的规律:有突出、抓重点、讲搭配、分主次,使各种资源各得其所。
 比如,对一个电影剧本而言,一般来说,它适合于拍成电影,改编成小说、诗歌、甚至漫画,也可以改编成歌剧、芭蕾舞剧,甚至传统戏剧。从现实的操作性及市场需求出发来分析,显然拍成电影比改编成芭蕾舞剧在主、客观条件上都要充足得多,即经纪人的着力点应放在前者。但如果作者一定要把着力点放在后者,或者平均用力四面出击,那就是舍本而逐末了。由此而指挥出的“音乐”也难以和谐。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新的商机出现,都有可能导致各资源的地位发生相
应的变化。此时,经纪人就须重新考察资源之间的关系,果断调整资源的结构,达到资源结构的再优化。因此,在出版经纪人的眼中,资源的结构优化是动态的,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

 效益优化前者谈结构、谈质量,其实最终指归无不与效益优化紧密相关。此处再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考察效益的优化;长远效益的优化,社会效益的优化。

 一部作品,经由经纪人的运作走向市场并获得成功,这是经纪人较好地实现资源的当前效益。之后作品的命运面临三种情况:一是昙花一现之后淹没无闻;二是在原作基础上继续开拓,不断升华,使作品的价值与生命与时俱进;三是价值长存,历久弥新,千载以降犹启人智慧发人思考。第一种情形在当前市场上触目皆是且势头不减;第三种情形是天才作品,属于凤毛麟角,可遇难求;只有第二种情况,对经纪人来说,既是力所能及,也最现实持久。前面说过,著作权是经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经纪人不是作者,作者拥有无限的创造力;经纪人不是出版商,出版商可以多方出击,截长补短。经纪人拥有的资源只是作者授予的各种权利,在这些权利(客观存在)面前,经纪人是第二性的,是相对被动的,他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作文章,珍视每一项资源,兢兢业业,深谋远虑,绝不能搞一次性消费,一锤子买卖。因此,能获得满意的当前效益固然可喜,经纪人更应时刻思考第二步、第三步。市场是变幻莫测的,需求也是变动不居的,只有源头活水,才能保证经纪人的“资源之塘”始终风生水起。活水哪里来,首先来源于经纪人对作品的严格把关,尽量选择长线作品,具有长销力的作品;其次,来自于经纪人对资源的再开发,即通过与作者沟通,多角度、多层次地挖掘、激活资源的市场潜力。
 关于出版资源社会效益的优化,是一个业内经常思考的问题。尽管经纪人并不直接参与作品的创作,也不直接介入产品生产,但作品的社会效益只有经过他才能由某种权利变为现实,即经纪人主要不是通过作品的具体内容、具体形式,而是通过对作品权利的实现方式的评价取舍来影响社会效益的大小得失。对经纪人而言,一方面,不同的艺术形式(内容承载方式)对应出版资源中不同的权利,如电影与电影改编权相对应;另一方面,评价不同的艺术形式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的标准?各有其特殊性。因此,经纪人不会拿判断小说的标准来衡量电影,也不会拿评价漫画的标准来预铡小说。推而广之,经纪人不会以估计甲权利的标准来衡量同一作品中之乙权利,想当然地认为既然甲权利的实现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那么乙权利也必定能收获同样的社会效益。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同源作品各自评价标准的特殊性?对经纪人来说,不同主管部门的审查标准之间的差异是直接原因。譬如:经纪人希望把某部小说的电影改编权卖给电影公司,尽管小说的出版已获得较好的社会认可,但他并不能由此肯定其后的电影能获得同样的效果。因为电影必须首先面对主管部门的审查。电影审查与图书审查体制不同,标准各异,图书审查能够通过,在电影审查中未必能获通过。
 例如上世纪90年代的作家王朔,尽管其小说火爆一时,但几部随之改编的电影至今不能同观众见面。因此,专业的经纪人吃透政策,把握标准,从而实现资源社会效益的优化,是不可或缺的。
当前文化产业正如日中天,知识经济前途无限,同时入世也将为中国的版权经济带来更多机遇。著作经纪人究竟将如何发展,本文仅从三个方面作了一些肯定、分析和设想,以作引玉之砖。预测未来是危险的,但有一点无庸置疑:有中国特色的著作经纪人的时代即将到来。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新闻系研究生)

来源:《大学出版》2004年第1期

 


 

本版责编:金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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